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汉学家。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中文名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 。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年至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 、《中国古典诗歌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茅盾的《子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 、巴金的《家》和《寒夜》 ，以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汉文艺批评文集》 、 《中国现代文学》 、 《中国的妇女与文学》 、 《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20世纪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北岛《太阳城札记》 (慕尼黑.Hanser.1991) 杨炼《面具和鳄鱼》 (柏林.Aufbau.1994)杨炼《大海停止之处》 (斯图加特.EditionSolitude.1996)《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1994)张枣《春秋来信》 (艾辛根，HeiderhoffVerlag,1999)梁秉均《政治的蔬菜》 (柏林.DAAD.2000)、北岛《战后》 (慕尼黑.Hanser.2001)翟永明《咖啡馆之歌》 (波恩.WeidleVerlag.2004)作为作家的顾彬，也出版了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诗集： 《新离骚》 (波恩.2000)、 《愚人塔》 (波恩.2002)和 《影舞者》 (波恩.2004)；散文集： 《黑色的故事》 (维也纳.2005)。

怀古的顾彬艾柯（ 《德国之声》 记者）：我们跟顾彬都在波恩，对他还是有些了解。他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笑传他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相对现代中国，他更会怀古。唐诗让顾彬痴迷杨武能（著名德文翻译家和日耳曼学者）：顾彬与我已是有二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信不信由你，他最初着迷于中国文化文学是因为读了一首李白的诗,读了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006年11月, 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2006年12月11日 ,<<重庆晨报>>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引起了各界读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争议。事后，顾彬对这一事件作了回应，称<<重庆晨报>>的报道与他的谈话内容有不符合之处。 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

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

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