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1890年—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当今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求学时期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于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一个丹麦移民的家里。他的父亲丹尼斯·哈特·马汉是西点军校的著名教授，在战争艺术和军事工程学方面均颇有造诣。具有戏剧性巧合的是，马汉父子二人都崇拜约米尼的战争思想，而儿子致力于将约米尼关于陆上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用于海上作战之中。家庭无疑对童年时代的马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汉于14岁的时候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1856年9月30日转学到美国海军军官的摇篮——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在学习中，马汉第一次吐露了他胸中的远大抱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产生斯蒂芬、德凯特式的海上英雄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没有客观现实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马汉本人出众的才华，引起了不少同学与军官的嫉恨。以他的水平与能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高居全班首位。但他宁愿要第二名，究其原因不是他不发奋，而是他想避免与那些追逐名利的同学之间的冲突，这样也可以使自己更加潜心于研究与学习，马汉也由此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考习惯，这对他未来伟大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859年，马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随后他参加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在北军“国会”号军舰上任职，随舰在巴西、乌拉圭海岸值勤。1863年10月马汉又被调到海岸炮舰“塞米诺尔”号。1865年战争结束，25岁的马汉晋升少校。经过南北战争的打击，美国的海军力量极大的被削弱；而另一方面，抚平了内战伤痛之后的美国也将要开始对外扩张的进程了。这种历史需要和现实的矛盾将伴随马汉的海军生涯，也催化出震动世界的海权论。

1867—1869年马汉在“易洛魁”号上赴远东巡航。1872—1874年任“黄蜂”号舰长。1877年任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军械部与射击部主任。1883—1885年任“汉诸塞”号巡洋舰舰长。对以成为海军理论家的马汉而言，这20年海上生活看起来多少有点平淡和枯燥。但是这也让马汉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海上实践经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了海军战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在此期间，马汉还发表了《论海军官兵教育》和《墨西哥湾和内陆水域》两本书，这些从实践到创作的经验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1885年，在纽波特海军学院院长卢斯的推荐下，45岁的马汉调入海军学院，以上校军衔出任该院海战史和海军战略课的讲师。执教于海军最高学府，这是马汉人生的重大转折，使他成为海军理论家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在海军军校时执教生活使得马汉能有更充分的时间从事战史研究以及海军战略的思考。1886年，由于他在教学上的成就首度出任海军学院院长。1888年担任西北海军船坞基地主席。1899年又调往海军导航局工作。

1886年5月初，马汉已经为编写海上力量讲义积累了400多页的笔记，在这年6—8月他写完了关于海上力量对历史影响这个论题的详细提纲。到1891年，马汉已经因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讲稿而闻名于海军。1890年5月的第一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正式问世。　

1896年，56岁的马汉结束了在美国海军40年的服务，退出现役。但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已经退役的马汉在海军部的要求下成为海军战略委员会成员，直到战争结束。1902—1903年，马汉担任美国海军历史学会主席，这是唯一一位非历史学家出身的退役军人担任这一崇高的学术职务。1906年，根据国会的一项特别法案，马汉晋升为海军少将。1908年出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

1908年，海军部命令68岁的马汉少将前往海军学院临时服役，以便撰写《海军战略》一书。1911年，《海军战略》发表。马汉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汲取了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尤其是约米尼的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借鉴了英国海军理论家科洛姆、科贝特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包括“中央位置”、“交通线”、“舰队决战”、“集中兵力”等作战原则，丰富了海权论理论体系。

1914年12月1日早晨7点15分，马汉在74岁的高龄卒于华盛顿海军医院，但是他的理论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海上战争中得以证明、丰富和充实，成为不朽的海战准则。

1886—1889年、1892—1893年，马汉两度出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他把自己的先进军事思想投入到学院的教学中，亲自给学员授课，把以前分散的各种军舰战术协同起来，形成一个包括战列舰、巡洋舰、撞角舰和鱼雷舰在内的舰队战术体系。同时马汉为了教授内容形象直观，利于学员理解，还亲手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舰船模型，并用蜡笔染上五颜六色，以区分各个国家的舰队。实践证明，在图板上和“澡盆”里显示海上作战，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创造。可以说，它是美国海军进行模拟演习的开端。

马汉还与学员共同研究以前的海战，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注意研究陆军战术原则在海上作战中的运用。他的平易近人和学识渊博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上完课后，有一个学员站起来发自内心地大声喊道：“海军中的若米尼（若米尼是与克劳塞维茨相比肩的西方近代军事科学巨匠）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我们尊敬的马汉海军上校。”

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附近的水域，再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再进一步与列强共同利用东南亚与中国的海洋利益。马汉的海权论对日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影响甚大。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控制中美洲的“巨棒政策”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都以马汉理论为原形。

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并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例如：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的距离不远不近，既足以使英国获得对抗外敌入侵的相当安全保障，又便于打击敌人，换言之，进可攻退可守。英国以英吉利海峡和欧洲大陆相隔大，不仅有水为屏障，且距欧洲大陆近，因此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可集中国力发展海权，以优势的海军来封锁欧洲大陆港口，并控制出入欧洲北部的航线。与英国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国，他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其海军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因此在海权竞争中，法国对英国便居于劣势。

具绵长之海岸线及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口。海岸线可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港湾则代表向海发展的先天潜力，而土地的肥沃与否，则影响人民讨海为生的意愿和需求。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其边界的一部份，凡是一个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其人民便较容易向外发展，与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迁，不愿投身海洋，如法国。相反，则逼使人民不得不讨海维生，如荷兰、葡萄牙。

供应必要物资，但地形未经河川严重分割，大到难于防守；马汉认为国土的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相配合。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数与海岸线总长度的比例，具极大重要性。否则广大的领土可能反而成为弱点。如面积太大，而人口与资源不成比例的国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大弱点。以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为例，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长的海岸线和太多的内陆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导致失败。领土幅员应和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地广人稀、过度绵长的海岸线及内陆水道众多等，有时反而成为弱点，如美国南北战争时之南方领土即是。

提供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培育，储备海军后备力量；人口数量和素质对海权均为重要基楚，海权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从事航海事业人口，而其中直接参加海洋生活的人数更应占相当高度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运和贸易）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争中的持久力。英国即为典型例证，他不仅是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国家，拥有发展海权的必要人力与技术资源。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的比例。

面向海洋，具冒险犯难的性格，促进商机及航运发展；国民对海上贸易的意愿及航海生产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极重要。若国民以向海洋寻求财富为荣，航海事业自然蓬勃。海洋商业与海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的开拓，终使英国成为海权霸主。主要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

政府的战咯主张，影响海军武力的运用；政府必须明智而坚毅，始能对海权作长期发展。英国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英国的国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

马汉认为英国之成就为空前海洋强权，除了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优势外，其政府海权运作的适切，实居关键。在海权运作方面，马汉认为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能力，无广大殖民地（资源、基地和市场），以及训练有素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虽有先天优越条件，亦将无能为力，尤其在战争工具运用上，即制海权争取上，英国通常均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国却热衷于领土的征服而未着眼于击灭英国舰队，于是结果便完全不同。

作为一名海军史学家与战略思想家，马汉的声望主要建立在1890年至1905年先后出版的“海权的影响”四部曲，这四部著作分别是：1.《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3.《纳尔逊的生平：英国海权的象征》，4.《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通过这四部著作，马汉首次揭示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

马汉个人的“先知”般声望，也正是由这一系列著作奠定的：英国海军部在竞相传阅他的作品，德皇是他的推崇者，就连远在东方的日本也有一批马汉的追随者；自马汉的著作出版以来，但凡对海权提出看法者，从东到西，自古而今，无论是科隆布、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还是魏格纳、卡斯特，都公推马汉为海权思想之集大成者。

作为一名战略思想家，马汉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详尽叙述，从而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分散理念综合成为一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进而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从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即他首次展示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英国战略思想家利德尔·哈特所言的“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兴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毕生未曾统帅过巨舰的海军上校，却是后世万千海军的上将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