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字仲，谥平，也称晏子。春秋时齐国夷维(山东高密)人,齐国大夫。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曾奉景公之命，与晋联姻，曾预言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取代。传世有《晏子春秋》一书，当是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敢于犯颜直谏，纠正国君的错误,提倡节俭并且自己能身体力行。 灵公，庄公、景公三帝，均在齐国为官，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传说晏子五短身材，“长不满六尺”，貌不出众，但足智多谋，刚正不阿，为齐国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晏子善于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曾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 晏子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子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子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子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子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子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子，将其比为管仲。

春秋时期，诸侯并起，风云变幻。晏子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勇义笃礼。他内辅国政，屡谏齐王，竭心尽力拯救内忧外患的齐国。在对外斗争中，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诸葛亮曾在他的《梁甫吟》中称赞晏子说：“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司马迁更是对晏子敬佩仰慕有加，他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感慨地说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祈慕焉。” 　

智谏省刑

因景公滥用刖刑，无数人被割去了脚，使临淄城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鞋子很便宜，都卖不出去，假脚很贵，却买不到，叫做“踊贵履贱”。晏子借景公为他迁府之机，机智地向景公进谏，省去了刖刑。

由于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而出现了人民劳动所得公室征去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供老小食用。国库的粮食腐烂生虫而老百姓受灾冻饿而死。一年临淄连降几天大雨，晏子先把自己家中粮食分给灾民，三次进谏景公开仓济民。

二桃杀三士

一天，鲁齐结好，齐景公宴请鲁昭公。酒至半酣，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景公准奏后，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个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依礼，齐鲁二国君各享一个，齐鲁二国相各享一个。盘中尚剩两个，晏子奏请赏给臣下功深劳重的人，以表彰其贤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二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劳，并即刻将两桃分别赐给了这两人。田开疆以开疆拓边有功而自荐。晏子评定田开疆功劳为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齐景公说他自荐得迟，已没有桃子来表彰其大功。田开疆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自杀身亡。晏子就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三人，消除了齐国隐患。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子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子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子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子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子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晏子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来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子，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子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子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子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子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晏子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本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可怎么却也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晏子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呢？”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宴会后，楚灵王接见了晏子，；楚灵王一见到晏子，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履，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敝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子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齐庄公

晏子继父任为卿(执政的高级长官)时，已是齐灵公末年。当时的齐国早已不是管仲为相时的齐桓公时代，中原霸主的地位早已易位，国势也日渐衰微。偏偏这齐灵公又昏庸怪僻，懦弱无能，还穷兵黩武，屡犯鲁境，弄得国弱兵疲，百姓怨声载道。尽管晏子屡进忠言，却很少被齐灵公采纳。周灵王十七年(公元前555年)十月，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齐国。齐灵公率兵在平阴(齐地，今山东平阴县东北)抵抗，结果兵败逃亡，第二年就死了。齐灵公死后，齐庄公继位。齐庄公也是一个昏君，他只知崇尚武力，而不顾道义。他在国内设置了“勇士”爵位，还重用殖绰、郭最等勇士，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这样一来，就使得一些流氓无赖、地痞恶霸在朝廷内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家家关门，人人自危。身为相国的晏子眼看着齐国风气日下，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心急如焚。他曾多次劝说齐庄公要用勇力来实行礼义，不要靠威强立身，本暴力行事。然而齐庄公就是听不进去。他见齐庄公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便辗转反侧，忧心忡忡。其实，齐庄公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对外用兵，建立武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对晏子的劝导，不但不听，反而渐生嫌烦之意。

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齐庄公不听晏子劝阻，执意收留了晋国的下卿栾盈，还暗中将栾盈及其党徒送入曲沃(河南陕县南曲沃镇)组织叛乱，并乘机攻打晋国。其后不久，又对晏子的劝阻于不顾，仍然一意孤行，兴兵伐鲁，终于激怒了晋国。晏子无奈，只好将家中贵重物品上充国库，其余尽散周围百姓，携带妻儿老小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一边打鱼和耕田以维持生活，一边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五月，当晋国联合众诸侯意欲大举伐齐的时候，齐国朝野上下惊慌万状。正巧在这时，齐庄公和大贵族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的事，被崔杼知道了。于是，崔杼决定乘机杀死庄公以向晋国解说。这天，齐庄公大摆酒席，招待前来进贡的莒国国君黎比公，叫大臣们前来坐陪。崔杼称病未去，齐庄公不但未加责怪，反而暗自欢喜，他又能去会见棠姜了。席罢人散，齐庄公以探病为由去崔杼家与棠姜私会，旋即被预先埋伏在宅中的勇土射杀，丢了性命。

晏子听说齐庄公被崔杼所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庄公。晏子来到崔杼家门前，他身边的下人担心地问他：“您将为国君而死吗？”晏子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应该为他而死？”手下人又说：“那么我们何不逃跑呢？”晏子说：“难道国君的死是我的罪过，我要逃跑？”“那么我们还是回去吧？”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回到哪里去呢？作为万民之主，难道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地位来高跨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俸禄？应当保卫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臣下就应该为他而死；君主为国家而逃亡，臣下就应该跟他逃亡。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死，为个人的事情而逃亡，不是他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呢？可是我现在又能回到哪里去呢？”说罢，晏子径自闯进崔家，脱掉帽子，捶胸顿足，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然后起身离去；崔杼的左右欲杀掉晏子，崔杼对晏子也早已恨之入骨，但转念一想，对身边的人说：“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杀了他，我就会失去民心。”

崔杼杀死齐庄公后；便和另一个大贵族庆封一起，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为国君，这就是齐景公。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驱赶到太公庙上，派上千名兵马内外把守，逼迫大家宣誓忠并服从他。稍有违迕，即被处死。已经杀了七个人，气氛十分恐怖。轮到晏子了。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晏子。只见晏子从容地端起滴过血的酒杯；义愤填膺地对天悲叹道：“可恨!崔抒无道弑君王。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均不得好死!”说罢，便一饮而尽，怒目而向崔杼等人。崔杼恼羞成怒，恶狠狠地用剑顶着晏子的胸膛，要他重新发誓。晏子毫不畏惧，厉声回答：“不管你是用刀砍头，还是用剑穿胸，我晏子决不屈服！”崔杼怒火中烧，眼看就要下手。这时，身边的一个心腹悄悄地对他说：“千万使不得!您杀庄公，是因为他无道，国人反应不大，您如果杀了晏子，那可就麻烦了。”崔杼无可奈何，怒视着晏子离去。

齐景公即位之初，对晏子并未重用，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山东阿城镇)。晏子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子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子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晏子谢罪说；“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齐景公同意了。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子的好话。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子，重重赏赐他。谁知晏子却推辞不受，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晏子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他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人。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臣判狱断案，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的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循章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贵官的反对。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会遭到臣的拒绝，这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一来，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齐景公听完晏子这一番话；才知道晏子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子。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以晏子，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有一次，齐景公召来晏子请教如何兴国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先君(指齐桓公)的伟业，重振雄风，晏子沉吟片刻，说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访一下民情，回来后再议兴国大计，如何？”这齐景公本来就轻国事而重享乐，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见晏子要陪自己微服私访觉得很新鲜，便同意了。

三士冢为一墓三坟，南北五十五米，东西一百一十米，封土高大。今墓四周已建围墙加以保护。南设圆门和映壁，刻《梁甫吟》及摹刻“二桃杀三士”的汉画像嵌于映壁。坟墓两侧置张逊三书写的“三士冢”石碑。传说，诸葛亮曾经到此一游，作《梁甫吟》：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此诗表达了诸葛亮对三勇士的同情，而对晏子进行了讥讽和谴责。

清代诗人赵执信也曾作《三士墓》诗：石父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将桃园杀几多！赵执信的观点和感情与诸葛亮是一致的。而清代诗人崔象珏的《三士墓》诗曰：勇士虽优兼智短，名心太重视身轻。仪延并用终为乱，诸葛何须笑晏子！

崔象珏表现了否定三勇士的观点，与诸葛亮《梁父吟》是大有不同的。

要求统治者听取下层的意见

晏子居住于闹市，很不安静，房屋低矮潮湿，院中泥泞难行，但他却坚持不搬迁，就是为了接近群众，了解下情。晏子还认为：朝廷之上应该让臣下充分发表意见，反对“朝居严”，他说：“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吾谓之瘖，上无闻则吾谓之聋。聋瘖，非害国家而如何也。”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这是要求统治者在朝廷上，要有宽松的气氛，使人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比进步政治家郑子产不毁乡校听取国人意见，更有积极意义。

晏子还进一步论述国君要听取大臣的不同意见。晏子聘鲁时，鲁昭公问他：“语曰：‘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鲁一国迷虑之，不免于乱，可也?”晏子对曰：“古之所谓‘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为众矣，……今鲁国之群臣以千百数，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虽然群臣很多，却都是一些迎合国君的人，没有不同意见，哪里算三人呢!晏子的这些话，与唐代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相同的意思，但却比魏徵早提出1200多年。

当时齐国在法制上的腐败主要是枉法滥刑。例如有人损坏了景公所喜爱的槐树，景公就要杀死这个人。景公还要诛杀惊吓了爱鸟的百姓。上行下效，齐国多狱多刑。“拘者满圄，怨者满朝”，因为受刑者多，买假肢的多，买鞋的少，所以市场上鞋便宜假肢贵。这样，统治者失去了民心，危及了国家安定。晏子向景公提出：“赏无功则乱，罚不知为虐”，应该“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应以法治国，“诛不避贵，赏不遗贱。”这和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绝对不同的。晏子的法治思想，被战国时韩非等法家所继承。《韩非子·有度篇》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些与晏子的主张是相同的。

晏子还进一步指出：“国无常法，民无经纪……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国之行也。”这是说，国家没有固定的法令治理政务，百姓就没有纲纪可供遵循，要想“国有常法，民有纲纪”，就必须制法修令，以法治国。必须确定固定的法律，不可任君主随时以言代法，以私意裁断和赏罚。

要想废除滥刑还必须“刑罚中于法，废罪顺于民”，就是刑罚合于法度，废除罪名合乎百姓的心愿。还要“明王修道，一民同俗”。这是说，君王修定法令，必须和民间的风俗相适应，合乎民情。

晏子认为，减少对外征战，既可减轻百姓的赋役，又可保全百姓的性命，免遭战火蹂躏，可以稳定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经济，增长国力。他曾劝谏庄公征伐晋国是“奋乎勇力，不顾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景公时，他劝谏景公不要随意对外用兵，而应和邻国和睦相处。不要“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导致“诸侯不悦，百姓不亲。”

晏子主张：“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又说：“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这些主张充分表明了晏子的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晏子反对不义之战，比墨子的非攻思想早了近一个世纪。

有些人叹为“礼崩乐坏”。在这个客观现实面前，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而晏子则适应社会潮流，反对繁琐的礼仪，反对久丧厚葬。 齐国历来就有久丧厚葬的风俗。临淄发现春秋时期的殉马坑，一次殉良马600匹。晏子认为：“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拍马溜须的宠臣梁丘据死了，景公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晏子谏：“据之防塞群臣，拥蔽君，无乃甚乎?”言词委婉，态度明确，景公“遂罢为垄之役，废厚葬之令。”

晏子指出：“今品人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即是说，现在众多的人，都讲究繁琐费事的表面礼仪，嗜好侈人心志的声色舞乐，盛行厚葬久丧，使人破财伤身。他反对“累世殚国以奉死”，把贵重有用的器物货财，尽可能多地当作陪葬品供养死人，因为这样做，“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这显示晏子讲求务实的精神，不去追求不实用的东西。

晏子的父亲死了，他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治丧从简。他的家臣说：“非大夫丧父之礼也。”认为这样做与他家的身份不相称，有些丢面子。晏子却说：“惟卿为大夫。”意思是：诸侯相当于天子之大夫，而我只是诸侯之卿，不过相当于天子之士而已，父葬从简是应当的。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犯颜直谏，匡正君过的次数不下百次。刘向《晏子·叙录》也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晏子认为：“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又说：“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避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谏君不怕得罪国君，不怕顶撞国君，对那些拍马溜须、掩饰国君过错之人非常痛恨。他多次指责景公的宠臣梁丘据之流。

齐景公大兴土木役使百姓，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又为邹之长涂。晏子谏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进一步举出楚灵王筑顷宫三年未息而民叛之。“灵王死于乾溪”等例子劝说景公，景公只好接受晏子的意见，停修这些工程。

在专制君权统治下，谏君对制约君权只能起到微弱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去限制君权。但是，有一点限制总比毫无限制要好一些。

晏子对君、臣、民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他摒弃了管仲“尊君”“牧民”的思想，认为君、臣、民都属于国家社稷，臣、民不是君的私属。齐国大夫崔杼杀死齐庄公，晏子不为齐君死。他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像齐庄公这样的昏庸之君，当然不能为他殉难。

晏子还认为：君不用臣，则臣可去。他曾对晋叔向说：“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又说：“事君尽礼行忠，不正爵禄(不必为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晏子曾辞官不就而东耕于海滨。

晏子指出君民关系，应该“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国君应该“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晏子生活于春秋中期，作为一个从政半个世纪的政治家，做出了他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派。他的思想受君权的限制，没有全部实现。他的谏君及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坚决惩处一些统治者的腐败行为，限制齐君过度榨取百姓血汗，虽然是为了姜齐政权的巩固，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同时，他的这些措施，也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有利于保护百姓生命、改善百姓生活。春秋中期，产生了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齐国的管仲、晏子，郑国的子产就是这些进步势力的代表，他们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不是阻止社会进步的保守派。

晏子的思想与墨家思想有些相近。但是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晏子与墨子的观点却大不相同。墨子“明鬼”，是为了证明鬼神有灵，令人相信；晏子言鬼，则是为了证明鬼神无灵，不可迷信。今将晏子的无神论思想表现列举如下：

《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谏上》均载：齐景公久病不愈，命史固、祝佗遍祭山川祖庙，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更重了。景公想杀人祈天灭灾，晏子从两个方面谏阻，其一，说明景公远贤臣、亲小人，堵塞了进谏之路，招致了国人的诅咒；其二，指出“上帝神， 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两人祝，一国诅，祷告者少而咒诅者多，若获罪于民，靠祈祷上帝也无济于事，表现了其重人事而远鬼神的思想。

《晏子春秋·谏上》又载：齐国久旱不雨，误了农时，齐景公要征收赋税祭祀灵山，晏子进谏说：“不可！祠（祀）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祀）之无益。”景公又想祭祀河神，晏子阻止说：“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祀）之何益！”晏子这里运用形象生动的比拟，阐明山神、河神均自身难保，急需雨而无雨，又怎么能给人降雨呢？他认为山川无神灵，岁旱祈天祷雨无用无益。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春秋·外篇》均记载，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恐惧，以为是凶兆，要派祝官设坛祈天消灾。晏子阻止说：“无益也，祈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他认为这种做法没有用，只能招得欺骗。君王无秽德，又何必祭祷呢？如果德行污秽，祭祷又能减轻什么呢？并援引了《诗经·大雅·大明》中诗句，劝谏景公要修德，做个贤德的圣君。 晏子把天、山、河、星等自然界看作是无神灵的客观事物，并有理有据地阐明，它们本来就是无知的，说它们有神灵，这是人们附会给它们的，不足为信，充分体现出晏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晏子春秋·谏上》记载：齐景公想讨伐宋国，“师过泰山，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觉，辟门召占梦者。”占梦者附会说是“泰山之神怒也。”晏子从占梦者的口中得知“二丈夫”的声音相貌，就编造说“二丈夫”是宋国的先祖商汤和伊尹，说据此为景公“占梦”。晏子通达古今，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将计就计的“圆梦”方式，耐心劝导景公，从而阻止了齐伐宋之举。

《晏子春秋·杂下》又载：齐景公患了水肿病，卧数十日，一天夜里梦见与二日搏斗，不胜。景公将梦境告诉了晏子，担心自己会死去。晏子不相信占梦者的谎言，为了消除景公的思想疑虑，他特意编造了一段虚言说：“公所病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公病将已。”他说景公的病因是阴性的（指水），太阳是阳性的。一阴不能胜二阳，景公的病就要好了。并让占梦者按照他编造的这段虚言去为景公占梦，从而解除了景公的心病，居三日，公病大愈。 这两次，晏子都是用虚言“占梦”之法，或出于自言令君疑，或借占梦口述令君信，均说明了占梦不足信，占梦是虚言欺人的。

《晏子春秋·谏上》记载：近臣裔款引荐楚巫微进见齐景公，楚巫说：“您是光明神灵的主，是天帝任命的君王。您即位十七年了，没有成就什么大事，是因为明神还没降临到您这儿。请让我请来五帝，让您的德行彰明。”楚巫巡视了国都郊外，说五帝的位置在牛山（今淄博临淄南，又名牛首山），要求斋戒后方可登山。景公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将楚巫奉为神明，命百官供斋具于楚巫之所，让裔款辅助之。晏子进谏说：“古时人们不轻忽慢易地频繁祭祀，也不轻视自己而依靠神巫。如今国政混乱而行为邪辟，却怎么能求五帝来彰明德行呢？弃贤而用巫，又怎么能求五帝到来呢？百姓不随便迁就坏德行，福祉也不会随便降临，您请求五帝，不也难吗！可惜呵！您的地位这么高，所发的言论却这么卑下。”晏子以齐君的行为，证明其距离五帝之明德甚远，告诉齐君：“民不苟德，福不苟降”，要想使德行光大，只有勤加修明。晏子持论有据，言之成理，戳穿了楚巫的鬼话，提醒景公不要被楚巫蒙骗，指出鬼神不是支配人的无上力量，而是听从人安排的。最后，景公醒悟，终于“送楚巫于东，而拘裔款于国。” 《晏子春秋·外篇上》载：太仆欺骗景公说他能使地动。晏子观星象，知地动，以天文地理知识指出，根据星宿的位置，即可预测地震，讲明“非能动地，地固将动”的真相，说明地动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从而戳穿了太仆的欺君谎言，并令其向景公认罪自首。 《晏子春秋·杂下》记载，史官柏常骞为了讨得景公赏识，利用职务之便欺骗国君，扬言自己能为君王除邪祈寿，晏子及时洞察了柏常骞的阴谋，并以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揭穿了他的大骗局。楚巫能致五帝、明君德，太仆能使地动，柏常骞能除邪祈寿，凡此种种弥天大谎，均未逃出晏子的锐眼，都被他一一彻底戳穿了。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春秋时代齐国晏子的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相传为晏子撰，现在一般认为是后人集其言行轶事而成。书名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称《晏子》，列在儒家类。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内、外篇。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写出了晏子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书中寓言多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讽喻性强，对后世寓言有较大的影响。 晏子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不过，晏子崇高的形象主要归功于《晏子春秋》。

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旧题为晏子撰，实为后人之伪托。其成书时间不详，至迟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就已经成书。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但在篇末又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祈慕焉。”让司马迁如此崇拜的人，岂能是一介凡夫俗子？ 　

自从司马迁将管仲和晏子的事迹合写成《管晏列传》之后，世人便多将管、晏二人并称。宋人苏辙认为：“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礼义。晏子之为人勇于义、笃于礼，管子盖有愧焉。”也有人认为，晏子直言敢谏，为民请命，诚然可敬可嘉，但却很少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应该做的，不能使君行；他认为不该做的；也不能使君必止。与管仲相桓公，言必行，行必果相差甚深。然而，无庸置疑的是，晏子的敢于直谏，勇义笃礼，克己奉公的精神，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中刚柔相济的风范，都为后人所景仰。在他的的政治生涯中，时时处处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

晏子墓在齐国故城宫城北门外，今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墓高约11米，南北50米，东西43米。墓前立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