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是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郑樵，生于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1162年4月26日)。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刻苦力学30年，郑樵立志读遍古今书，郑樵和从兄郑厚到处借书求读，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1152年，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其中《通志》的「二十略」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後，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郑樵一生专心著述，据统计达84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其《通志》为一部巨著，共200卷，分传、谱、略3部分。20略共52卷，是全书精华。其中的《校雠略》和《艺文略》是研究中国目录学、校雠学的重要文献。在《校雠略》中，郑樵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采访、类例、著录、注释的观点。在《艺文略》中，郑樵突破前人所用的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九分等文献分类方法，创立了12类、100家、432种的分类体系，著录10912部、110972卷图书，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当时的文献存亡情况，超越了前人，取得很大成就。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郑樵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郑樵生于北宋徽宗三年（公元1104年），郑樵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家庭较好的影响和教育，郑樵的先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的进士）、父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都是读书和做过小官的。郑樵是唐五官中郎将郑庄的后裔，当年郑庄曾与兄长郑露和乃弟郑淑入莆倡学，是开发莆田文化的有功之人。郑樵的家乡虽然处在万山之中的莆田广业里山区，但郑樵从小就立下要读尽古今书，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的宏伟抱负。当郑樵刚长到16岁时，郑樵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克服家贫无书读的困难，郑樵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

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把眼光开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郑樵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郑樵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但要研究书本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并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年轻时代的郑樵，在刻苦追求学问的同时，还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靖康元年（1126年），当郑樵看到宋朝由于受到北方强敌金兵的侵犯，国家处于空前的危难，郑樵就立即和郑厚一起联名向朝廷当权者上书，陈述自己兄弟俩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但由于种种原因，郑樵的愿望一直得不到朝廷重视。尽管如此，郑樵的抗金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到郑樵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郑厚在悲观失望的同时，下山参加科举，继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郑樵不愿下山应试。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三个大困难：一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郑樵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成功；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雅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史》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经过三年的努力，郑樵在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郑樵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当郑樵得到著《通史》所需学问后，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郑樵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郑樵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绍兴八年（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史》的愿望。这时，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然而，也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自绍兴九年（1139年）当宰相起，一直当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在这长达16年的漫长时间中，秦桧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史》，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一个又一个厄运的打击，先是郑樵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郑樵的幼儿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郑樵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郑樵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所以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郑樵续著的公文。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一部远避宋朝国史三百年的史学巨著《通志》。郑樵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郑樵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由于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郑樵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就在这时，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人间奇辱，依然以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述作。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的著作。这一年的夏天，当郑樵把这部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巨著送到杭州时，宋高宗由于战事无暇顾及接收《通志》上殿，便让郑樵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一生不愿在朝廷为官的郑樵，因见这个官职可以使自己得以方便在朝中读到许多至今尚未读到的图书，于是便欣然接受皇帝所封之官，随之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又一头钻进书山学海。然而，使郑樵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又发生了，由于朝中学士大夫嫉恨郑樵的高明学术，他们害怕《通志》流传于世，于是他们就照搬叶义问诬陷郑樵的卑劣手段，联名上疏弹劾郑樵。这一次高宗没有罢去郑樵的官职，但他很快终止了郑樵到三馆借书读的方便，同时也不愿为郑樵分清是非。郑樵见自己一生清白到头来仍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忍愤不过，当即病倒在床，随之蒙冤而逝，年仅59岁，时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三月初七日。

郑樵不应科举，居夹漈山（即东山，在福建莆田西北），30余年刻苦学习，博通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方书。他提倡实学，注重实践，富于科学精神。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研究动植物学的科学方法：

①重视动植物的释名和识名。

②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③主张书本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④明确图谱对动植物研究的重要作用。⑤重视前人经验，但不盲从。由上可见郑樵研究动植物学的方法已接近于现代研究动植物的科学方法。《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今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献书。

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郑樵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出山献书，计三十余年。其间“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代周华《福建兴化县志》（《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学，自成一一家，何其相见之晚呢？”郑樵请求回归山林，说：“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带着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进《上殿 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郑樵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郑樵的著作宏富，累计达八、九十种之多，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郑樵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尔雅注》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载：“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疎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谌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樵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郑樵自序有云：“樵酷爱其书，得其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据《尔雅》意旨所在，因采经以为证，不可叛也。”此书有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侯官郑氏己亥刊巾箱本，嘉庆间黔中刊本，郑垣刊大字本及《四库全书》抄本。《诗辨妄》六卷本书所谓辨妄者专辨毛诗三妄。据《朱子语类》卷八十有云：“《诗序》实不可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二遍，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原书已佚，顾颉刚有辑本。《象类书》十一卷《文献通考》云郑樵推王安石《字说余绪》，作《象类》之书，“□约而归于六书，象形类六百八，指事类百七，会意类七百四十，转注类三百七十二，谐声类二万一千八百十，假借类五百九十八。”《石鼓文考》三卷　《直斋书录解题》有云：“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权合者。”《福建通志》也载：“樵说证据甚确可从。”《通志》二百卷据《四库全书著作提要》有载：“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容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纲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又有载：“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著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又有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评有：“郑樵生千载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世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有云：“宋郑樵生左（丘明）、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

郑樵的一生虽然短暂，但郑樵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郑樵一生的著述计有95种（单篇计算在内），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为50种，548卷，454篇。另外35种未注明卷数，除去一些重复的作品，其著作计有千卷之多。

郑樵说自己“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是有据可查的。与此同时，郑樵以一个山林穷儒的身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个想建设科学；第一个以山林穷儒身份依靠自己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学家；第一个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第一个发出"《诗》、《书》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第一个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重要；第一个倡议建立翻译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郑樵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史学家，但《宋史·儒林传》里关于郑樵的传文，只有寥寥的三百余字，不仅说得过于肤浅，而且还有冤词。《宋元学案》里更少了，连同郑樵的从兄郑厚，只有三十一字。清康熙四十四年修的《莆田县志》和乾隆二年修的《福建省志》里有关郑樵的传文，也仍只有五、六百字。因此，人们要了解郑樵的一生，很不容易。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郑樵在险恶政治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山林穷儒成为名垂千古大史学家的悲壮历程，更是无人知道。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郑樵那十分可贵的勇于开拓、追求科学精神，近千年来一直得不到弘扬。然而，纵观郑樵的一生，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说，“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待郑樵，但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郑樵的精神不死”！

郑樵故宅遗址，今属庄边镇的林边村，古代是湘溪境域，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断垣残瓦中有古井两口，故址右边为“广业书院”，有古碑中记“广业为渔仲先生故里，里人敬先生，为书院祠之”，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35)。溪东萆堂，位于湘溪之西的新县夹漈村溪东自然村，平屋一间，室内横梁上刻有“郑氏故宅”等字，宅原是郑樵从兄郑厚宅，郑樵童年时从郑厚读书于此。今宅于近年已改为他屋。南峰书堂，是郑樵、郑厚兄弟读书处，后改为南峰寺，在今庄边前埔村南峰山麓，寺后右边有夹漈祠，为纪念郑樵读书的地方。祠中存“宋枢密院编修浃漈郑公神主”和“宋湘乡县知县溪东郑公神主”的木主牌，祠右前一厅堂有郑樵衣冠小塑像。南宋左司郎中郑寅造访过南峰书堂并题诗。南峰寺已重修辟为郑樵纪念馆。芗林寺，“修史堂”，在新县芗林村山上。是郑樵、郑厚青壮年时研读讲学之处，从者二百多人，两郑在此时间最长，所谓“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的大部分研究著述在这期间。原寺有正殿和左右四间偏房以及二十多间边房，有郑樵坐像，“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毁掉，仅存残垣断壁，至今未加修复。“修史堂”是两郑著述处，在寺旁，今已不存。南宋丞相陈俊卿来此凭吊过，并作“咏修史堂诗”。浃漈草堂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新县浃漈山，悬山顶平屋三间，土木结构瓦顶，中厅有案，挂郑樵像和置郑樵塑像，近年又于堂前两侧建两庑，悬挂历代咏郑樵和草堂的诗文等。郑樵是“为堂三间，覆茅以居焉”，南宋知军钟离松改建为瓦房，并亲题匾。昔日这里是“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惰竹、榛橡所丛会。

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往来之地。”南宋参知政事龚茂良、侍郎徐林、侍郎林光朝、文学家刘克庄，都曾慕仰而登访，赋诗凭吊。今“浃潦草堂”后又有1924年因旧草堂圮塌而择址新盖的所谓的“浃潦草堂”，现已辟为郑樵纪念馆。草堂附近有与郑樵有关的曝书石、观星石、书亭寨、洗砚池、手植松、手栽茶等景点。“苏洋陂”在新县社后村前，长约40米，宽约4米，郑樵父郑国器捐修，郑樵续修，附近有小颛祠，中有“重修国器郑先生神位”碑刻。永贵桥在今庄边镇前铺村萍湖溪上，郑樵倡建，今重修。桥东有过来庵，郑樵建。苏洋陂、永贵桥是涵江区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今白沙镇郑樵墓和浃漈祠等郑樵古迹，郑樵墓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