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宇个人资料简介_张鹤宇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资料简介

张鹤宇，家畜解剖学家，教育家。创建并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家畜解剖学教研室。治学严谨，倡导形态与机能相联系的学风。在马盆腔脏器和北京鸭前后鼓膜张肌的解剖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二、张鹤宇 - 生平简介

张鹤宇，又名张昭、张健，1914年3月17日生于河北省丰润县。童年就读于本乡私塾，1933年毕业于丰润县车轴山初级中学，1935年毕业于唐山丰滦县高级中学。高中时曾参加河北省组织的数学会考，名列榜首，获一等奖。奖品为一铜制大墨盒，上刻有获奖者姓名，至今仍为其夫人所珍藏。

中学毕业后，由于爱好医学，张鹤宇长途跋涉去济南报考齐鲁大学，被录取，但因学费昂贵而未能入学。1936年夏，张在北平考入即将迁往南京的中国陆军兽医学校大学部本科。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陆军高级兽医人才的高等学府，学生一律享受公费供给。张入学后按校方规定先参加三个月军训，并集体加入国民党。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他随兽医学校内迁，经衡阳、遵义到贵州省安顺县。1939年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国民政府炮兵55团任上尉兽医。

张鹤宇在兽医学校学习期间，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开始向往革命。1940年春，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社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后因故未能成行。此后他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已处于敌后的冀东老家，去寻找八路军，也未能如愿。

1940年夏经人介绍到北平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任教，讲授家畜生理学和家畜饲养卫生学。1943年3月被华北教育署选派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学生和同学中进行抗日救国的秘密宣传。1945年初张从日本返国，同年3月终于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以极大热情，一面教书，同时忘我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春，张鹤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军事接管联络组组长，负责北京大学所属文、理、农、医等6个学院的接管工作。1949年10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张积极参加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筹备建校工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1年，张鹤宇被选派赴苏联深造。他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兽医学院解剖学教研组攻读博士学位，在苏联著名家畜解剖学家H.博格达舍夫（Бoгдaшeв）指导下进行解剖学研究。张亲自动手，认真细致地解剖并制作研究用标本，绘制详细的线条插图，查阅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和研究，至1956年终于完成了题为《马盆腔脏器的血管、神经分布》的博士论文。论文包括公马和母马两部分，内容丰富，对解剖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答辩会上，一向态度严肃、很少赞扬别人的委员、动物学专家维诺格拉多娃（винoгpaдoва），对张鹤宇亲手绘制的10多幅插图十分惊讶，给予高度评价。答辩过程中，张回答问题严谨。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论文答辩。张鹤宇成为第一位获得苏联生物学博士的中国学者。

1956年张鹤宇学成回国。从此直至1975年逝世，他一直从事家畜解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家畜解剖学和兽医监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张鹤宇 - 主要科学技术成就

对中国兽医解剖学教学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家畜解剖学的队伍十分弱小，又缺乏合适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张鹤宇组织从事解剖学工作的教师，翻译出版了日杰诺夫（Жедeнoв）著的《家畜解剖学概论》、（博格达舍夫）（Богдaшeв）著的《农畜的乳房》，田中宏、大泽竹次郎著的《马体解剖图》，谢逊（Sisson）等著的《家畜解剖学》。主编了《家畜解剖学》（全国农业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上、下册）。上述译著和试用教材的出版，给全国从事家畜解剖学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基础资料，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鹤宇在抓好教材建设的同时，积极进行教具建设，把制做教学用标本列入每年教学工作计划。他亲自动手制做了实验室第一具马的胸腔干制标本（至今陈列在标本室内）。教研组的技术人员和教师，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制做了大量离体干制标本，整体（全牛、全马）干制标本，浸液池装和瓶装标本以及各种铸型标本。经过数年努力，到1966年，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标本陈列室，基本满足了解剖学教学需要，提高家畜形态学教学质量。国内外专家对该陈列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今，人人动手制做教学标本已经成为北京农业大学家畜解剖学教研室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一项优良传统。

张鹤宇从196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6年期间，共招收6名研究生（包括1名越南留学生）。他同研究生相处，平易近人，毫无教授架子；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及科研实验工作则是严格要求，认真指导。他注意听取研究生们的意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定题到研究设计，凡是符合科研要求的想法和建议，他都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在研究生论文写作阶段，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逐字逐句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的平等待人和科学态度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兽医解剖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张鹤宇自苏联回国后，一面教学，一面坚持科学研究，在解剖学的几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马盆腔脏器的血管和神经分布的研究这项工作是他博士论文的继续和深入，曾在全国性学报上发表了该项研究的5篇论文，纠正了前人记载的错误，并提出了系统、完整的分布概念，更确切的反映了形态结构的本来面貌。

1.查清了马盆腔内主要动脉的吻合部位。

2.确定了马盆腔器官的3个主要静脉丛。

3.明确了盆腔内诸器官间大量吻合支的存在，会对确定血行经路发生病变的部位造成困难。

4.查明了马直肠粘膜层流出的静脉血，几乎全部汇入肝脏。

5.马盆腔器官的神经来源为盆神经丛，该丛含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6.确定了肠系膜后神经节的来源、组成及下属的肠系膜后神经丛、精索内神经丛、盆神经丛和主动脉神经丛。

7.明确了供应盆腔器官中泌尿、生殖器官的主要动脉有：阴部内动脉、闭孔动脉、阴茎外动脉、卵巢动脉、子宫中动脉和直肠前动脉。

8.马的左、右腹下神经发自肠系膜后神经节，达于盆腔参与形成盆神经丛。

对大熊猫进行了首次形态学研究早在50年代，张鹤宇和他的同事一起先后开展了对大熊猫的解剖学研究，在《动物学报》先后发表了《大猫熊消化器官的解剖》、《大猫熊颅骨外形及牙齿的比较解剖》。这对大熊猫的分类学及生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形态学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熊猫是我国的一类珍稀动物，1936年，国外曾有人搞到了一具大熊猫尸体，做了解剖。而作为大熊猫故乡的中国解剖学工作者，应该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张鹤宇在去世的前几年，曾多次向北京动物园呼吁，收集大熊猫材料，由我国解剖学工作者对其进行解剖学的系统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在他生前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对北京鸭的研究工作北京鸭是一个优良的鸭科家禽，遍布世界各地。作为水禽的代表，该项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国是北京鸭的故乡，我国解剖学工作者，理应向世界首先提供北京鸭可靠的形态学资料。基于上述考虑，张鹤宇在1962-1964年，曾从以下两方面开展研究。

1.关于北京鸭脑神经的研究。曾发表《北京鸭三叉神经的解剖》和《北京鸭面神经和位听神经的解剖》等两篇论文。

2.关于北京鸭耳结构的研究，张鹤宇看到鸭的潜水性能强，于是把北京鸭作为实验模型，希望寻找出潜水性能的形态学基础，为潜水员的水下作业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为了开展鸭耳的研究，先从大动物马、牛的外耳和中耳着手。首先对马、牛的骨性外耳道、鼓膜、鼓室、听小骨、听骨肌及其神经进行了研究。进而研究了鸭耳的结构。1966年，《解剖学报》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北京鸭的中耳及传声器官》。遗憾的是，另一篇已经完稿了的论文《北京鸭的内耳》，在一家杂志社送审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丢失了。有关北京鸭耳的研究，对人类进行高空生理及深海作业中生理的探讨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形态与机能相联系的科研作风

张鹤宇教授在科学研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他常常讲，作科学研究时，如果不细心观察，就不容易发现深藏着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除了重视动手和观察外，他还强调“写”的重要。一写就会发现观察得是否仔细，从而促使更深入地观察。他经常对身边的青年人说：“我做科研工作没有什么秘诀，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部分都要仔细看，看彻底，切记不要看到一点现象之后，就想当然的对其他部分作出推断。”他在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只尊重客观事实，而不局限于前人的结论。他总是告诫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要带着成见去进行科学研究，更不要为前人的看法所束缚。对看到的一些新的现象，他总是作大胆而慎重的探索，寻根究底。如对北京鸭伸张鼓膜的前、后鼓膜张肌的发现，就是在上述科研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张鹤宇常常以荀子的一句名言来勉励自己：“闻而不见虽博必谬，知而不行虽敦必困”。他对形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形态学的描述，而要求把形态和机能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当他研究大熊猫牙齿时，发现它既不同于肉食动物，也不同于草食动物，大熊猫位于切齿和臼齿之间的前臼齿很发达，而且排列紧密。为了对这种形态结构作出机能上的解释，他曾多次去北京动物园观察大熊猫的采食方式，终于看清楚了：大熊猫正是用前肢抓起一把竹枝，放在一侧颊部，用前臼齿切断，经咀嚼后吞咽下去的。

张鹤宇常说：“科学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很强，一停顿就会打断思路和减弱深入钻研的兴趣。对于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必须钻进去，走路想，吃饭想，躺在床上也想，就一定会想出新的解决办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不会获得成果的。”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依然存在，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一名青年教师，在兽医楼门厅内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墙角处，进行海狮的解剖学研究。身边放着一本家畜解剖学参考书，一边看书，一边测量和观察实物材料，写出了海狮内脏器官的解剖学文稿。他的言传身教，对于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张鹤宇还提出了在解剖镜下进行形态学研究，强调在大体和组织学之间的结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正是这个领域，往往被形态学工作者所忽视，而实际上，从大体解剖到组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奇妙的世界。

张鹤宇主持和创建的北京农业大学解剖学教研室，至今仍然保留下这样的作风：在教学任务繁忙的情况下，坚持科学研究。他一再强调，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必须把教学搞好，科学研究不能影响教学。同时，教师必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否则，教师的科学水平和知识面就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和拓宽，并影响提高教学质量。多年来，解剖教研室正是按照他的思想，坚持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为我国畜禽形态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张鹤宇对于科学研究一贯坚持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60年，他被委派以形态学专家身份去四川省参加“牛精猪”的鉴定。他通过现场观察和猪体解剖，否定了所谓用牛精液给母猪授精可以获得具有牛体特点的“牛精猪”的存在，用客观事实抵制了违反科学的浮夸风。60年代初，国外在经络研究中，发现了“凤汉管、凤汉小体”，认为这些是经络的形态学基础。为证实这一成果，卫生部组成了专家研究小组。张鹤宇参加了小组的工作，经过在动物体内多次认真、严密地实验观察，均没有找到不同于血管、淋巴管的任何形态可辨的管道系统，以及位于该系统中的“小体”。他如实地反应了科学实验情况。

张鹤宇对周围的教师从不摆架子，常常把自己撰写的科学研究论文送请组内教师审阅，并诚恳地希望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这种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虚心求是的学风，给他的同事和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