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标准名是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年4月8日－），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他是一对双胞胎之一，孪生的姐姐在1991年去世。安南1972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8月2日，安南决定辞任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并指安理会缺乏团结。安南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讲话温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头脑冷静，富有幽默感。身高1米75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虔诚的天主教，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Annan）于2006年12月31日午夜，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画上句号，十年甘苦都成为了历史。十年秘书长生涯，他曾奋力将巨石推上山巅，也一度在重压之下抑郁失语。安南说：人可以离开联合国，但无法让联合国脱离我心。回望安南十年路，功过任人评说。安南在1997年1月1日年至2006年12月31日两个任期内，以他的睿智思想和不懈努力，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倡导集体安全、全球团结、人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他也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012年2月23日，安南被任命为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联合特使[1]。他提出六点建议，包括立即停止在平民区使用重型武器并撤出部队、叙政府与反对派在联合国监督下停止一切形式的武装暴力行为、实现每天两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加快释放被任意羁押者、确保记者在叙全境的行动自由、尊重法律保障的结社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等。

2012年8月2日安南宣布在8月底特使任期结束后，他将不再续任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职。

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安南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担任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20世纪80年代初，安南调回联合国总部，先后担任人事和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86年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人事厅的工作。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安南负责同伊拉克谈判释放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质问题。此后，他率联合国小组同伊拉克进行了“石油换食品”的谈判。安南1993年3月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曾作为负责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赴北约特使，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职，任期5年。2001年6月，联大通过安理会提名安南连任秘书长，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安南担任秘书长期间，曾于1998年赴巴格达进行斡旋，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2001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同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2005年3月，由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安南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腐败行为。

安南曾于1997年5月、1998年3月、1999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4年10月五次访华。安南于2006年5月正式访华。

加纳童年

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黄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库马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仅富有，他们也属于贵族阶层，因此享有特别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区影响很大。安南的父亲虽然是阿肯人，但严格地说，一半是 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来自位于腹地的阿散蒂地区。他的母亲——和他的继母一样，属于芳蒂部落，她们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 同样被称为阿肯语，而方言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口音而不是词汇。属于阿肯语变种的包括芳蒂语、特威语、阿克瓦皮姆语、阿基姆语和布朗语。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学会了好几种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语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离他的故乡库马西大约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本地的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安南家族也拥有一套多层住宅，房间众多，每个孩子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科菲可以在一个物质无忧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库马西的条件要比加纳其他省会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条件也要比国内许多家庭好得多。那时，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价值体系中，他计划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父亲相似的生活：45岁之前，他想做个商人，然后在加纳从政15年，到了60 岁，作为可可种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将来并非如此。两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另外一个大洲，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尽管他在一开始还始终打 算着若干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但这注定是一次长久的告别。从那时起，40多年过去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加纳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在他的心里，科菲·安南始终是一个非洲人，并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充满深情。

国外求学

安南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了四个学期的国民经济学。这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不过后来为了表示对独立运动先驱的敬意，这所大学更名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学校将其学术重点明显地放在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安南的爱好，或许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两年后离开该校的原因。学校位 于本国最丰富的一个金矿附近，距离金矿仅仅60公里路程，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学校设置专业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 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将为信守诺言、奋发努力 的非洲学生领导人提供赴国外留学的机会。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不管怎样，要离开加纳，从热带换到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这对他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 大相邻。那个地区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联邦州，整个地区大约有500万居民，当时人口还要少。而且，或许在安南的眼里最为至关重要的是，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这对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黑人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几近“白种人的”州里，种族冲突已经开始爆发。尽管有 着享有特权的家庭背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还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数十年之后，他还能感觉到这一点。1959年夏季，在最终去麦卡莱斯特学院注册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这很可能使他初来乍到的美国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从炎热的非洲到美国北部的巨大气候差异。

美国的某些东西让他觉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东西他早已熟悉不过了：国民抵抗活动、静坐罢工、示威游行和封锁的时代给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刚刚才参与 的争取加纳政治独立斗争的继续。“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同样也可以参与进去，”他后来回忆道。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那些政治大事，为此他本人也有过一两次糟糕的经历。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散步，由于肤色的缘故他们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的辱骂。另外一次，他和一个白人姑娘走过市区，他遭到一次暴力攻击，最后总算幸运逃脱了。尽管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但安南并没有退回到自由的麦卡莱斯特校园的安全地带里整天闭门不出。在第一个学年过后，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师代表和几个朋友到美国内地旅行了几周时间。来自四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挤在一辆旅行车里，他们将这辆车命名为“友谊的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看看这个 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在美国人的家里过夜，住穷人家，也住富人家，住农村，也住城市。有一次，为了了解当地囚犯的生活状况，他们甚至还想睡在一座监狱 里。可是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但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的一个救世军中心里过夜了。在旅行的途中，这一引人注目的团队一再被迫面对种族主义的冲突，但并没有给所有的参与人员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这样，他们最终还是保持了自 己原有的本色：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们，仍然带着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库马西的时候一样，安南仍然攻读国民经济学。而且还像以前一样，他喜欢政治辩论——而且不仅在大学生的社团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上述的大辩论属于提倡的大学争论文化。它们有纪律地并且按照明确的规则进行，但有可能会就某件事一决雌雄，争个你死我活。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敏锐，参与人员常常必须为自己实 际上所坚信的某事物的对立面进行辩护。安南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演讲比赛。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选择题目的时候，他就会将演讲报告锁定在贫富问题、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机遇或者战后时代的美国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还赢得了本州范围内的一次演讲比赛；这一次他所论述的又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对脱离殖民统治的年轻国家的责任问题。他当时的一位教师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安南那“绝妙的”、和牛津英语相似的加纳口音。无疑地，他当时也有着深沉的、细腻的声音，他给每一个对话伙伴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的语言出奇地简单，而且几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乐部”里，他不久就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大学 生们同样在为国与国之间、首先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在20岁出头的时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题，从此那些主题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就是公正、贫富均衡、民族谅解。最迟从那时起，他开始坚定而经常地练习说话的艺术。这样一种训练对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有一定好处的。

正如在寄宿学校一样，安南经常进行体育活动，并以其杰出的成绩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留给了麦卡莱斯特学院。与德国的大学相反，体育运动在美国的大学里有着巨大的传统意义。那些足球队或者篮球队的明星们，也会很快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受欢迎的人。安南本来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一开始他尝试去踢美式足球。“这还可以，只要我跑在其他人前面，不让别人追上我就行”，安南后来在谈起他的那些与此有关的尝试时说道。但作为一个体重只有60公斤的男子，从事这项体育运动他还不够强壮。于是他开始转向欧洲足球，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成功和更大的乐趣。但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赛跑项目。作为60码短跑运动员，他创造了大学记录，并保持这一项目的记录长达10余年。

1962年初夏，安南在为谋得联合国的一个职位而努力。在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看来，联合国也恰恰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合适途径。学生们在科菲和罗伊的公寓里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的未来问题。于是安南开始了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先是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他又获得了续约。实际上，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学业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甚至没有获得硕士文凭；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 院求学期间，除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外，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掌握了还算过得去的法语知识。不久，联合国吸引了他的视线。

安南刚开始工作时的职位很低：他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行政与财政专家。作为预算干事，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距他离开不久的校园不远。他按照P1级别拿薪水，这是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联合国将人员级别分为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员两大类。可以从P1提升到 P5，部门分部负责人层面之后是主任级官员D1到D2，然后是作为助理秘书长的部门领导人，然后是副秘书长，最高一级就是秘书长本人了。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个角度。安南在驻外的维和行动中积累的经验最少，仅仅在70年代有过几个月时间，而且即便是这段时间他也是在行政机构中度过的。

1962年夏天，虽然他的学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一定会事业有成，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一世界组织中持续了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至少他没这么想过。安南始终认为他在国外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世界组织。他喜欢的是这种国际氛围，他刚开始到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时候就懂得欣赏这样的氛围了。另外，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这儿要比在家乡更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家乡的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于是，他就待下来了，合同一个接着一个。安南在日内瓦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工作了三年，撇开工作内容不谈，尤其让他着迷的是那种氛围。

三年后，他实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经厌倦了在日内瓦总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认为开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去。他想去非洲，“以帮助改善这一 洲的形势。”他就这样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和埃及都有空闲的职位。这两个地方都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两个地方的职位他索 性都申请了。可是，人们提供给他的地方先是菲律宾，然后是印度，在和上司们讨论较长时间之后，他们最后提供给他的是位于丹麦首都的一个职位。“哥本哈根不错，”他自己想，可是这不符合他的愿望。他觉得，这和日内瓦的区别不够大。15分钟后，上司就收到了他的辞职申请。他从没有为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过。安南坚持了他的决定，在还无法具体知道哪儿有新职位的情况下离开了世卫组织。但他年轻、乐观而且自信，相信自己不久就会找到新的工作。在那几周的时间里，他寄发了大量的信件，应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职位。而就在等待未来雇主的回应时，安南和年轻的妻子蒂蒂前往欧洲旅行了数周之久。他们俩正是新婚燕尔。尽管未来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满意也相当快乐”，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决定。而且事实上，马上有好几个职位可供他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1965年9月，安南在埃塞俄比亚接任新职位时，非洲经济委员会成立才不过七年。它正处在建设与扩充阶段；对一名行政专家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安南在那儿从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终是在和人事打交道。作为“人事负责人”，他当时的头衔就是这个名称，他要审阅应聘信件，补充人事档案，并且要处理劳工法方面的各类问题。下面一则轶事可以说明有时候处理事情该需要多大的耐心：说的是一名俄国教授，他很想到肯尼亚教一年书。因为他的材料转到了经济委员会，作为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安南就必须过问这件事。在让俄国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处之后，他突然发现，那位教授只会说俄语。怎么办呢？难道放弃这一项目吗？那可不行，这毕竟已经花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了。于是他马上要求俄国再提供一名翻译。莫斯科最终同意了，并为教授和翻译提供了资金。一年过去了，肯尼亚方面请求再继续交流一年。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国伙伴。在稍稍犹豫之后，负责方最终修正了延期决定：不过只是让那名翻译继续留下，那位教授必须回老家去。任何劝说都已经无济于事；决定已经做出。这样的故事表明，当时的人事管理，尤其是像联合国这样一种不同的“部队”里，是需要某些创造性的。当时还没有提纲挈领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计算机清单；人们用索引卡片、电话、圆珠笔和许多即兴思维进行工作。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为东西方争论的一部分，因为那些国家间组成的集团总是企图在重要的岗位上安置“他们”自己的人。所以，尽管从事行政事务，安南也一再陷入权力政治的陷阱中。

60年代末，有一年时间，安南中断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逗留，但并不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纽约的大本营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门任职，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当时领导这个国际组织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安南的房间在29楼，整个纽约几乎就在他的脚下。现在，联合国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许多魅力，家具破损严重，大楼破烂不堪。可在当时，尼娜·米塞斯叙述道，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弥漫在东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的气氛。安南也为这种吸引力所驱使，后来他还一直喜欢回到纽约去。不过，他还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纽约的进修给他带来了晋升的机会：他成了那儿的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以后正式担任了 这一职位。然后，又经过了一年的“非洲冒险”之后，他似乎准备着再作一次调动。恰恰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陷入了内心的危机之中，开始寻找新的彼岸，他请了一年长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一年管理课程。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是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曾参加过在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安南同他攀谈过，并就美国的各种进修机会与这位教授交换过意见，他希望有机会到史隆管理学院修习管理专业。他的申请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迁居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是公认的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能在那里读书无疑会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中写上特别浓重的一 笔。顺便说明一下，安南确实没有拿到过硕士文凭，为了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他也许还需要它。从多方面看，这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学里 充电对他有益无害。尽管学业要求很高，但安南还是“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一年”。暂时中断工作反倒让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内心危机。但他并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去谋求薪金丰厚的职位，而是回到了联合国。在联合国不可能积聚 财产，不过作为国际官员生活得也不错。安南如果选择在自由经济中从业，或许完全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这是事实。但金钱并非他惟一的动力。

他又一次被派遣到亚的斯亚贝巴几个星期，担任他的老职位——这是第三次了。他的行李里揣着新的大学文凭，从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日内瓦，这可是一次大飞跃，他这次去的可不是先前去过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而是直接去联合国的行政管理部门，那是联合国继纽约之后的第二个总部。他主要从事的是行政性事务工作。安南在日内瓦待了两年，然后他调到埃及从事维和行动6个月，担任那里的民事长官。对安南而言，70年代是完全动荡不安的。往往是他刚到一个地方，马上又要奔赴另一个地方了。他似乎对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计划不是那么自信了。他已经搬了13次家，即便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之后，他觉得迁居加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安南在阿克拉从事着开拓旅游的业务，他是加纳旅游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国营企业。他那种要和自己的家乡“拥抱”的干劲和热情，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时，恩克鲁玛，这个先前的独立运动的英雄和国家总统，已经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流亡国外，1972年因癌症在布加勒斯特去世。从1966 年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到1974年安南回到加纳，在这一段时间里，加纳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多变的阶段。政府更迭频繁。就在安南回国前不久，又一个军人通过 政变成功地取得了政权：阿昌庞上校被认为“不懂经济”，在其他方面也运气不佳。生产和贸易陷于停顿，走私和黑市大行其道，民主体制惨遭破坏。1978年，在一次宫廷革命中这位上校又被他的军人同僚推翻了。安南到加纳旅游开发公司上任时，国内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从理论上看，他在那儿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做出决定和进行组织安排，但实际上，那些军政要员们总是肆意干涉，横加插手。这使刚回到国内的安南感到无所适从了，因为他希望打开祖国的旅游市场，为人民创造富裕的生活。比如，他计划在沿海地区建造一批宾馆。可他讨厌这里的一切；他不喜欢那些军官们不停地给 他指手画脚。“太多的禁令牌和太多的封锁”，他还感到遗憾的是，“你不可能会有什么收获。”于是他到国际上去寻找自己的运气了。经历了阿克拉的失望之后，1976年，安南重新回联合国报到了，这一次是去纽约，担任人事负责人。和平时一样，他做事可靠、稳重，但并不显山露水。安南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受人尊敬，但他并不是光芒四射、但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在悄悄地攀登，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可爱的同事——无论他的上司，还是他的下属，都这么认为。

1980年，他被派往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署，担任人事部主任，分管着当时在难民署工作的大约2000名雇员。难民署负责世界上的背井离乡者和无家可归者。该组织在许多地区同时忙碌着，处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决的突发性危机。这就要求人们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应，就像那次在东南亚——那是70年代末，数千名船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了冒险的旅程；或者在非洲，当时索马里的无数难民纷纷逃难到了邻近国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为害怕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可这一组织根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高层负责人懂得危 机管理的一些东西。科菲·安南领导下的人事部方面永远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员，尤其是派遣负责劳工法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人员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当时的人事主任代表瓦尔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领导素质”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弗朗兹·约瑟夫·霍曼－赫林贝格也持同样的印象。因为他更新了整个人事管理，重新组织流程，给这个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职责范围之外，安南始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长期派往纽约，进入了联合国的核心。

就任秘书长

安南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是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好像第一天上学一样，每个人都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你开始的时候不免有点紧张。

安南说，各会员国已经表明，它们希望联合国有所变化。我想，如果我们携起手来，我们就能取得很多的成就，包括联合国必要的改革。在我们迈向21世纪的时刻，如果我们希望联合国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就应在一起创造这种变化。

安南同时也提醒各会员国应履行它们对联合国的义务。这实际上是暗示各国，特别是美国等国交纳它们所拖欠的20多亿美元的会费。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新秘书长做好他的工作的先决条件。

发表讲话后，安南乘电梯来到38楼的秘书长办公室。这位新秘书长先与他的助手们一起照像，然后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戴上眼镜说：“好，现在就开始工作。”他随即拿起桌上的报告，批阅起第一份文件。

安南上任后，首先任命了他的行政办公室的7名主要官员，其中，巴基斯坦人伊克巴尔·里扎出任行政办公室主任，美国人弗雷德·埃克哈德担任临时发言人。

埃克哈德说，安南计划在1月底以前完成行政办公室的组建，在2月底以前完成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命。安南已要求所有原先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辞职，以使他在人事安排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科菲·安南1959年，他首次离家出国，获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学习，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还曾就读于日内瓦高等教育大学。33岁时进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进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其后一直在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难民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担任行政工作。1974年，他回到加纳，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

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担任了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80年代初，安南调回联合国总部，先后担任人事和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86年，他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在人事厅负责人事工作。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安南与伊拉克谈判释放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质问题。他被委派负责遣返9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谈判释放西方人质和协助解决滞留在海湾地区的50万亚洲人的问题。此后率领联合国小组同伊拉克进行“石油换食品”的谈判。

1993年3月1日起任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1995年10月10日由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命为临时负责前南地区的秘书长特使和驻北约特使，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1996年12月13日被联合国安理会提名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17日联大批准安南为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

1997年1月1日正式就职，任期5年。2001年6月，安理会提名安南连任秘书长，6月29日，联大通过了安理会的提名，安南将从2002年1月1日起连任秘书长，至2006年12月31日。

1997年4月13日，获得1996年度“博尼诺世界和平奖”。2001年7月获美国费城自由勋章。

1998年2月20日-23日，安南秘书长亲赴巴格达调解美国和伊拉克关于武器核查的危机，并与伊拉克达成了协议，为避免战争，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带来了希望。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由于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改变了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他是为公认的和平使者 。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2012。3。23日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阿拉比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任命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为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

声明说，根据联合国大会16日通过的有关叙利亚的决议，经过潘基文与阿拉比的密切磋商，决定任命安南为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

声明说，安南将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以及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高级代表，他将就叙利亚问题进行斡旋，以“结束叙国内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推动叙利亚危机和平解决”。

声明指出，联合特使将在联合国大会以及阿盟就叙利亚问题通过的有关决议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他将与叙利亚国内外的相关对话参与方进行广泛磋商与接触，以期结束叙利亚暴力和人道主义危机，并通过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开展全面的政治对话来促进由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和平的政治解决方式，满足叙利亚人民的民主诉求。

联合国大会16日投票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决议呼吁联合国任命一位特使，为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进行斡旋，并通过提供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式，为阿盟处理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提供支持。

夫人娜内·拉格尔格伦（NaneLagergren）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一名职业画家，其父贡纳尔·拉格尔格伦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拉格尔格伦曾担任过律师和法官，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过。安南夫妇均为再婚，1981年结婚，有3个孩子。

东奔西走的生活也让安南付出了代价：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早在70年代中期，她就不再像他们新婚不久周游欧洲时那么快乐了。1964 年，他们在日内瓦经朋友介绍相识。他当时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这位比他小两岁的尼日利亚女子在瑞士学习语言。第一次相遇后不久，他们便结成了一对，1965年他们在日内瓦结婚。蒂蒂·阿拉基亚，安南从此叫她蒂蒂，出身于尼日利亚的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和安南的父亲一样，她的父亲阿德耶莫·阿拉基亚爵士也是“酋长”，而且也是尼日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被英国封为骑士。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份尼日利亚的报纸《时代日报》。他的名字在拉各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随便到哪条街上问，谁都 知道他的大名。蒂蒂·安南有一段求学时间是在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她在还没有真正投身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就结婚了。有了婚姻生活之后，她只是阶段性地工作，比 如在亚的斯亚贝巴，她做过秘书。但大部分时间她是作为家庭妇女度过的，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每次，只要安南调换工作了，她就跟着他走。她和他一起去亚的斯亚贝巴，60年代末到纽约学习一年，后来到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去加纳，然后再回到纽约。他们俩总共有两个孩子：女儿艾玛出生于1969年，儿子科乔出生于1973年。

对蒂蒂·安南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他们给了她乐趣”——正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总是将随身衣物托运打包，到哪儿都是重新开始，寻找新的朋友，而且常常 和艾玛、科乔一起等着她的丈夫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谈起过他们度 过的“美妙时光”，而且直至今日，她仍然将她的前夫视为两个孩子的了不起的父亲，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她认为这是“上帝的礼物”，并且也视他为一个非常 “合群的和喜欢交游的人”。那一段时间，即便从表面上看，他们俩也被认为是一对完全和谐的夫妇，因为谁也没有从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消失。当时的朋友们将蒂蒂·安南看作是一个富有魅力、懂得世道常情、热情大方、喜欢享受生活的人，尽管出身在特权阶层，但仍然是一个特别讲求实际的人。而安南也始终被认为是这样 的一个人，他能够以一种克制的方式其接近他人，并且可以将很大的一个朋友圈保持下去。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在70年代末分手了。她到伦敦定居，他先是去了纽约，后来去了日内瓦。

安南不喜欢，也特别少地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的情况或者婚姻失败的原因。蒂蒂·安南也对某些细节问题语焉不详，但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在三大洲中频繁更换工作，这种动荡不安的奔波生活不是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家庭和睦的。和人们普遍的想法不同，这样的国际生活恰恰不是一件顺心如意的事。她叙述过孤独的时 刻、艰难的居住条件、随时做好动身的准备，还有她住在那些宾馆房间里，而自己的丈夫却早已奔赴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了。相反的是，她的丈夫可以为了一个更好的职位而同意一次又一次的变动。“于是他就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家。”她叙述说，分手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突然一走了之了。后来，她是愿意回心转意的，可是他不肯回头了。70年代末，他们各奔东西，那时两个人都40岁左右，正处在人到中年阶段。正如她叙述的那样，等到1983年他们最终离婚的时候，科菲·安南的生活中已经有了新的女友了：娜内·拉格尔格伦。一年后他和她结婚。蒂蒂·安南没有再次 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她的祖国尼日利亚，有时候她仍被认为是科菲·安南的妻子。“这是非洲的一种传统，你做过他的老婆，就永远是他的老婆。”尽管伴随他走过 他最初的职业生涯，但蒂蒂并不为自己不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的身边而感到悲哀。“如果我注定能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一定就在那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说。

分手之后，这对前夫妇达成一致，儿子科乔留在父亲身边，让他上一所国际学校，直至像姐姐艾玛一样，大到足以去上寄宿学校为止。所以，70年代末，安南处在一个对男人而言相当不寻常的境况下：他是一个独自养育孩子的单身父亲，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以便让科乔少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须顽强战斗”，儿子如此描述 父亲当时的情形。安南感觉到时间太紧张了，于是，半年后，他请了一个女佣。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亲自到学校接儿子，把他带回家，自己却常常还要再回到办 公室的写字台旁。正如他后来喜欢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艰难的分身术，然而他却远比一个处在同样情景下的女子更为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首先作为领导 人，他有权确定会议在何时举行，第二，作为一名具有同情心的单身父亲，他可以完全信赖他的同事们。“在工作和家庭两者之间来回奔波，这对他确实不容易，但 他的男性同事们对女性所持的态度和他不同。”

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他在日内瓦认识同样离异的瑞典女子娜内·拉格尔格伦之后，他的私生活才重新稳定下来。她比安南小6岁，作为法学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难民 署——和安南一样。她有一个女儿，名叫尼娜，她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对这位瑞典女子来说，日内瓦的这个职位是一个梦想，后来，为了跟随安南到纽约去，她只好 内心无比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职位。科菲和娜内相识于办公室。“在此之前我们见过一次面”，但他们真正地开始互相交流，还是在一位朋友举办的聚会上，这发生 在娜内获得日内瓦的职位几个月之后。他们突然触电了。娜内·安南后来形容这一次会面“简直难以相信”。不过，到他们成为正式的情侣，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这 是因为两个人待在共同的工作场所的缘故，或者还因为安南仍然存在着合法有效的第一次婚姻，但这次值得纪念的会面之后，两人的情感“相当强烈”了。

安南1983年调往纽约时，娜内在考虑了一阵后决定跟他一起去。纽约的联合国难民署没有她的职位，她只好提出辞职。在结束作为自由法学专家的几个短期合同 之后，她放弃了这项投入了长达16年巨大热情的工作，将未来的时间投入到绘画艺术的研究中。这位事业有成的瑞典女子开始在科菲·安南的身边过起了一种崭新 的生活。安南当时是联合国管理事务部下属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在他们搬家后不久，两人在纽约结婚了。他们并没有去曼哈顿的任何一所教堂，而是作为这 一世界组织的真正“孩子”，去了这一世界组织高楼对面的“联合国小教堂”里。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礼拜堂，有点昏暗、简陋，除了因为和联合国的关系而散发着国际性和多文化性的氛围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一对在联合国内认识的伴侣来说，这是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在他们的结婚照上，两个人看上去稍 稍留下了70年代的痕迹：一身非洲民族服装的打扮，他穿的是蓝色服装，她穿的是白色服装。新娘头发上戴着小花。她外表出众，和平时完全不同，而且看起来非 常幸福——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至今还感到那么幸福。

积极行动

安南对国际和平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在非洲战乱、中东危机，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东帝汶暴乱、阿富汗战争或者其他极度敏感的政治危机中，到处都有安南和他的团队穿梭斡旋的身影。

获诺贝尔和平奖

安南在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中说：“在21世纪，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圣洁的，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不应该由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联合国的任务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努力。联合国首先要解决的3个问题是：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

积极改革

安南是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高擎多边旗帜，力推改革，重塑联合国。从1997年到2005年，他提出多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成立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迈出了联合国制度性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步伐。安南任内确定了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这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改革理念引发争议

综观安南任期内所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实施的有之，引起争议的也不少。例如，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他表示要吸纳那些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这同要求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代表性不足的众多国家的愿望不相一致，自然很难获得赞同。

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

作为一个来自非洲的秘书长，最让安南失望

1997年5月10日科菲·安南访问浦东

对人权的践踏随处可见

在人权领域，安南也有很多遗憾。国际社会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依然随处可见。安南认为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必须通过法治保护人类尊严和权利，在维护人类社会的多样化中相互学习，国家必须遵守国家间的规范。然而许多弱势群体的尊严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依然苦苦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

改革理念引发争议

综观安南任期内所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实施的有之，引起争议的也不少。例如，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他表示要吸纳那些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这同要求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代表性不足的众多国家的愿望不相一致，自然很难获得赞同。

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

作为一个来自非洲的秘书长，最让安南失望的也许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趋势中日益被边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的要求。

对人权的践踏随处可见

在人权领域，安南也有很多遗憾。国际社会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依然随处可见。安南认为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必须通过法治保护人类尊严和权利，在维护人类社会的多样化中相互学习，国家必须遵守国家间的规范。然而许多弱势群体的尊严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依然苦苦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

未能阻止伊拉克的战争

“可以说我为消除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奋斗了一生，我的部分愿望已经列入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最好的事情。最糟的事情是，我没能避免伊拉克战争，我不同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最后只能接受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而联合国驻伊拉克代表却被炸身亡，更令我痛苦万分。”

石油换食品丑闻

2004年11月26日，美国《纽约太阳报》披露，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卷入了“石油换食品”丑闻。该报称，科乔·安南曾经在1999年2月开始，一直接受一家名为“克泰科纳”的瑞士公司每月2500美元的酬金，而这家瑞士公司从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得到了利润丰厚的合同。从报道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人们怀疑科乔·安南利用父亲的关系帮助这家瑞士公司获得了合同。安南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于儿子没有把与瑞士克泰科纳公司的关系和盘向他托出感到“震惊和失望”。

联合国驻伊总部被炸

伊拉克当地时间2003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联合国大楼遭到炸弹攻击，联合国驻伊拉克最高官员、安南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在爆炸中不幸身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德梅洛的身亡，对联合国和对他个人都是一个痛苦的打击。

懂得放权的管理者

科菲·安南联合国前首席发言人：安南是个懂得放权的管理者

“作为发言人，我需要掌握内部信息，他很理解这一点，让我出席所有会议，确保让我获得一切信息，从不忘记我。每天早晨我都和他碰头，他告诉我当天会发生的事情。他到哪里都带上我。是个懂得放权的好的管理者。”

中国领导人肯定其工作

王光亚向安南秘书长转达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问候，并表示，安南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里，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理念，推动加强联合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深化全球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最活跃的联合国秘书长

《华盛顿邮报》：有史以来最活跃的联合国秘书长

《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安南留下的东西》称，冷战时期赋予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以新的价值，而安南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活跃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一个非常镇静的人

媒体对安南的描述：一个非常镇静的人

一个非常镇静的人，一个几乎从不会提高嗓音的人，一个从来不会发怒或者失去耐心的人，人们最多能从他连续不断的搓手和眼睛猛烈的颤动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这是媒体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性格的一种“典型性描述”，也是人们从频繁出现的电视画面中所得到的对于安南的印象。

他是加纳的英雄

加纳人眼中的安南：他是加纳的英雄

“他是加纳的英雄”“我为他感到自豪”“非洲人民感谢他”在西非国家加纳，一提起“科菲·安南”这个名字，从总统到百姓，人们最常说的就是这些话。

安南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讲话温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头脑冷静，富有幽默感。身高1米75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虔诚的天主教，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劳累、忧伤或处在危险境地，安南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戏称他为“世俗教皇”。美国著名男性杂志《君子》曾经评选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名单中除了英国影星休-格兰特和大帅哥裘德-洛以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榜上有名。正如同服装追求简单之美，在为人处事中，安南也喜欢说自己是个简单的人。他生在非洲部落酋长之家，却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很少提到自己是加纳人，而以一个非洲人来称呼自己；他被人称为“世界总统”，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任何领土归他管辖，没有任何军队供他调遣；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有太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保持乐观；他是那么引人注目，却是个低调的人，让人觉得他在尽力避免别人的目光；他既有着高贵的品质，也不乏普通人的生活原则；他永远让人感觉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

安南是公认的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在任职的八年中，安南一直在不懈地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致力于将这个声望下降的庞大机构改革成为能够应对新时期新挑战的卓有成效的权威国际组织。安南曾经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与时间赛跑”。就任后，为了和平使命，安南在世界各地不断地穿梭访问、调停斡旋，化解危机，遏制冲突，防止战争，到处呼吁和谈、谴责暴力，足迹遍布五大洲。无论是在伊拉克危机、中东巴以冲突中，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阿富汗战争里，都可以见到安南的身影。因此，有人称他为世界上最忙碌的和平使者。

安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映射出的不仅有对这个既富饶又贫穷、既美好又痛苦的世界的忧患和悲悯，更多的是力量和希望。圣·马修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保佑和平使者，因为他们应该被称之为上帝的孩子！这句话被刻在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木雕小熊上，在2003年2月8日的安理会午宴上，由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2012年8月2日，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在日内瓦记者会上表示，虽然他已经请辞，但是他将工作到他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同时强调，有关的“安南六点计划”和各国在日内瓦达成的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联合公报”并不会因他的离去而死亡。中国官方称尊重安南决定，并赞赏其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军事冲突不断升级

安南说，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和明显缺乏团结的安理会，已经根本改变了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环境。流血冲突还在继续，大部分由于叙利亚政府的不妥协以及拒不执行“安南六点计划”，也因为反对派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同时伴随着国际社会的分裂。

安南说，没有严肃的、有目的的、团结的包括该地区势力在内国际社会压力，“我，乃至任何人都不可能去迫使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采取必要步骤开启政治进程。”

不过安南也强调，即便他决定离去，“安南六点计划”是受安理会决议支持的，是安理会的决议内容，所以“依旧还留在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台面上”。同样，6月30日各国在日内瓦达成的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联合公报”也同样将继续有效。安南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安排必须依靠安理会和“行动小组”推动。

指安理会缺乏团结

安南说，对于这样一个调解任务，国际社会的团结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当他第一天接过这一任务的时候，他就强调国际社会团结，必须只有一个调解进程，各方必须通力合作。当时，“我们看上去的确是在这样做，安理会声明和两个决议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但到了后来安理会出现分野。

安南表示，安理会的团结可以重建，他们可以和叙利亚危机区域各国的政府、反对派方面以及新的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起推进局势向前发展。他并表示继续为团结各方而努力。

中国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决定辞职事表示，中方对安南辞去联合特使一职表示遗憾。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配合安南斡旋努力。我们理解安南斡旋工作中的困难，尊重他的决定。自担任联合特使以来，安南先生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安南向中方通报了他的决定，并感谢中方对其斡旋努力的积极支持。

洪磊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叙利亚局势发展，致力于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公正和妥善解决。中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问题，国际社会还是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中方对任何有助于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倡议都持开放态度。中方支持联合国继续为推动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