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加速器物理学家。安徽太平（今黄山）人，生于上海。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

姓名：方守贤

性别：男

职业：科学家

星座：天蝎座

生日：1932-10

职业：加速器物理学家

籍贯：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

方守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原籍安徽省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1932年10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1957—1960年在苏联列别捷夫研究所及联合核子研究所实习和工作，1982—1983年在西欧中心工作。1984年起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领导BEPC建造。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方守贤研究员长期从事加速器理论研究及设计工作。所做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粒子动力学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中不等性现象”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986年~1992年，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建设、调束运行，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余篇。

60年代初，方守贤发现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自由振荡而引起的不等时性现象。1982年至1983年在西欧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参加新型强流反质子积累环设计、负责聚焦结构设计，发展了一种适合于小中型环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

1983年至1986年方守贤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储存环设计，对其理论设计作了改进。1986年至1992年全面领导BEPC工程建设、运行及改进，按期完成投入运行，整机性能在国际同能区的机器中占领先地位。

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1957年至1960年在苏联列别捷夫研究所实习，并在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

60年代初，发现了新型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自由振荡而引起的不等时性现象。

1982年至1983年，在西欧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参加了新中流反质子积累环设计，负责聚焦结构设计，发展了一种适合于小中型环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

1983年至1986年，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储存环设计，对其聚焦结构作了改进。

1986年至1992年，全面领导BEPC工程建设、运行及改进，按期完成投入运行，整机性能在同能区的机器中国际领先。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 西欧联合核子研究中心(1982-1983)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方守贤研究员长期从事加速器理论研究及设计工作。

所做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粒子动力学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中不等性现象”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986年~1992年，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建设、调束运行，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余篇。

1986年至1992年全面领导BEPC工程建设、运行及改进，按期完成投入运行，整机性能在国际同能区的机器中占领先地位。

用光找到SARS克星：同步辐射光源是继激光之后的又一代新光源。同步辐射装置实际上是一台电子环形加速器，当电子作回旋运动时会沿切线方向放射出光,称为同步辐射光。这种光的强度极高，频谱覆盖范围宽，可按需选取，还有脉冲结构等前几代光源所没有的性能。

以生命科学为例，当前SARS等很多变异病毒正在威胁人类健康，而利用同步辐射光就可以大大加速找到攻克这些

病毒的方法：

当人们研究物体的结构时，要求所用光的波长应当与被研究物体的尺寸相近或更短，这样才能“看清”这些物体的庐山真面目。SARS病毒的尺寸很小，只有几个纳米。而同步辐射光的频谱中就含有纳米级或更短波长的光，用它来照射病毒的蛋白质晶体,依靠光束在其中发生的衍射等现

象,就能够探测出其蛋白质分子三维结构，破解其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而通过对病毒外壳蛋白结构的详细了解，由此设计出能与该病毒结构相结合的药物小分子，以阻断病毒对细胞的感染，或抑制其致病的功能。这就是当前基于分子结构层次的药物设计新概念。 由于病毒及其蛋白质晶体体积都极小，要求所用的X射线光具有高亮度，即每秒射到晶体单位面积上的光子数要多,才能看清楚。如果用普通的X光机产生的X光来测量一套蛋白质晶体衍射数据，因亮度不够高,需要好多天，但应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的同步辐射光，只需几十个小时；用二代同步辐射光源，仅需要几分钟；用第三代光源甚至只需要几秒钟！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目前，人类基因组测序已完成，但要从根本上掌握生命现象基本规律，必须了解基因产物——蛋白质分子的三维结构，测定结构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步辐射光。另外，同步光源还具有短脉冲(小于100皮秒)时间结构，为实时观测生物分子结构动态变化过程提供了可能性。我相信，利用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就会研制出SARS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这就是我们的“光之梦”。

江绵恒副院长看望方守贤、陈森玉院士： 江绵恒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高能所陈和生所长、李卫国副所长的陪同下，看望了方守贤、陈森玉院士，向他们表示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江绵恒副院长希望高能所和上海应用物理所作为兄弟单位，在工程建设方面应密切合作、互通有无，最大程度地共享技术和仪器设备，并“拜托两位院士，从旁监督”。

江绵恒副院长还希望陈森玉院士帮助把大科学工程的CPM(关键路线法)管理推广到高技术口的其他大项目，以规范管理、控制质量、提高效率。 江绵恒副院长还听取了陈和生所长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网格计算等工作的简要介绍，并参观了高能所探测器超导磁体实验室。

方守贤：“任何时候，个人命运都是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从事加速器研究的生涯中，可谓是七上八下，几经曲折，但是，只要是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10月22日，中科院院士方守贤研究员结合他的生平经历和人生感悟给宁大师生做了第49讲“做人、做事、做学问”讲座。

方守贤已年近七十，但嗓音仍清亮高亢。回首过往的岁月，方守贤满怀豪情，铿锵有力地向宁大师生描绘了自己青春岁月。四年的大学教育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好习

惯，而当时盛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类的文学读物更坚定了方守贤“为祖国做贡献”的人生观。1957年，毕业后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方守贤被派往前苏联实习，进行加速器的实验研究，对这一机会方院士倍加珍惜，方守贤勤积累，苦钻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会将知识运用于实际，也就在那个时刻起，一个牢固的信念萌生在方守贤心中：一定要做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加速器。

在讲述自己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过程时，方守贤感慨万千。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动荡不安，方守贤的加速器设计计划也几经变化。直到1981年，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做高等加速器的决定。在这历史性的转变时刻，方守贤结束了自己在西欧联合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回国参加加速器的设计。

伴随着方守贤的精彩讲座的，是宁大学子们阵阵热情的掌声。在提问、交流阶段中表示自己深深为方守贤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也为方守贤的执着于科学事业的精神所折服。同学们从方守贤的回答中获得了关于思维能力、方法及专业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一位女生说，方守贤的乐观、自信对方守贤今后的人生很有指导意义。

以美国SCI作为基础性科研工作评分标准的问题近来引起了科学界 的广泛关注。关于这个问题，方守贤院士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SCI并不一定能成为个人科研成果的评估标准。

基础性科研中不同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科研特点，比如高能物理它是一门典型的大科学，工程性很强，研究所需的实验设备――加速器和探测器是一项复杂的科研工程，规模庞大，投资昂贵（一般需要花费几十亿到几百亿元），要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梯队参加，需要花5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建成。 建成后利用此设备进行实验的每一课题组的人员也相当可观，往往在上百人以上，实验难度大，取得成果的时间也长，作为研究成果发表的文章篇数却不多，每篇文章署名的只有课题主要负责人，还有上百人参加工作，因为文章反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将其作为个人科研成

果的评估标准，就显得不适宜或不公正。而另外一些学科，像理论物理，它的个体劳动性比较强，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的数量就比较多。

还有一些实验性科学，比如凝聚态物理等，科研物质条件要求不苛刻，实验设备较少，研究项目的面也较广，研究时间较短，每一课题的规模小，也较容易出成果，SCI引文也较多。所以，就这些学科间的差异来说，也不应以SCI作为个人研究成果评估的唯一标准。基础性科研领域应针对不同学科科研特点设定评估标准，才有利于我国基础性科研的成长。

其次，SCI作为唯一评估标准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的功利性走向。如果仅仅用SCI引录的论文数量的多少作为科研成果评估的唯一标准，还很可能导致一些研究者专门选容易被SCI收录的论文课题去研究的功利性走向。甚至有个别作者，将同一项成果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反复发表，以增加被SCI收录的机会，进行“高产”的SCI炒作，这已引起了某些科学刊物编辑部的不满，影响了我国科学家的形象。

因此，在SCI是否能作为科研评估的标准问题上，方守贤院士完全同意蔡睿贤院士的观点：SCI不应作为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