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龄，教授。浙江东阳人。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同济大学讲师、教授、物理系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专于工业噪声控制技术研究，在吸声材料、吸声结构、隔声理论、消声器及噪声的产生与传播方面有研究。撰有论文《声波在纤维性吸声材料中的传播》、《关于无限薄板中圆孔的线性声阻》等，著有《噪声的降低与隔离》。在噪声控制领域内，对吸声理论、隔声结构及管道中的声传播理论等方面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著有《噪声的降低与隔离》一书。

1927年2月26日 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

1947年9月-1951年8月 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1年9月-1982年7月 先后任同济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0年4月-1982年4月 任同济大学科研处长。

1982年4月-1986年7月 任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

1986年7月-1989年12月 任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所长。

1990年-2002年 被选为中国声学学会第二届至第四届常务理事。

赵松龄，曾用名赵鹏初，浙江东阳人，1927年2月出生于一个封建的书香门第之家。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大动荡环境中度过的。1938-1941年他在东阳初级中学学习，当时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东阳靠近抗战前哨，战争阴影紧压在人们的心头。1938年春，东阳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东阳中学迁移至离城十余里的乡村，借用当地的祠堂作为校舍，主要部分在华店村，小部分在上卢村。祠堂面积狭小，摆满神主牌位前的祭祀厅作为教室，两侧厢房为教师卧室，空空荡荡的阁楼是学生的大统铺。同学们的物质需求很低，初进校时对特殊的环境生活感到很新奇。白天上课，晚上集体自修，每逢星期天就三五成群地回城度假，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完全体会不到忧愁的滋味。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带来的恶果日益显现，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首先反映出来的是伙食问题。当时按惯例学生伙食承包给校外包工头负责，开始时伙食尚好，每天中餐有肉，不久就变为隔天才有蔬菜夹肉片的荤菜，后来干脆就把荤菜精简掉了；饭的质量也越来越差，逐渐改用夹杂砂粒且带有气味的陈米，这曾引发了同学们大闹饭厅的风潮，后来采用按米价折实的办法才有所缓解。晚自修变化的情况使他感受更为深刻。开始时在饭堂集体自修，同学们8人一组围坐在饭桌四周，桌子中央放一盏用煤油的美孚灯照明，亮度倒也勉强可意。不久煤油断档，改点白蜡烛照明，并且严格地定点定量配给，每桌每晚只供应一根，烛光暗淡且摇曳不定，同学们往往分心去照顾蜡烛，细心地堵上蜡烛的缺口并把流淌下的烛油捡起放回到烛焰旁，学习效率大受影响。可是蜡烛照明的日子也维持了没有多久，蜡烛断档后只好采用古老的油灯，在锅形的碟子内倒上桐油，点燃浸在油内的几根灯草照明，由于灯光更暗淡且不便于几人共用，后来干脆各人自备一盏油灯，在教室内自己的座位上自修，这种方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1941年春，战火逼近东阳，形势很严峻，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室外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日军飞机也不时吼叫着掠过上空。东中师生处惊不乱，仍坚持正常教学，为躲避空袭，晴天经常到野外干河沟里去上课，并随时作好疏散的准备。在这期间，曾有一小股日军流窜东阳，并在上卢村盘踞了好几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幸亏东中师生已经事先疏散，避过了一场灾难。不久，日军撤退，东中及时复课，他才能完整地完成初中阶段学业。同学们劫后重聚，倍感亲切，他与部分同学曾到上卢查勘战争遗迹，倾听了乡亲们的痛诉，对日军的暴行感到无比愤慨，表示要永远铭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2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浙赣，金华经东阳至嵊县一线沦为敌占区。他因伤病辍学，随父母避居在大盘山区内的一个小村庄内。1943年秋他考入了宁波中学高中部，当时宁中内迁至盘安县的大皿村，借助当地祠堂作为校舍，学生缴纳一定数量的大米与黄豆保证伙食供应，晚自修时清一色地用自备桐油灯照明。校长赵仲苏办学严谨，一丝不苟。教师优秀，认真负责。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校纪严明，学习紧张，但课余生活却很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及出版壁报等活动经常不断。在战乱的年代，学校有这种虽然艰苦但却相对安定的优良学习环境，这与赵仲苏校长的贡献分不开的。特别是赵校长那种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全心全意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在他思想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7年9月至1951年8月，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这个阶段是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期。当时他积极参加各项群众运动，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与提高。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最大的思想包袱就是担心封建家族的命运影响自己的个人前途，认清了家庭出身不能由自己决定，但个人的前途却是可由自己选择的，坚信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1951年8月，他被统一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此后就一直在同济大学主要从事物理学科方面的教学与科研任务。

在20世纪50年代，同济大学与其他高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政治思想教育也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1951年秋开始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深深触及了知识分子的弱点与缺点。1952年院系调整并进行教学改革，1957年进行了整风“反右”运动，稍后开展了关于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等方面的讨论，他积极参加运动，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与锻炼。195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基层工作的双肩挑干部，努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各项任务。

1965年他参加“四清”工作队，在崇明县开展工作，对农村的现实情况有了深刻的感受与了解。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家庭出身及个人政治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与冲击，1972年曾下放至干校劳动锻炼。在这期间他对自己认真作了反思，并本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精神泰然处之，同时依然努力搞好日常的业务工作并抓紧个人的学习与提高。

197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9年由德国DAAD资助，曾以研究访问学者身份到德国斯图加特城建筑物理研究所进行短期进修。回国后在1982年晋升为教授。曾先后任同济大学科研处处长、物理系主任与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87年8月被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

他长期在以工科为主的高校从事物理课程的教学工作，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受到客观条件的一定限制。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物理学科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与渗透性，他深信对于各种工程技术科学，只要联系实际深入钻研一下，一般都可以挖掘出值得探索的物理问题，可供选择研究。

1956年高校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基础课教师也进行科学研究。当时他首先选择弹性理论，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说是理论物理的一个分支学科，联系工程力学的实际，发觉理论物理中一些普遍的分析方法可以推广应用。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就是利用屈曲本征函数展开的方法，解弹性地基梁的弯曲与振动问题，文中采用了一个分析技巧，求出了有轴向力作用时的精确解。第二篇类似的论文改用自振本征函数来解决弹性地基梁的弯曲问题。接着对圆薄膜的大挠度振动求出了基本固有频率的精确解，对椭圆薄板大挠度弯曲问题提出了一种综合摄动与变分特点的新解法。

1958年后，他主要致力于物理专业的建设，弹性理论的研究中断。1960年开始超声学与建筑声学的学习与研究。在实践中发现了声在变截面管道（喇叭）传播时存在着一个巧妙的共轭关系；对于各种喇叭都存在着相对应的共轭喇叭，它们的截面半径互为倒数，而反映喇叭特性的基本参数则相互共轭。这对于探索与设计新型喇叭富有创新意义。在超声学中，对于由杆件组成的聚能器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共轭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噪声控制工程方面通过与企业单位的联系、协作，他多次得到了参加工程设计及测试等具体实践的机会，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同时也发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声学技术问题。1978年后，他的科研方向相对稳定在以噪声控制为主的声学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上主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重运用成熟的声学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工程中存在的声学技术问题，然后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他在吸声理论方面有较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代表作《声波在纤维性吸声材料中的传播》于1979年在《声学学报》上发表。根据该文阐明的严格理论，由吸声材料的容重及纤维直径可以精确地求出反映材料声学性能的各种重要参数，优于国际上同时期同类研究成果。该文吸声理论获得成功的关键是采用了一个基于统计分析的运算技巧，它假设各纤维单元散射的声波在统计平均的条件下是相等的，由此导出在任一特定纤维单元表面由其他纤维散射产生的声场，从而可由边界条件严格求解，可避免作多次散射的复杂分析。这种运算技巧在分析浓密悬浮液及细网等声传播问题中可以推广应用。对穿孔板及多层或劈形吸声材料等元部件组成的多种吸声结构，由严格理论分析的方法求出重要的声学参量，经实践检验表明所得理论结果是正确可靠的，可作为实用设计的依据。

在隔声结构理论方面，他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主要弄清了对有限尺寸的薄壁结构并不遵循传统的质量作用定律，它的透声性能与结构本征振动在频域上的模态密度紧密相关。这对于设计新型轻薄隔声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对于声在管道中的传播理论方面，他联系工程实际问题作了较广泛、较系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管道消声器设计理论中，导出了存在气流时管道中的声传播规律，证实了气流对消声器消声性能产生严重影响的主要来源在于气流产生的再生噪声。部分研究成果在1987年《同济大学学报》发表的综述论文《同济大学对阻性消声管道研究的进展》中作了介绍，该文扼要阐明了气流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阻性消声器消声性能的影响。该文曾在1989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2年10月曾获国务院颁发证书以表彰他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1] 上海声音学会网 http://www.asos.net.cn/character/2007/0518/content_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