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生，1922年10月24日出生,广东省中山市人，实验物理学家。长期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对中国实验核物理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带领一批中青年实验研究者由低能实验核物理转向高能实验物理领域，为中国建立高能实验物理队伍奠定了基础。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试验束的设计、安装、调试和实验工作，并为开展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

1922年10月24日出生。

1939～1941年 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

1941～1944年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毕业。

1944～1946年 在昆明求实中学教书。

1946～1948年 任南开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8～1951年 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1951年底获博士学位。

1952～1955年 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56～1973年 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

1973～1993年 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实验物理部副主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所科技委员会主任。

1981～1994年 任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秘书长、理事长。

郑林生，广东中山人，1922年9月出生。父亲早年出外谋生，先后到过日本、朝鲜，最后回到了祖国的丹东。郑林生4岁记事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社会动荡。当时他父亲的产业已凋零，且身患半身不遂后遗症，担负一家生计，实属不易。母亲承担一切教养儿女的责任；她没读过书，但坚持要子女上学读书。兄弟姐妹6人，他行五。因为兄姐多，四五岁起便随着他们念字、数数，后来上了小学，读书很省力气。小学期间，父亲病故，家搬到北京，由从美国归来的大哥担负起养家的责任。

1933年郑林生考取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该校历史悠久，教师阵容强，常有师大的讲师或副教授在校兼课。初三的几何老师和高一的化学老师的讲课对他以后喜爱理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他对几何老师上课证题还记忆犹新。老师在黑板上画好图、标出给定的条件，然后叉手望着图思索，全班同学也跟着琢磨解法。一会儿老师慢腾腾地在图上画出一条辅助线，转过头向大家笑笑，同学们豁然开朗。课后，郑林生恍然大悟，原来老师不在于把所谓“标准”答案一步一步推演给学生看，而是要启发学生们去思考问题，让学生们自己得出正确答案。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沦陷。郑林生因年纪尚小，留在北平读完中学。1939年暑假，他与同学结伴取道上海、香港，经安南（今越南）奔赴昆明，考取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三校著名教授汇聚一堂，常常是几名教师开同一课程，教学风格各有特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这些教授学识水平高，既教书又教人，给青年学生树立了榜样。他在校5年，2年化学系，3年物理系。这期间，他在两方面都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一是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刻苦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在抗战的氛围中体验到了什么叫自由与民主。这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态度认真，具有敬业精神；在做人方面较严肃，坚持真诚原则。也可以说，他的个性基本形成。

8年抗战胜利，三校复校，他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当助教。在校2年，于1948年夏通过考试得到赴美留学的机会，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作研究生，选学核物理专业。不料这次离开祖国，竟至7年多以后才得回国。在这7年半中，他读完硕士、博士学位，并留校作了4年助理研究员。由于抗战期间在中国实验条件较差，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努力学习实验技术以补昔日之缺，同时也学着做研究工作。这为他归国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毕业后郑林生当了教授的研究副手，主要是协助教授带研究生。当时做的是低能核能谱和核反应研究，是实验核物理的前沿。他并不刻意撰写文章，而着眼于如何发展一个实验室；不只考虑如何更新、扩充实验条件，更注意怎样选题并发展研究方向。最后一年他在大学里还兼一门课。这种经验也很可贵，因为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青年学生接触，有一种清新的感受，不时会接触到料不到的想法。

美国政府以学习核科学与技术为借口，不准郑林生毕业后回国。1955年经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对美国扣压中国科技专家提出抗议，美国政府不得不放行。他终于1955年年底启程回国，于1956年1月抵达北京，在留学生招待所边进行时事学习、边等待分配工作。那时前苏联援助中国建造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在北京近郊开始安装。他感到自己所从事的核能谱和核反应研究是核物理学很基础的部分，其应用性研究也已蓬勃发展，因此他申请并如愿地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7年春，郑林生同清华大学外语系教师金世恒结为夫妻。她任劳任怨地帮助他度过不少人生困难，他终生感激她。他们俩生有一子一女。

1957年初，郑林生到北京郊区坨里（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建立核能谱实验室。他和新分配来的年轻同志一起，建造了中间成像谱仪、有铁双聚焦谱仪（开始由梅镇岳先生设计，郑改正、安装、调试完成）、180°永磁摄谱仪、γ-γ符合谱仪、β-γ符合谱仪、е-γ角关联装置等。1958年在中关村（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由梅镇岳领导的核能谱衰变研究组合并到坨里，梅镇岳和他共同带领青年同志开展稀土元素大形变核核能级，β能谱，γ-γ、β-γ、е-γ关联诸方面的研究。他尤其对160Tb衰变生成的160Dy大变形核核能级做了精细测量，找到一些新能级，清楚地辨认出基态转动带、γ振动转动带、b-振动转动带；在e-γ角关联装置的电子学方面，融合了当时补偿闪烁信号触发时间的离散的不同方法，得到了比当时能达到的更好的分辨时间。“160Tb的衰变能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他工作达到了50年代中期的国际水平，为核能谱学提供了新数据，并可用以检验核结构理论。通过这些工作培养出后来在这方面的骨干，如翁培锟、朱善根、周月华等人。

1958年秋，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科学院从各研究所调一批研究人员到学校兼课教普通物理，郑林生也在被调之列。1959年暑假，他还在全国核物理讲习班上主讲实验部分，结识了不少后来在中国核物理研究方面有成就的青年物理学家。1960年开春，梅镇岳被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主持近代物理系，并讲授普通物理课光学及原子物理部分；郑则回所谦管一部、二部核物理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使他感触尤深。第一件是1960年春夏之交，北京大搞“强化器”群众运动。由于在地质研究所发现用压缩空气吹金属衬片可以测到放射性的增强，于是有人宣称看到物理新现象，甚而发展到提出所谓不用反应堆和加速器就可以产生各种放射性元素的“计划”。当时郑林生本着科学严肃态度拒绝签署此项“计划”。第二件是在此前不久，从国外传来发现了γ射线核无反冲共振吸收效应的信息，这个新发现后来在原子能研究所为徐英庭等人所证实，并推广其应用。此效应是由联邦德国一名博士研究生穆斯堡尔（Mossbauer）发现的，并在以后得到极广泛的应用。这两件事使他深刻地体会到，科研三严作风事关重大。所谓“真的”事物绝不是由多数人如是说就能成为“真”。这是科研工作者最起码的认识。发现当然要突破，但真正的突破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以后，他带研究生时常对他们说：“数据要重复、重复、再重复；结论要怀疑、怀疑、再怀疑。”1966年以后，他离开了坨里。1975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中关村的核物理研究室转做高能实验物理工作，但他还是很关心中国核物理的发展。1983年秋，他率领核技术应用代表团赴英考察，回来后，给院里写总结报告时，曾指出核技术应用的近期发展方向将是快中子应用、核成像技术，以及同步辐射和强散裂中子源的利用。直到现在，他还是原子能研究院串列加速器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每年都到坨里参加一次年终学术讨论会，使自己不完全脱离年轻时的本行——核物理。

1972年以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开始多起来，国际高能物理界知名学者频频来中国访问，中国实验高能物理如何开展又提到日程上来。此时，中国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人员早已全部撤回，分散到全国各研究单位或院校，除部分理论工作及宇宙线研究外，基本不再做高能物理实验工作。经过多次酝酿，197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将原子能研究所一部（中关村部分）转入高能物理研究所。面临实验研究人员转变研究方向的问题，郑林生提出分两步实施这个转变。先是组成一个高能实验物理班子，再在业务上从做核物理实验改为做高能物理实验。由1975年到1983年，在建立加速器高能物理实验队伍方面由萧健和郑林生负责。他们将中关村一部的核物理研究室（郑林生是原室主任）的大部分人员和宇宙线研究室（萧健是原室主任）的小部分人员合并成立高能实验物理研究室（开始时称部）。当时，中国实验高能物理工作与国际上加速器高能物理研究的前沿工作相距甚远，对于联合使用探测器、快电子学、计算机的实验方法可以说知之甚少。郑带领大家从事高能物理调研。1977～1978年郑主持由丁肇中教授帮助办的高能实验物理训练班，共三届；内容包括科技英语、粒子物理、多丝室、闪烁计数器、小型计算机等实验。后来，通过李政道教授推荐，派出一批青年实验工作者到美国各著名高能物理实验室进修1～2年。同时，在中国抓了多丝室、闪烁计数器、快电子学插件的试制工作。这批青年工作者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快，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加速器中国高能实验物理研究的骨干。

1984年中国加速器建造方案调整，建造一台2×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郑林生提出由BEPC的注入器——1.5GeV 电子直线加速器——引出一条试验束（Test Beam）的建议。这条电子束打靶后产生π束和质子束，这样可以充分利用BEPC的电子束做些应用研究工作。他以前所受的训练是物理实验，而对建造试验束毫无经验。建造对撞机的工程师们有能力有经验，但无暇顾及此事。他得力于胡力东，胡曾经在杜布纳做过束流引出实验。他俩和其他参加这项工作的志愿者，从束流包络计算、磁铁设计、束流调整控制、剂量防护，直到电子打靶产生次级束的物理测量，都是边干边学。然而，料想不到的难处是，虽然电子与核相互作用的实验文章很多，但为设计这条束作估算而所需要的反应截面数据却遍查不得。原来这是一个空白。不得已，他们只好自己动手计算、研究，用内插、外推，以至类比办法，又借助理论，终于得到一个数值。等到速流建成一检验，却也差不到一倍。在测次级束时，发现初级束的乱散射的本底的屏蔽是最关键的。总之，这条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病出够了才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是中国惟一引出的1.1～1.4GeV脉冲电子束，也是惟一的π、P强子束。其性能是：脉冲电子束峰值流强高（500mA以上），脉冲窄（2.5ns），束斑尺寸小（≈8mm×5mm）；次级束（e＋，π＋，p）干净，动量范围120MeV/c～500MeV/c，动量分辨可达1.7%。此工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试验束的建造刚完成，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提出，作为中美高能合作项目之一，由中美两国合作进行美国大型超导级对撞机上将采用的电磁簇射探测器的辐照效应的研究。该项工作由中方代言人毛慧顺领头，中美两国十来名实验人员合作，为该探测器方案的选定提供了第一手实验根据。1987年夏，郑林生组织了北京国际中能物理讨论会，主编了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dium Energy Physics》。

1990年以后，他指导高能实验物理方面7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参加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C-τ物理工作。

郑林生同志长期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在美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对中国实验核物理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建立高能实验物理队伍奠定了基础。他曾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试验束的设计、安装、调试和实验工作，并为开展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