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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徽商个人资料: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资料更新时间:2020-04-25 23: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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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资料简介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二、徽商 - 名词阐述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傅衣凌先生解释:所谓徽商,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从地域上看,这个地区属于贫瘠的山区,山多田少。

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必须另谋他路。这种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三、徽商 - 文化底蕴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好儒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体现

徽商之好儒,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商过程中,二是因商富裕后。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的好儒表现于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不义之财不取也。 (二)讲求信、诚的商业道德。重然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三)有较敏锐的商业眼光,善把握时机,收进售出以获得高利。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四、徽商 - 历史渊源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五、徽商 - 历史背景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粮食产量普遍较底,因此,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差。又因地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人口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矛盾,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粮食严重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虽“粮不足”,可物产丰富。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质地坚硬,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明全国。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毛笔倍受人们喜爱;墨:“坚如玉,纹如犀”;砚:因石取势,雕琢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图案,至今盛名于世;漆器:被当时人称为“绝古未有”的珍品。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陆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六、徽商 - 古徽商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七、徽商 - 历史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八、徽商 - 徽商富庶的历史见证

承志堂,座落于黟县宏村,是清末徽商汪定贵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前后营造的宅邸,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全屋砖木结构,有木柱136根,大小天井9个,7处楼屋,大小60间,门60个。据传,当时建造承志堂花去白银60万两,木雕上镀黄金100两,全屋仅木雕就由20个工匠雕刻4年才完成。由此可见徽商的富庶和对住宅的重视。

徽商经营范围极广,“其货无所不居”,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这四大行业中,从事盐业的经营资本最厚,“非巨商贾不能任”,获利也最多,所以徽商之富莫过于盐商。明清时期两淮盐运的中心在扬州,这里舟车辐辏,万商云集,富商大贾众多。扬州瘦西湖畔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整体造型优美,雄伟古朴,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为徽州盐商江春所建。江春,歙县江村人,经商有道,才略雄俊,很受乾隆皇帝赏识,相继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承宣布政使、诰授光禄大夫。乾隆皇帝在一次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信中问道:瘦西湖有无白塔?豪吏巨商无言以对。唯江春随口奉应说有,乾隆当即降旨,明日以瘦西湖观塔。其实湖畔无塔,这欺君之罪如何了得。江春事后心急如焚。忽然他灵机一动,连夜源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了一座假塔。翌日,蒙蒙大雾弥锁湖光山色,艘艘画舫荡开碧波轻烟,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峨矗立的白塔,龙颜大悦。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几露,就在盐塔的基地上赶建这座白塔。它历经200多年的风撼雨击,仍挺立迄今。由此可见,徽商盐商财力的丰伟。明代万历年间,有人估计扬州的盐商资本约为三千万两。清代有人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的国库存银七八千万余两之数大致相等。在明代,“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的中贾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他们财力之丰,就连乾隆皇帝也曾因之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除了追加部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大多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修族谱、置族田以及助修书院等等。在当地则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胡适之先生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立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番话就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都市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无徽不成镇”由此可见一斑。承志堂的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一绝。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雕有“唐肃宗宴客图”,中门上方面临厅堂处雕有“百子闹元霄”图,场面壮观,层次分明,线条清晰,人物神态惟妙惟肖。分布各处的“渔樵耕读”、“金钩垂鱼”及“董卓进京”、“长坂坡”、“三英战吕布”等戏剧图案,构图丰富,雕刻精巧,使人们在赏心悦目之中,增加了知识和情趣,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九、徽商 - 文化大观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1127年-1279年),发展于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 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中国古代考试中的一个级别)就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一种朝廷里的官职)、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十、徽商 - 敬业精神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十一、徽商 - 代表人物

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

红顶巨商胡雪岩。

胡雪岩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中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徽墨名家胡开文。

清代中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茶商胡炳衡。

徽商胡炳衡祖孙四代,在江苏三泰地区开辟茶商贸易,历百余年商海沧桑,几经劫难与复兴,先后开设茶庄、茶栈12爿,为绩溪茶业在三泰地区开创了一方天地。抗战以后,店业相继转营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的徽商胡练九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安徽省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这是我县徽商群体中工业萌芽的具体表现。解放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历史名人

程十万 徽商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合称。程承津、程承海为宋初时祁门善和乡人,因经商至富。乡人号为“程十万”,每称津为“十万大公”,海为“十万二公”,言其家资以万计也。(《祁门善和程氏谱?足征录?书四府君派后》)。程氏兄弟是徽州早期拥有巨资的商人。 马曰(1687-1755) 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字秋玉,号轥谷。祁门县城人。马曰从小侨居扬州,经营盐业,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马曰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的儿子振伯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受乾隆皇帝褒奖,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清史稿?文苑传》有马曰传。

鲍漱芳(?-1807) 清代著名徽商。字惜分。歙县富竭乡棠樾村人。棠樾鲍氏家族世代经商,在两淮官商中具有较大影响。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是当时扬州著名的富商之一。鲍漱芳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也比较有政治头脑,1803年在川、楚、陕三省的最后平乱中,他组织富商们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成为握有两淮盐业大权的显要人物。整个嘉庆一朝,鲍漱芳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

胡光墉(1823-1855) 清代著名徽商。字雪岩。绩溪县湖里村人。胡光墉早年家境贫苦,经同乡引荐,前去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由于工作勤恳、言行稳重,而且善于经营,颇受钱庄主人赏识。庄主临死之前,考虑到自己没有后代,决定将钱庄赠送给胡光墉,他于是一变而成富商。此后,胡光墉开始以商人身份涉足政治活动。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运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代借内外债1250多万两。由于胡光墉为左宗棠及湘军竭心尽力,因而在左宗棠等人的推荐下,被授于江西候补道职务,并且依靠湘军的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1872年,胡光墉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不惜重金聘请江南名医和著名药剂研制专家,精心配制400多种中成药,并雇人穿上“胡庆余堂”字号的甲马,停立杭州名要道,施药于百姓。胡光墉的这一系列活动,使“胡庆余堂”名声大振,药店所制“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胡氏辟瘟丹”等药品畅销全国,与北京“同仁堂”一起平分中国药业秋色,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1884年,在外国资本的倾轧和冲击下,胡光墉破产。

王文典(1882-?) 现代著名实业家。以名维清、扬清,遂安芹川人。东文专修科毕业。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曾任中俄交涉专门委员长、全国商会联合副会长、全国国货提倡总会会长、京师总商会会长。主张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收回中东铁路。提倡使用国货,实业救国。创办了物华铁机织绸厂、苏州电气厂、海外贸易隆泉公司。他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创办了南洋女子大学。曾建议教育部添设世界语一科,1912年还与蔡元培发起建立世界语学校。

吴荣寿(1873-1934) 现代著名茶商。又名俊德,字永柏。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程霖生(1888-1943) 现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又名源铨,字龄孙。歙县富碣乡人。程霖生的父亲程谨轩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家资千万,他继承父业后在上海发展,数年以后,资金累积达白银6000万两,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巨商,时称“地皮大王”。晚年,程霖生企图操纵上海黄金市场,结果受到以孔家和宋家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的围攻,加上时局不稳,金价和房地价大幅下降而破产,靠变卖家财度日。 康达(1877-1946)近代瓷商、社会活动家。字特璋。祁门县礼屋村人。康达1888年入县学就读,1893年进入安庆大书院,1896年转读于北平通艺学堂,21岁以拔贡资格担任内阁中书。不久,因为同维新变法派有牵连,被贬往江西景德镇监制御瓷。1904年,在许世英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并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1907年,协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1909年,参与筹建景德镇总商会,担任第一任会长。1910年,康达先后创办了江西省瓷业公司和中国窑业学堂,培养新型技术人员,并且采用机器制瓷方法,为景德镇的陶瓷业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饶州知府,并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和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因疲劳过度,不久双目失明。康达晚年曾任国务院谘议和安徽省省长名誉顾问等职1946年病逝于景德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十二、徽商 - 徽商网谈

浅谈徽商的兴盛与衰落历史上称堆中国商界的徽商,是怎样兴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奕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十三、徽商 - 历史作用

徽商以长途贩销的形式互通有无,使全国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渠道畅开,扩大和加强了全国各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徽商的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农民们从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经济。徽商在江南市场频繁地进行棉布、丝织品和粮食交易,就是当时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

徽商还对各地区城市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徽商足迹遍天下,不仅从事贩卖贸易,而且开店铺、侨居、投资公益事业,对当地的市镇建设做出贡献。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促使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徽商云集的吴江县盛泽、黄溪镇丝织业,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就出现了雇工经营,这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徽商汪氏益美棉布号让加工者在布上缝上“益美”字号的标记,充当了商标和广告媒介的作用,采取自由竞争的手段,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经商致富以后,更加热衷于文化建设,在家乡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桥,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徽商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捐输,建祠堂,牌坊、庙宇,造会馆,修族谱,办学堂,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四、徽商 - 商德

古人经商;讲究商德。徽商是一支贾儒结合型的商帮,“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因此比较更讲究商德修养。一般说来,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十二个字来概括徽商的商德,是可以的。至于徽商讲究商德的具体表现,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货真”。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太函集》中说:汪处士出门做生意,与子弟约法三章,“毋以苦杂良”,即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大泌山房集》载:明歙西富源人胡仁之,“贾嘉禾(江西南丰),年饥,斗米千钱,同人请杂以苦恶,持不可”。二曰“价实”。历代都把“口不二价”视为经商者之美德。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记载说;歙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婺源县志》载:商人黄龙孙“贸易无二价,不求赢;余,取给朝夕而已”。三曰“量足”。市场计量,缺尺少寸,克扣斤两,是要受到广大消费者谴责的。徽商深知这一点,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载:明代休宁商人程莹,游贾他乡,“出纳平准之宜……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丰南志》中;亦载:明歙人吴一新业鹾浙中,“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许文穆公集》载:明歙人许文穆(即许国)“尝与他贾市米,岁计倍赢,公竟谢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谢去,许国说:‘“夫出入不同量,以是为利,虽什百非我愿也”。四曰“守信”。讲究信用,即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以取得顾客的信任。徽商就是这样做的。歙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于而饰价为期。”《醉醒石》第四回中讲到:徽州婺源县木商程翁,“做人朴实,与人说话,应允不移。如与人相约巳刻,决不到午刻。应人一百两,决不九十九两”。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更是个典型了。他在江西吴城“贾五十余年……名重吴城”。晚年罢归时,有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干,他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我们说徽商注重商德修养,是指整体意义上的“徽商”。历史上,单个的徽州商人在经营中投机渔利,不讲商德的情况也是有的。

十五、徽商 - 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

徽商发展的历史,能否为现代经济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借鉴?回答是肯定的。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业道德仍是现代商业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的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举其大端,有以下几条: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三,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在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大发扬。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处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四,徽商衰落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仃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

十六、徽商 - 徽商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历史上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对促进沿江区域市镇的兴起与繁荣,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沿江区域一些较为出名的市镇,大多兴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而勃兴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0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徽商特别是盐商获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来说明徽商在促进都市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唐宋间的江苏扬州,是江南较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这里跃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正如《两淮盐法志?杂记》中所云:“维扬天下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暨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萃居”维扬而牟“盐荚之利”的商贾,主要的不是指其他的商团,而是指徽商。万历《扬州府志》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藉淮扬者。”再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难怪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9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中华两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也说:“扬州盐商至万历之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明清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以歙县人居多,—般被称之为“盐商派”。他们人数众多,财雄势大。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民国《歙县志》“风土”篇中进而指出:明清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籍商人有江、吴、黄、程、汪、徐、郑、许、曹、宋、鲍、叶等12姓人。在两淮盐政八总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扬徽商在服饰食用方面,确实是挥霍无度,同于王侯。在购园建宅、设置书院、举办诗文会(馆),藏版刻书,以及营建戏馆等娱乐场所方面,他们也是不惜巨资,所费动辄数十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扬州素以园亭之盛甲江南,而这与居扬徽商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我们知道,当年乾隆南巡时,扬州是主要落脚点。在乾隆来扬州之先,徽商便大兴土木,“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如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明清时居扬徽商促进了扬州在经济、文化、教育、市镇及园林建设诸方面进一步繁荣。清人孔尚任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扬州在东南率先繁华,徽商是尽了大力的。徽商以治盐业为“大者”而“藏镪百万”,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主要是明中叶至道光年间的事情。然而,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中资格最老、时间最久、对繁荣都市影响最大的,还是茶叶、木材、典当、银号、“文房四宝”诸项目。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到:当时祁门县“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悉恃此。”宋代,徽州产茶地及品种增多,茶商更为活跃。明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声很大,“祁红”、“屯绿”闻名天下,国内一些大的市镇几乎都有徽州人开的茶庄。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跃,宋室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大兴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贩运去的。宋时在徽州任司户参军的范成大在《骖鸾集》中记载说:休宁人“多以种杉(木)为业”,杉木“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明代,京都皇木多由东南各省承办,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头。典当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万历年间,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开的当铺213家。明崇祯年间,休宁人汪箕在京都设“典铺数十处”。徽商中的金融商也为数不少,较出名的要数清代绩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在内地各省设“阜康号”银号,并经营中药、丝茶,积资数万元。徽墨、歙砚素负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资格老、生意兴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开文”派来说,自同治、光绪年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近百年中,国内至少半数以上省城有“胡开文”墨坊、门市部。概而言之,历史上大凡较为繁华的都市均有徽商经营,而敞商的资本一旦渗入这些都市,便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繁华。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商人资本时所断言:“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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