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福格尔（1926年—），福格尔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解释，营养、劳动福利、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观察，对两代人不同的家庭行为数据的分析。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26年6月1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与道格拉斯·诺斯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其在计量史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 福格尔出生于纽约市，是一个俄罗斯裔犹太人移民的儿子。1944年他从史岱文森高中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他主修历史学、辅修经济学，并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美国民主青年组织（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校园分部的主席。1948年毕业后，他成了共产党的职业组织者。但之后他放弃共产主义，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58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又于196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 福格尔曾分别在多所大学任教，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58-1959年）、罗彻斯特大学（1960-1965年和1968-1975年）、芝加哥大学（1964-1975年和1981年至今）、剑桥大学（1975年，作为庇特美国历史机构讲座教授）、哈佛大学（1975-1981年）。福格尔与伊妮德·卡珊德拉·摩根（Enid Cassandra Morgan）于1949年结婚并育有两个子女。

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同统计推断原理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用以考察这样的反事实性问题：如果铁路从来就不存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提出反事实性问题，不过是采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罢了。

在围绕“新经济”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激烈讨论中，福格尔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史新释》和《“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中明确制定的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美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福格尔推翻了不少过去的结论，并与恩哲尔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美国史是以激烈的争论而著名的课题，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康拉德（AHCon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最先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观点，进而严加抨击那些像种族主义者一样的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惟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

有人认为福格尔对经济史的贡献仅仅是用挑衅性方式解释过去，这种看法也许是误解。从历史的档案中重新发掘各种有关资料，是福格尔大部分工作的中心内容。他把美国经济追溯到十八世纪，重新建立了诸如这样一些变量的时间序列：生育率与死亡率、女性参与率、移民率、人口流动率以及储蓄率。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授予福格尔，是为了表彰他在“运用现代统计方法来重新考察以往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这一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福格尔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或范式与众不同，不同得近乎“离经叛道”。他们彻底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一金科玉律，高高举起了“反事实假设”的旗帜。

“假如没有铁路”，“假如没有美国南北战争”，就是在一系列由“假如”引发的问句之后，福格尔在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开创性的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1964)和《不公正的年代：美国黑奴经济学》(1974)——里，展开了他对历史，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讨论。福格尔开创了一套崭新的、融现代统计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于一体的方法，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计量史学。由福格尔所开创的计量经济史学同以往的计量方法论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简单地收集、分类与整理原始数据，而是在大量地借助于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的前提下，根据历史残存的零星数据来重新描绘或编织经济结构与经济过程的历史面貌。在《作为社会科学之工具的数学模型》(1980)一书中福格尔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与力图根据化石碎片和生物学理论去复原史前动物的古生物学家十分类似。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福格尔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各种原始数据重新组合成符合经济学定义的数据；通过使用数学工具，福格尔建立起了表达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函数式，并且将所得到的新数据代入其中进行检验，导出结论。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某项政策、制度或技术进步等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纯”影响究竟有多大？要想解答这类问题，就需要计算出实际的产出水平与没有“它”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而要想准确且相对客观地计算出这一差异，就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可检验的表现该经济特征的数学函数模型；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没有“它”时的数据，因此模型只能是非现实的、模拟性的或想象出来的。这恐怕就是福格尔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基本逻辑所在。

像几乎所有的新观点一样，计量史学同样也遭到形形色色的批判或抨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反事实命题的运用。有人这样说道，历史不会重复，在根本就不曾存在、并且将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假定上做文章，得到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伪历史”、“虚构史”，至多是“准历史”，由于反事实假定性陈述不可能被事实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应该说这类批判是言之有理的，但福格尔对此所做的反驳似乎显得更强有力一些：“反事实的假定性陈述是历史学家论述中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特征”。换言之，当人们对某一事件、某项政策、某个人物或某种制度安排进行论述和评点时，无论是褒是贬，人们内心深处的潜台词恐怕大都是这样的：“要是那样就太好(糟)了。”从本质上讲这恰恰就是在给出反事实假定。另外，在使理论具有可检验性方面，福格尔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福格尔的主要著作有：

《联邦太平洋铁路》（1960）；

《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计量史文集》（1964）；

《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与恩格尔曼等合著，1971）；

《不公正时代：美国黑奴经济学》（与恩格尔曼等合著，1974）；

《“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与埃尔顿合著，1974）；

《通向过去之路》（与埃尔顿合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