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24年出生，因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贡献而于198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于1942年、1949年和195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科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主席（1975—1980年）。1961年，荣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64年，他曾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罗伯特·索洛主要是因他在20世纪年代和60年代对资本理论和增长理论的开拓性研究而著名。近年来，他的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分析和非再生资源经济学。其最重要的论文有：《对增长理论的贡献》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等，其中《对增长理论的贡献》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早年，他曾与多夫曼和萨缪尔森合写过《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这本著作在20世纪年代后期为把二战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介绍给年轻的经济学家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 (1924-) ，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1924年8月23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以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著称。对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并在196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青年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在1987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1942年到1945年服兵役，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研究投入产出模型著称的73年诺贝尔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Neoclassical）由于索洛的开创性工作而称之为索洛模型 ，直到现在该模型仍然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且假设边际生产递减的一次齐次的总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等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结论。虽然其众多苛刻的假设条件和得出的政府政策无效论使人感觉消极，但在哈罗德和多马的极其不稳定的刀锋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一直让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是不稳定的当时，索洛模型提出的增本主义模式的资本积累过程从长期来讲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稳定状态（Steady state）的这一结论无疑是给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许多在此基础上的扩充模型被不断提出。例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就是在索洛模型基础上考虑最优消费问题的一个崭新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基础理论。但是，这些模型基本上把技术进步视为某种外生的冲击，与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注重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或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形成鲜明对照。 索洛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荣誉研究机构教授。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

罗伯特·索洛1924年8月23年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

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时还是打算学习生物学和植物学。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些学科并不合他的心意。在他最后确定学习计划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942年，他加入美国军队。1945年8月退役。

1945年重返哈佛大学，开始涉足经济专业。

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哈佛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研究投入产出模型着称的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

从1949年起，索洛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50年任统计学助教，1954年升为教授。他时常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定期讲演。

在此期间，曾于1963——1964年应英剑桥大学之聘，出任马歇尔（Marshall）讲座的讲师；

1968——1969年聘为牛津大学伊斯曼（G.Eastman）讲座教授。

罗伯特·索洛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荣誉研究机构教授。

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哈罗德和多马开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增长率的概念并不被重视。“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好像总是在附近徘徊，但却很难被邀请出来。它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被当成一种事后思考”。哈罗德对于增长的看法，无论在概念的内涵方面还是在实施的细节方面都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发展学派突出了提高储蓄率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反映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要旨。罗斯托和赖维斯把提高储蓄率当作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出现，破除了资本积累被夸大了的作用。

哈罗德——多马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丹尼森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为代表的，其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近30年。该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隐含规模收益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正因为该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故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别。因此各国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而事实正与之相反，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共同点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惟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由于索洛的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数内生化。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忧郁”的经济学

索洛认为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

但索洛认为这与他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指的只是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

有一次索洛曾听到史翠登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奥肯法则的一些惯性现象。在索洛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索洛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构。

索洛认为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索洛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

索洛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的。

索洛认为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一位朋友曾经送给索洛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最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孤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上题“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派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的开创性工作而称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直到现在该模型仍然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且假设边际生产递减的一次齐次的总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等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结论。虽然其众多苛刻的假设条件和得出的政府政策无效论使人感觉消极，但在哈罗德和多玛的极其不稳定的刀锋增长模型一直让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是不稳定的当时，索洛模型提出的增本主义模式的资本积累过程从长期来讲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这一结论无疑是给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罗伯特·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许多在此基础上的扩充模型被不断提出。例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在索洛模型基础上考虑最优消费问题的一个崭新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基础理论。但是，这些模型基本上把技术进步视为某种外生的冲击，与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注重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或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形成鲜明对照。

宏观经济分析和非再生资源经济学的贡献

近年来，他也对宏观经济分析和非再生资源经济学做过一定的贡献。他的众多的论文中的两篇：《对增长理论的贡献》，载于《经济学季刊》1956年2月号，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载于《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并且，他对增长理论的持续兴趣可以他的中级教科书《增长理论：一种说明》（天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为证。早年，他曾与多夫曼和萨缪尔逊合写过《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58年）这本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把战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介绍给年轻的经济学家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对增长理论的贡献》是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的第一个“新古典”翻版，因为在索洛的模型中，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结果，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充分就业的路径。类似地，《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标志着所谓“增长的资源因素说”的诞生，这很快导致了一 系列对总生产函数的几乎无止境的估计，这些估计试图区分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增加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继续在若干别的文章中创立“同批产品的增长模型”，在这种模型中，资本不仅用它的规模、而且用它的年龄结构来测度，新资本货物比旧资本货物被算作更多的资本。 《资本理论与收益率》 （北荷兰出版社，1963年）是索洛的另一项卓越成绩，在这部著作中，资本理论的许多古老难题被证明是错放了重点的例证：资本理论的重要问题并不是像经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的测度，而是资本的收益率是如何被决定的，这只取决于资本的名义价值，而不取决于资本的实际价值。此外，索洛也是其他人、特别是那些贬低主流经济学成就者的著作的经常的和敏锐的评论者；并且，在激烈的“剑桥之争”中，他是萨缪尔逊反对罗宾逊和卡尔多观点的主要同盟者。

索洛的主要著作包括：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年与乔治·多夫曼和保罗·萨缪尔森合著）；《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增长理论评注》 （1969）。重要著作：《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夫曼《R.Dorfman)及萨缪尔森合著《资本理论与报酬率》(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解说成长理论》(Garowth Theory; An Exposition)。

除此之外，索洛还写了大量的论文。

索洛于1924年、1949年和195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科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0年开始在马塞诸塞理工学院任教，除了在牛津大学（1968—1969）工作一年外，他曾是位于波士顿的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主席（1975—1980）。1961年，在他37岁那年，他荣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在1964年，他曾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他已经获得了几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名誉学位。 罗伯特·索洛因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贡献而于198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