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简称“斯蒂格利茨”），1942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缪尔森。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蒂格利茨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斯蒂格利茨于1943年2月9日出生于加利的一个犹太裔家庭。早在14岁时，他就立志将来要成为大学教授，并且将自己的工作与一定形式的公共服务相结合。在本科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时，他开始喜欢上经济学。加利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重工业城市，充斥着贫困、失业和歧视，亲身感受着“工业文明”的这种种痼疾，斯蒂格利茨试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且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并且参加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便是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本科期间，他由于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成绩）而屡次获得奖学金。

1969年，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蒂格利茨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2008年，他在CNN专栏针对由于华尔街房产泡沫出现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几个预防经济危机再度出现的措施(见《斯蒂格利茨：如何防范下一个华尔街危机》)。相关的中文版书籍：《经济学》第二版，《经济学》小品和案例《经济学》第一版，《经济学》第二版导读。

斯蒂格利茨提出的税收五原则是指：

第一、经济效率。税制不应该干预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可能的话，税收应利于增进经济效率；

第二、管理简便。税制应易于管理，且成本较低；

第三、灵活性。税制应该能够易于（某些情况下自动地）对发生变化的经济环境做出反应；

第四、政策负责。税制的设计应该使个人可以确认他们的支付，评估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他们的偏好；

第五、公平。税制应该是公平的，而且看来也是公平的，对处于同样环境的人同等对待，对可以负担更多税收的人征较高的税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

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这是在密歇根湖南岸的一个小城，它的起伏变化似乎可以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在1906年之前，那里没有市镇，是一片海滩，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利用煤、铁等资源来炼钢，从而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钢铁城市。在美国出现后工业化之后，随着钢铁业的衰退，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成长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生长在一个钢铁城市，它的经济有一定的起伏波动，这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一些同班同学四年以后忽然就没有工作了，他们没有买保险也没有钱进行消费。从同班同学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城市是个多种族混合居住的城市，有很多来自南方的黑人，但还是有很强烈的人种歧视，人们歧视黑人。在美国，这些黑人通常只接受低等的教育，这是社会的一种不公平。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想在其长大后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父母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斯蒂格利茨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成长阶段，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家人就同他进行了很多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

后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进入了阿默斯大学，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方式对他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偏向人文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所有的科目。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主修专业是物理，但是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还得学习英语、历史、生物、化学等等。他们是想要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去了解一切，这使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以后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经济学，而不是成为非常专的研究经济的人。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这种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因为只要你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那么回答也就不请自来了。这不是说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他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使其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当时，老师教给他们不少模型，有的同学直接接受了这些模型。他们可以重复他们学过的东西，他们擅长记忆，但是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却觉得有些模型是错的。你可以把“怀疑一切”称之为一种科学的传统、一种民主的传统，只要你自己有想法，你就应该去置疑，这就是阿默斯大学告诉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的，你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去接受一切。当我在麻省理工学习的时候，他们说市场就是一个绝佳的模型，但是在我成长的地方我看到那么多的失业，难道这种经济也是完美的么？城市一半的人都失业了，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市场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必须要理解这个模型的问题出在哪一点，因为我想要修复世界中出现的不公正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要去读研究生院。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看到了巨大的差异，经济模型中体现的理想情况和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相异的，如何把这种差距缩小？另外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还注意到，这种模型根本没有谈到歧视或者公正的问题。对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来说，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作为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忽视公正以及歧视呢？但是，社会的很多大学以及我们所学的模型并没有谈到社会的不公平和歧视，所以在当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就决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来了解这种不公正和歧视。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是60年代在阿默斯上大学的，60年代美国有这样的现象，60年代晚期是越战，在60年代早期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读书的时候，他们被告知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歧视以及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伤害了。这些教会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公民权利确实是有用的，对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来说也意味着变革是可能的，意味着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改进。首先要找到如何进行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热衷于全球化的一些讨论，因为这谈到了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还谈到了那种不正确的经济理念。有些人说世界本来就这样的嘛，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虽然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就可以尝试采用学术界的一些原理，说明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而不愿意那样做。所以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就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全球化没有让所有国家同时获益，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存在哪些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在社会范围内有哪些力量最终会改变全球的社会，从而实现一种对全球人都公正的秩序。

斯蒂格利茨博士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编者，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他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现在轮到斯蒂格利茨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斯蒂格利茨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斯蒂格利茨从1993年雄心勃勃地进入政治圈，到2000年黯然退场，在七年时间内担任了两个机构内的四种职务。1993年到1995年，斯蒂格利茨成为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名顾问，1995年到1997年，他被擢升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到2000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经济学家应该成为政府的吹鼓手，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而且始终凭着自己的人格和素养固执己见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拒绝的态度。例如，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同时又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那么通货膨胀将会加剧。但是约翰逊政府对此不置可否，结果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在这个受排斥的对象变成了斯蒂格利茨。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四年中，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在卸任后选择退回斯坦福大学去当教授，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斯蒂格利茨选择进入世界银行的时机并不太好。1997年到1998年，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在危机过程中，作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映迟缓，对申请贷款的危机国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紧缩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救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所在的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国家提供发展融资，与危机预防和解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到猛烈批评，世界银行也难免受到一些株连。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中国：第三步改革的构想》

《国际间的权衡交易》

《经济学》第三版

《全球化及其不满》

《喧嚣的九十年代》

《公共部门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讲义》

个性张扬，口无遮拦的斯蒂格利茨常常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无情的批评。他抨击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美国政府现行的双边贸易主义阻碍了非歧视性的自由贸易，侵害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指出美国的经济增长只给社会上层的人带来了好处，而最底层人的境况却变得更糟，使得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穷人的富国。

最近，针对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斯蒂格利茨又公开撰文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是格林斯潘在任时鼓励个人采取非固定利率贷款等政策导致了次级贷危机。

斯蒂格利茨一方面对美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说话。斯蒂格利茨之所以受到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与他爱帮中国说话有很大的关系。

20多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曾经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经济顾问，参与过中国有关政策的研讨。1997年，斯蒂格利茨不仅为《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写了序言，还专门在最后加了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从2005年开始，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常客。

斯蒂格利茨在有关中美的许多问题上都喜欢抑美扬中。当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颇有微辞时，斯蒂格利茨却认为，中国的崛起直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如降低失业率、稳定商品价格，并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众多机遇。相比而言，美国的某些政策性失误则给全球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如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全球经济损失就相当于全中国一年的GDP。当美国的政治家们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时，斯蒂格利茨则指出，贸易赤字代表了本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美国今天的高贸易赤字根源在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储蓄为负和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自己的问题。当知识产权和汇率成为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话题时，这个用左手写字的经济学家又从独特的角度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认为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扭曲了市场，并使社会成本加大；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因为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投入是创意，但专利会减少可用的创意。而发达国家在面对相同问题时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使用强制许可证制止不当的市场行为。所以他建议中国考虑采用更多替代性的办法来面对知识产权的指责。在汇率问题上，斯蒂格利茨同样强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没有影响，目前若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中国经济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国民生问题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人民币升值”、“政府决策性失误”、“社会保障体系”、“国内消费拉动”到“房地产过热”、“企业革新”、“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斯蒂格利茨都喜欢“说三道四”，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俨然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斯蒂格利茨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中国俗语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中国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滋生了新问题，所以应该“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应该坚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环境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市场经济模式。

针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于控制基层政府的政策导向。他说：“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出卖当作收入来源，这是造成非理性投资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应该从根源上控制投机的原动力，比如实行资本税的征收、银行对此类融资加大约束等。”

他建议中国要采用广泛的标准衡量经济改革的成功，比如人类发展指标(HDI)，包括健康、受教育程度等。他特别谈到了绿色净国民产值，包括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退化，他强调说这是事关持续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大事。

关于社会保障体系，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所以，中国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体系，建立高效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刺激国内消费。

斯蒂格利茨更多的是用经济理论来谈论中国的现实，他严谨的分析涉及中国经济增长、创新体系、制度改革甚至“和谐社会”。他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卓越成就深表赞赏，他的观点和中国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