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世人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发表的《国富论》对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着极大的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Adam Smith，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发生糗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亚当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而且亚当斯密对喜爱的学问研究起来相当专注、热情，甚至废寝忘食。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1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斯密之母于1784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二、货币理论 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另一功能－价值尺度。亚当斯密也谈到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三、价值论 提及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钻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过水与钻石价值之比较是百年之后边际效用学派才圆满解决此一问题。 四、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 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 地租系指对土地使用所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地租高低与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场远近有关。 五、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六、赋税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纳税。 确定：各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 便利：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 经济：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缴付国库以外，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激动。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霍布斯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为了抑制这种战争状态的发生，社会就要一个超乎社会之上的巨大力量，而国家就是这种力量的化身。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8.29-1704.10.28） 主张公民在与政府签订契约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全部的自然权利，只是把部分权利出让给政府，自己保持着那些政府不能干涉的权利。公民交出的那部份权利统一交给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建立议会制度的政府，实行立法与行政两大职能“分立”的机制，行政服从议会，公民有控制议会的终极权利。必要时，公民可以收回自己交出的那部份权利，解散议会，再把权利交给另一些人，组建新的议会。 哈奇森 在大约14岁时，斯密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永恒的”（斯密如此称呼他）哈奇森的教导下研读道德哲学。斯密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他对自由、理性、和言论自由的热情。

一. 哲学家 １曼德费尔（Mandeville, Bernard de, 1670-1731） ２哈启生（Hutcheson, Francis, 1694-1746） ３休谟（Hume, David 1711-1776） 二. 经济学家 １樊特林（Vanderlint J. 生年不明，死于一七四零年） ２勃格雷（Berkeley, George 1685-1753）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同时还指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和利润的源泉，并经过分析得出了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工资越高，利润就越低得结论。这实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中心问题和剥削本质。 亚当·斯密在分析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分工的作用。他对比了一些工艺和一些手工制造业分工前后的变化，对比了易于分工的制造业和当时不易于分工的农业的情况，说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经济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利己主义目的。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被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利益。可见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这种认为人都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也是早期管理思想的重要表现。传记在大约14岁时，斯密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永恒的”（斯密如此称呼他）哈奇森的教导下研读道德哲学。斯密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他对自由、理性、和言论自由的热情。在1740年他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后来说“在牛津的时期对他后来的毕生事业没有多少影响”，他在1746年离开了牛津大学。1748年他在亨利 霍姆 卡姆斯（Henry Home）的赞助下开始于爱丁堡演讲授课。最初是针对修辞学和纯文学，但后来他开始研究“财富的发展”，到了他年近30岁时，他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哲学的“明确而简易的天赋自由制度”，他后来将这些理论写入被简称为国富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里。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大卫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他也认识了一些在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手的人物。斯密的父亲对于基督教有强烈兴趣并且加入了温和派的苏格兰长老教会（Scottish Presbyterianism, 自从1690年以来的苏格兰国教）。斯密可能曾经前往英格兰寻求英格兰教会的职业生涯：但这件事的真实性仍具争议。为何他放弃信仰并回到苏格兰的原因仍然未知，但能肯定的是这时斯密已经成为自然神论者了。亚当 斯密在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具体化了一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讲课内容。在当时这些研究的发表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如何透过仲介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感情互动来进行沟通（亦即，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他对于语言发展的研究则较为粗浅。斯密流畅的、深具说服力的、甚至华丽的论述相当突出，他的论述基础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一般根基于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谟一般根基于功利主义，而是根基在同情上的。斯密的授课逐渐远离道德的理论，而改专注于法律学和经济学上。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可以由他的一名学生在1763年所抄录的授课笔记得知。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 汤孙德（Charles Townshend, 也就是引荐斯密认识了大卫 休谟的人）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机会，担任他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布鲁斯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辞去了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份子的精英，例如雅克 杜尔哥（Jacques Turgot）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 魁奈（Fran ois Quesnay） 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在回到可可卡地后，斯密在接下来10年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这本书备受推崇并且被普遍流传，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1778年他获得了一份在苏格兰的关税部长职位，得以和他的母亲一同居住在爱丁堡。他在1790年7月17日于爱丁堡去世。在死后清点遗产时，人们发现他显然秘密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斯密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在苏格兰学界的两名好友：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约瑟夫 布雷克（Joseph Black）以及地质学家詹姆斯 赫顿（James Hutton）。斯密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著作，遗嘱声明要销毁其中一部分斯密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著作，其余的著作则在后来陆续发布，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学历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著作在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有关法律的理论和历史，一篇则是和艺术与科学有关。在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获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 罗伯特 马尔萨斯和大卫 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 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著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斯密也大力批评过时的政府管制，他认为那些管制将会阻挠产业的扩展。事实上，斯密反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包括关税在内，他认为关税最终将导致长期的效率低落以及价格的居高不下。这个理论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放任”，代表“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这个理论后来影响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纪里。在国富论一书里最知名也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两句话是：我们不能借著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

斯密原则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特别反对重商主义，也批评重农主义，在他看来，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根据斯密的观点，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补偿所费而有余，但代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斯密把一国的经济分成了两大部门：私人的部门和公共的部门。前者指各种私人企业，后者指一国的国防、行政司法和各种公共工程和设施。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差别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比例、赋税征收项目和方式、对外贸易制度、银行信用制度等各方面表现出来。斯密主张支出节俭的“廉价政府”，他认为，国家所必需的费用须有其合理的收入来源，各项费用应该由受益人分别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分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税收的原则。他指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公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时，亚当?斯密是反对举债的，因为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亚当?斯密论证，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几乎没有公共道道地完全偿还了的实例。国家在公债上的负担，总是由于倒账而解除的。有时是明说的倒账，更多的是假账还之名行倒账之实，例如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税收的来源不外是工资、利润、地租等三种收入。最适合课税的是地租，因为地租是地主寄生性的收入，向它征收不会影响社会生产，也不会转嫁给他人。同时，斯密也不反对向工资和利润课税。他提出了四项税收原则：第一，公平。斯密认为“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各安闲国家保护下享有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亚当?斯密所说的平等，包括以下的含义 （1）主张所有公民应平等纳税，反对贵族免税特权，反对按身份定税以及富者轻税平民重税的不公平情况。 （2）税收应均衡地分担到地租、利润和工资上，不应仅由其中一种收入负担，这样是不公平的。 （3）按照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比例税率征税，税收不要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此点具有税收中性的含义。 第二，确定。公民应缴纳的税收，必须是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如纳税日期、纳税方法、缴纳数额等，都应当让所有的纳税人及其他人了解清楚明白，否则纳税人将不免要受税吏权力的任意左右。这一原则是为了杜绝征税人的任意专断征税，加重税收负担，以及恐吓、勒索等行为的。斯密认为税收不确定比税收不公平对人民的桅更为严重。第三，便利。纳税日期和纳税方法，应该给纳税人以最大的方便。如纳税时期，应该规定在纳税人收入丰裕的时期；征收方法，应力求简便易行；征收地点，应该设立在交通便利的场所；征收形式，应该尽量采取货币征收，以避免因运输事物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等。 第四，经济。即最少征收费用的原则。在征税时要尽量节约征收费用，使纳税人付出的，应该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一原则是针对当时税收制度致使征收费用过高的弊端提出的。一是税吏过多，不仅耗去相当部分税收作为税吏的薪俸，而且还在正税以外，苛索人民，增加负担；二是税收妨碍人民的勤劳和产业的经营，减少或破坏了可供纳税的基金；三是不适当的税收可能成为逃税的诱因，严惩逃税，又将引起倾家荡产违反了一般的正义原则；四是税吏的频繁访问和检查，这些虽然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金钱上的损失，但将会给纳税人带来不必要的烦忧。在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第一条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原则，其余三条是属于税务行政方面的原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他的课税原则，是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收制度，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苛扰情况，在总结吸取前人的课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资本主义课税原则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理论指导。

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 作为一个经济原动力的利己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基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必须给别人以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就有分工、有交换、有价值、有货币等等现象产生。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从而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将经济活动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切经济现象是客观的，都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 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步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

《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的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 《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主张书中的内容曾被窜改的较为温和，以符合当时某些思想家如休莫和孟德斯鸠的既定理论。的确，许多斯密的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 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一八四六年及１８６０年，“谷物条例”（对进口谷物征重税的法律，１４３６年实施，１８４６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予以废除）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 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慎密的考虑而即予采用。”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除政府三任务外（一、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二、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道。三、创设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 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足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于，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