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托宾（1918年 — 2002年） ，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詹姆斯·托宾获得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托宾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在诸如经济学方法（econometric methods）、风险理论（risk theory）等内容迥异的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household and firm behaviour）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资产组合选择的开创者。

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

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6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瓦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副研究员，他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

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

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5年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

从1955～1961年和1964～1965年，托宾担任基金会的主席职务。在托宾担任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尊重反映在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托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2000年4月，近150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1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就有白发苍苍的托宾。

2002年，3月11日詹姆斯·托宾去世，享年84岁。

詹姆斯·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如此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托宾的研究成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其他领域，能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名词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居然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四个之多。这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奇迹，在其他领域怕也不多见。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

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

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

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

詹姆斯·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开创的金融市场理论（the theory of financial markets）及金融市场之于消费（consumption）和投资（investment）决策、生产（production）、就业（employment）、价格（prices）等相关关系的研究。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而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

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论争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托宾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托宾，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托宾说：“托宾，詹姆斯·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托宾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托宾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在1939年开始了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在四十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斯旺、索洛与费尔普斯等。

托宾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是托宾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了他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托宾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托宾举证说明在一个正在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在布兰纳德及其他耶鲁同仁的努力下，托宾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资产市场建立一般模型，并将它整合到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里头。在这方面，托宾可以说是把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扩大，纳入更多不同种类的资产。托宾对凯恩斯采用单一利率的做法，以及把货币和其他资产（通常是用债券来代表）单纯的二分法，颇不以为然。在区分财富的类别，特别是将财富分为两部分时，托宾认为以名义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的区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

资产组合理论指出，各种资产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预期收益，以反映边际风险的不同。托宾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指出，在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并没有一道很清楚的划分界线。这种在货币与财务理论上的“耶鲁路线”，已被广泛地应用在资金流动的实证研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建构上。

托宾税

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来说，托宾的名字更多地与凯恩斯主义密不可分，与宏观经济学密不可分，与他同弗里德曼的长年累月的论战密不可分。至于萨缪尔森主谋、托宾及其他人“合伙”营造和推销的新古典综合派因为将经济学范式构造得壮观、完整和精致，更是给过我们震撼性的印象，以致一度几乎误将其等同于经济学的全部。

说到凯恩斯，托宾不愧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和凯恩斯一样“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决不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而总是努力寻求调控市场之策。“托宾税”或许最能体现出托宾独具之匠心、对世界悲悯之心以及作为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托宾就主张：对所有的外汇交易征收比例很小的税金（如01％、05％）。托宾毫不避讳其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和侠盗罗宾汉性质：设置这项税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市场经济的齿轮中抛沙子”，打击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并将征得的资金用于克服世界上的贫困。可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当时正趋退潮，而自由主义来势汹汹，托宾的主张自然难得喝彩。再到后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滥觞，托宾的建议几乎被人遗忘。天下大乱的形势造就老英雄的再度辉煌。随着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重新发现了“托宾税”，并越来越抱以热忱。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哥德堡或热那亚，在全球化反对派的示威行动中，人们不断提出征收“托宾税”的要求。法国一个名为“攻击”的反全球化组织把“托宾税”作为其主要纲领，而鼓吹自由贸易的保守势力则视“托宾税”为邪说。托宾俨然成为激烈反对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近年来，“托宾税”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严肃的国际讲坛上。其中，在1995年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反贫困会议上，“托宾税”第一次被列入正式辩论的议题。支持托宾主张的人指出，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交易量还占不到5％，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别谋求暴利的竟高达95％。如此猛烈、不受约束的投机行为必然给各个国家的预算、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造成混乱，而“托宾税”有助于减少汇率的脆弱性，削弱金融市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政府在决定预算和货币政策方面的权力。以托宾税每年的征税基数75万亿美元，税率为0．2％计，每年约可征税1500亿美元，岂不是既有利于市场调控，又可用于救世的一大笔资源？

据说当年戴高乐讲过这样的话，“市场经济有积极面”，但“也带来了不公正”，所以“市场不能凌驾于民族和国家之上，而应由民族和国家来调控”。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曾在柏林的国际会议上警告“经济全球化有加深世界鸿沟的危险”。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则提醒世人：“资本主义有动力，但它不知道往哪里去。”而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佩罗干脆提出了“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竞选口号。这一切均表明单线条的自由主义式全球化已难以高歌猛进，人们正在发出新的托宾式的呼喊。弗里德曼当年说过，不是“世事的浪潮”决定“舆论的浪潮”，而是相反。如果弗氏所言为如假包换的真理，那么托宾最早唤起的新的“舆论的浪潮”会不会将世事来个底朝天式的改变呢？其实，凯恩斯主义也罢，托宾税也罢，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要为横冲直撞的市场作用预设一个安全运行的弹性平台。而对于这一点，就连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家也已抱定为知己之见。2000年，索罗斯著书《开放社会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疾呼除非建立全球调控机制，否则世界终将崩溃。在索罗斯看来：“各国都有货物税，我认为国际金融货币交易也应该征税，我无法确定‘托宾税’是否能减低货币市场的波动，但它确实可以减低货币的投机活动。”

《美国企业准则》（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