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托夫（W．jFLPMN，苏联，纪录片创作家）1896年1月12日生于比亚利斯托克，1954年2月12日卒于莫斯科，原名为杰尼斯·阿尔卡基耶维奇·考夫曼。

姓名：维尔托夫

原名：杰尼斯·阿尔卡基耶维奇·考夫曼

性别：男

籍贯：苏联

职业：苏联电影导演、编剧兼理论家

生卒：(1896～1954)

星座： 摩羯座

苏联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苏联记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维尔托夫原名杰尼斯·阿尔卡基耶维奇·考夫曼。曾就读于心理神经学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新闻电影处任职，领导前线电影摄影组。他最初拍摄的记录片都是反映国内战争题材的。

之后，维尔托夫开始探索新的摄影和蒙太奇的手法，组织新的拍摄素材内容。1922至1924年维尔托夫主编电影杂志片《电影真理报》，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实验性团体“电影眼睛派”。维尔托夫力图创造出反映现代生活的新电影，但他认为电影的实质在于拍摄角度和蒙太奇，这使维尔托夫在创作中过分迷恋于形式。维尔托夫受到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夫派等团体的影响，把过去的文化笼统看作资产阶级文化而一概加以否定。他甚至否定新闻电影以外的各种电影艺术。这些观点使他在实践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作品时而成功，时而失败。

但是，维尔托夫在记录电影领域内的不断探索，却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摄影和歼击技巧上，有很多革新，他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探索对记录电影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国外记录电影也有影响。他拍出了一些著名的作品，如：《电影真理列宁特辑》（1924）、《前进，苏维埃！》（1926）等。

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原名Denis Arkadievich Kaufman，1896年2月2日生于一个俄属波兰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维尔托夫有两个弟弟，大的叫米哈伊?考夫曼（Mikhail Kaufman），从小热衷于摄影，后跟从维尔托夫拍摄纪录片；小的叫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曾参与法国先锋派电影运动，后成为美国著名导演艾里亚?卡赞和西德尼?吕美特的总摄影师。维尔托夫早年在圣彼得堡求学，学习医学和心理学，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追随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人。1916年至1917年间，维尔托夫建立了一个“声音实验室”，试验声音的各种蒙太奇效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起了迭加?维尔托夫这个笔名。Dziga和Vertov这两个词都含有旋转的意思，Dziga Vertov这个笔名预示了维尔托夫日后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的电影生涯。十月革命后，维尔托夫加入了莫斯科的电影委员会，并当上了新闻片“电影周刊”（Kino-Nedelia）的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维尔托夫不仅加深了对电影的认识，而且还从堆积如山的素材中剪出两部文献纪录片，《革命周年纪念》（1919年）和《内战史》（1921年）。在这里，维尔托夫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剪辑员斯维洛娃（Yelizaveta Svilova），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日后成了他忠诚的妻子和帮手。

1922年战乱平息后，西方的故事片大批出现在苏联的电影海报上，维尔托夫对这些虚构的电影很是反感，觉得它们是生活廉价的替代品，和宗教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时，维尔托夫开始以“三人委员会”（troika）为名义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电影的躯体已经被习惯的剧毒麻醉了。我们需要机会在这垂死的机体上做一次实验，以寻找解毒的良方”。维尔托夫的三人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电影小组，其成员是维尔托夫，他的妻子斯维洛娃，他的弟弟米哈伊?考夫曼。1922年5月，三人小组创办了一份《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这是一种按月发行的新闻电影，间或也出产一两部具有正片长度的纪录片，它们由火车送往各地放映。“电影真理报”这个名字来自于列宁1912年创办的《真理报》（Pravda），它宣示了维尔托夫这样一个电影理念：无产阶级电影必须以真实为基础。

《电影真理报》的放映一直持续到1925年。在这三年里面，三人小组在一个老鼠成群的地下室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维尔托夫的妻子负责剪辑，弟弟米哈伊负责摄影，维尔托夫自己担任总指挥。米哈伊是个摄影狂，从早到晚扛着摄影机四处转悠。他从不征求被摄人的同意，经常是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把市场、工厂、学校、酒店和大街上的活动给偷拍下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时代，摄影师和导演无需刻意安排，就能在生活中发现无穷无尽的内容。摄影机成了时代的见证和生活的眼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术语“电影眼睛”逐渐酝酿成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委员会”的规模扩充了，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时，“电影眼睛人小组”（Kinoki team）成立了。1923年7月，维尔托夫发表了他著名的宣言《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

维尔托夫对电影语言的“清理”，表面上看起来和爱森斯坦一样只是在追求一种纯净的形式，骨子里却暗含着对纪录精神的坚持和对“主题先行”的反对。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维尔托夫的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它无疑带有“反计划”的嫌疑。从1928年开始，凡是申请纪录片项目和经费，都要提前准备一份详细的“剧本”。这对于维尔托夫来说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怎么可能在进入生活以前，提前知道他要寻找的和记录下来的是什么“真理”呢？为了继续他的工作，维尔托夫不得不做出了某种妥协。但是，他到底找准了一个机会，拍摄了一部酝酿已久的电影：《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这部经过精心剪辑的纪录片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直观表现，是以胶片的形式发表的一份宣言，它没有剧本，没有布景，没有字幕，也没有演员道具，它是一场寻找“真正的国际化的绝对语言”的实验，同时也是对电影眼睛人工作方式的一种示范。

曾就学于军乐学校、精神性神经病医学院和莫斯科大学，1918年开始在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新闻电影部工作，曾参加最早的苏联新闻片《新闻周报》的剪辑工作。1919年起领导一个电影工作者小组在国内战场上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并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新的拍摄方法和新的剪辑方法，以揭示在革命进程中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电影眼睛派。1922～1923年间，维尔托夫曾多次以论文或宣言的形式阐述“电影眼睛派”的主张：运用多种拍摄方法，充分发挥电影摄影机的潜力，深入揭示人眼所看不到的生活现象。维尔托夫主张用真实事件在银幕上反映社会现实。但他从不曾单纯地纪录生活事实，而是力求通过对素材的剪辑组织“对世界做出共产主义的译解”。

1925年摄制：《列宁逝世一年》。1926年：《前进，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8年：《第十一年》。1929年：《带摄影机的人》。1931年：《顿巴斯交响曲》。1934年：《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1937年：《摇篮曲》。1938年：（与别里奥克合作）《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1941年：《在第一线》（纪录片）。

维尔托夫老早就希望影片有声。他根据他的“电影眼睛”的理论摄制的抒情的纪录片，已变成了一种视觉化的音乐。在这种影片中，他经常加上一种交响乐式的解说词，或一种嘈杂声与音响的蒙太奇。这种画面和语言分开的作法，直到今天，在纪录片中还几乎是一般的规则。

维尔托夫在拍了那部为卓别林非常欣赏的《顿巴斯交响乐》（1931年）以后，又拍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1934年）。为了摄制这部影片，他搜集了所有关于纪录这位已经逝世的伟大政治家的影片和唱片，在第二支歌曲里用杰出的蒙太奇手法把它们剪辑在一起。第三支歌曲描写社会主义的建设，充满优美的抒情情调。第一部分以中亚细亚一支民歌为内容，是最成功的一个插曲。它通过非常鲜明的形象和节奏感，描写原来殖民地的人民获得了解放，而且明显地表现了作者所规定的整部影片的主题，即“从过去到将来、从奴隶生活到自由生活的全部过程”。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维尔托夫能把他从1922年来倡导的“电影眼睛”和“无线电耳朵”结合起来，形成音画对位的蒙太奇。他虽拒绝表现个人英雄，在各种主题上却能把群众转化为个性化的英雄。但在《摇篮曲》一片（1937年摄制）以后，他的理论受到猛烈的攻击，以致到他故世之前只拍了几部作为任务的影片。

维尔托夫的主要作品除“电影眼睛派”时期的多集《电影真理报》、《电影眼睛》等纪录片外，还有《前进吧！苏维埃》(1926)、《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第十一》（1928）、《带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顿巴斯交响曲》(1930)、《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1934)、《摇篮曲》(1937)、以及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新闻纪录片。维尔托夫的理论与创作对苏联和世界电影艺术均有重大影响。

自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以来，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与当时法国学生运动领导人让＿比埃·高兰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他信奉苏联早期“电影眼睛派”创始人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同时，“为了摄制革命电影，首先应该对电影进行革命”。戈达尔和它的小组拍了一系列的“政治影片”。其中包括《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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