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

男，1954年6月生，汉族，四川小双流县人。1984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3年5月晋升教授。1994年2月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具有教授身份的博士生。1997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主要致力于研究唐宋诗学、禅学、文献学

代表著作

1 ．《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高雄）丽文文化公司， 1994 年增订版。

2 ．《宋代诗学通论》（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巴蜀书社， 1997 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再版。

3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入选宝钢教育基金资助《高校文科博士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初版；入选《法藏文库》，（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2002 年再版。

4 ．《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入选《经典对话系列》，（台北）宗博出版社， 2002 年再版。

5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入选上海新闻出版局资助“学术创新”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6 ．《百僧一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7 ．《中国文学》（宋金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文学评论》（北京） 1983 年第 4 期；

2 ． 《黄庭坚家世考》，《 中华文史论丛》（上海） 1986 年第 4 辑

3 ．《江西诗派风格论》，《文学遗产》（北京） 1987 年第 2 期；

4 ．《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文艺理论研究》（上海） 1998 年第 6 期

5 ．《绕路说禅：从禅的诠释到诗的表达》，《文艺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6 ．《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文学遗产》 2001 年第 3 期，

7 ．《惠洪与换骨夺胎法——一桩文学批评史公案的重判》，《文学遗产》 2003 年第 6 期

8 ．《宋代〈演雅〉诗研究》，《文学遗产》 2005 年第 3 期

9 ．《法眼看世界：佛禅观照方式对北宋后期艺术观念的影响》，《文学遗产》 2006 年第 5 期

10 ．《风景即诗与观者入画——关于宋人对待自然、艺术与自我之关系的讨论》，《文学遗产》 2008 年第 1 期

一、国家社科基金奖（ 1 项）

《宋代诗学通论》，获首届（ 199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二、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2 项）

1 ．《宋代诗学通论》，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 1998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中国文学二等奖。

2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获教育部第四届（ 2006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三、四川省政府奖（ 4 项）

1 ．《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获四川省人民政府 1984 年（首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三等奖；

2 ．《中国禅宗与诗歌》，获四川省人民政府（ 1994 年）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3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九次（ 2001 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4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十一次（ 2005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其他学术奖（ 3 项）

1 ．《中国禅宗与诗歌》，获华东地区 1992 年度优秀理论图书奖二等奖

2 ．《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获 1995 年（首届）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提名奖

3 ．《惠洪与换骨夺胎法》，获 2002—2003 年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

1 ．《宋代诗学通论》， 199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 ．《文字禅与唐宋诗学》，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

3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1996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4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1998/1999 年度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资助项目

5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1999 年度中流文教学术补助金课题

6 ．《中国宋代禅宗佛教与诗歌关系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项目

7 ．《中国俗信仰分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8 ．《石门文字禅校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9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 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

10 ．《佛教与中国诗歌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 ．韩国东亚人文学会副会长

2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3 ．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

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

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眾所周知，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這個名字來自山東曲阜縣一座名叫尼丘的山，相傳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與母親顏氏野合之後，鹅洞松剑鬃樱匀∶穑种倌帷！妒酚?middot;孔子世家》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鹅赌崆鸬每鬃印！笨鬃铀泪幔蛔鸱Q為“尼父”，早在《左傳·哀公十六年》裏就已有“尼父”的稱呼。

自漢代以來，歷代帝王對孔子頗為尊崇，多有追封追諡，如漢平帝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追封其為“文宣尼父”，隋文帝稱其為“先師尼父”，唐玄宗追封其為“文宣王”，宋仁宗又改稱為“衍聖公”，元成宗加銜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世祖尊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總之，在歷代官方或儒家的話語系統裏，孔子的名字“丘”和“尼”都是很崇高的字眼，一般人不能隨意用來命名。特別是孔子的名“丘”，到宋以後竟至於要避諱，作字形的修改，或缺筆劃，或另加偏旁，如清雍正三年上諭，除四書五經外，凡遇到“丘”字，都需要加“阝”為“邱”。《說文·邑部》：“邱，地名。”段玉裁注：“今制，諱孔子名之字曰邱。”“尼”字雖不必避諱，但往往作為孔子的專稱與“父”、“甫”等美稱連用。

然而，“丘”、“尼”這樣崇高的字眼卻在外來佛教典籍的漢譯中被大大矮化了。在佛教的話語系統裏，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佛教徒叫做“比丘”，而女佛教徒則叫做“比丘尼”。按照漢語的字面意義，“比”是並列等同之意，因而“比丘”和“比丘尼”的字面意義就是與孔丘仲尼齊同相等。換言之，儒家的聖人不過相當於佛家普通的僧眾。蕞爾僧徒，竟欲與“大成至聖先師”相比肩。比丘俗稱和尚，比丘尼俗稱尼姑。“尼姑”的詞形結構竟然與“尼父”相同。若儒家衛道士注意到這一點，將情何以堪？

幸而，“比丘”、“比丘尼”只是梵文的音譯而已，並未包含與孔子比肩的意思。比丘，是梵語Bhiksu的譯音，比丘尼，是梵語Bhiksuni的譯音，意譯為“乞士”，以上從諸佛乞法，下從俗人乞食得名，即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乞求者。但是，由於漢語沒有完全與Bhiksu、Bhiksuni對等的合適的意譯詞彙，“乞士”並不能完全概括其義，另有“破煩惱”等義，因此佛經翻譯一般採用音譯而不用意譯。

問題的關鍵在於，既然是音譯，為什麽不用其他的同音字如“匕秋”或“匕秋妮”，而偏要用儒家至高無上的聖人的名和字“丘”、“尼”而且要冠以“比”字來翻譯佛教的男女僧眾呢？實際上，Bhiksu和Bhiksuni還可以有另外的譯音，即“苾芻”和“苾芻尼”。

根據電子佛典的檢查結果，在現存中華佛典中“比丘”共有182854組字串，而“苾芻”只有25255組字串，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七分之一。“比丘尼”共有26241組字串，“苾芻尼”只有3808組字串，同樣，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七分之一。顯然“比丘”、“比丘尼”是遠比“苾芻”、“苾芻尼”更為流行的詞彙。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比丘”、“比丘尼”是漢文佛典最早的譯法，始見於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等翻譯的《長阿含十報法經》、《四諦經》、《佛說堅意經》、《道行般若經》《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一大批佛經中。其後，經歷魏晉南北朝，此種譯法佔據絕對優勢，著名翻譯家法顯、求那跋陀羅、鳩摩羅什等等都採取此音譯。這就是所謂Bhiksu和Bhiksuni的舊譯。舊譯歷史悠久，在傳世的漢譯佛典中佔據主流地位，因此即使後世新譯出現後，仍不影響其廣泛流行。

新譯“苾芻”和“苾芻尼”最早見於劉宋時法天、法賢等人翻譯的佛經中，但在東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似乎僅有劉宋一朝翻譯家使用新譯。直到唐代的玄奘、義淨、菩提流支等人的漢譯佛典中，“苾芻”、“苾芻尼”才大量出現，並為佛典閱讀者和詮釋者所熟悉。無論如何，新譯的出現多少避免了直接使用儒家孔聖人名諱的尷尬，儘管還不足以動搖舊譯的權威用法。

將梵語Bhiksu和Bhiksuni翻譯為“比丘”和“比丘尼”，最早可能是出於一種偶然，並非有意冒犯孔聖人，因為外文翻譯通常會迴避深僻文字，遵從一種簡單易讀的原則，顯然選擇筆劃較少且常見的“比丘”比筆劃較多且深僻的“苾芻”，更能迎合廣大佛經受眾的閱讀需要。所以，用比肩聖人的“比丘”、“比丘尼”來翻譯僧眾，可能本身並不存在矮化聖人、擡高僧徒的目的，而只是爲了文字上的好認好寫。但是，也不能排除翻譯者故意為之的可能，因為在歷代民間話語系統裏，孔子常常是一個被取笑的對象，如敦煌漢文本《孔子項託相問書》之類，所以最早的出自民間的翻譯者不妨有意以孔子的名諱去代替梵語的讀音，再說，孔子周遊列國時，其行為也多少與“乞士”有相近之處，以“比丘”、“比丘尼”翻譯“乞士”，就“格義”的原則來說，也不算太離譜。

退一步而言，即使這種翻譯出自偶然，但至少說明一點，即翻譯者並沒有顯示出對孔丘仲尼尊崇的意識，因而根本沒有考慮到對“丘尼”二字的避諱問題。事實上，在印度佛典引進之初，漢朝本來是有避諱的禮儀習俗的。這種音譯的出現只有一點可以解釋，即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儒家以及孔子的地位並非那麼神聖不可侵犯，至少還未達到需要避諱的地步。從另一個角度說，“比丘”、“比丘尼”這樣的外來佛教音譯詞彙，只能出現於孔子尚未完全被神聖化的東漢時期，並且在儒家意識形態相對衰落、佛教道教信仰相對興盛的魏晉南北朝的漢譯佛典中大肆流行。

如果說，唐宋時期“苾芻”的新譯多少彌補了“比丘”、“比丘尼”在文字視覺上對孔聖人的輕慢，那麼，明清以來朝廷官 方則更以話語權力強制改變了“丘”字的寫法。從此，在明清的佛教文獻中，“比邱”、“比邱尼”成了更常見的書寫形式。而在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傳統的慣性以及其超越世俗的方外姿態仍保證了“比丘”、“比丘尼”的照常流行，這一點恐怕連再極端的儒教信徒也只能徒呼奈何。

以上討論了“比丘”、“苾芻”、“比邱”等詞彙的流行演變，從外來詞彙音譯的漢字選擇中，多少能窺見一點佛教與儒家文化之間此消彼長的微妙關係。

——《說“比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