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湘，(1901-1935) 又称王开湘。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先后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28年任上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参加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调任赤色警卫团团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后任红军第十军第八十二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赣东北根据地反“围剿”作战。被选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1933年1月随红十军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红十一军第二十师政治委员。不久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7月被任命为新编第十五师政治委员。同年冬调任红一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1934年初改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4月调任粤赣军区独立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奉命率所部编入红九军团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黄开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时代便开始以作木匠、箍桶为生。他母亲方尚香是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是方志敏的堂姑，因而他从小就认识方家几兄弟。1926年春，方志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职业，走家串户，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一带近百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协会。不久就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地区早期的党员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弋横6万多农民的年关大暴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无论是在创建和扩大赣东北苏区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的搏斗中，以及在万里长征的征战中，他都胆识过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战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却提起斧头东砍西劈。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都亲昵地称他为“斧头将军”。

1929年春，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节，从弋阳磨盘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里提着扁担、斧头，看起来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当他们走到弋阳、德兴交界的白马岭时，就被一小队靖卫团围住。一个手提木壳枪的小头目问：“干什么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满脸胡须的壮汉扬了扬手中的斧头说： “上山开禁的。”（弋阳土话，指上山分位置，让村民砍柴)。小头目看不出什么破绽，正准备让其通行，突然团丁中一个人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敏”字还没说出口，说时迟，那时快，提斧头的壮汉扬起斧头在那团丁的脖子上横劈过来，那个团丁哼也没哼一声，顿时就毙命了。靖卫团小头目还没转过神来，后脑壳就被硬梆梆的驳壳枪顶住了，只听壮汉冷冰冰地说：“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在小头目的哀救声中，团丁们只得把枪高高举起。这个提斧头的壮汉便是黄开湘，提驳壳枪的是吴先民，其他4人分别是方志敏、方远辉(方远辉是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方志纯的胞兄)、彭高、黄镇中，他们是去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

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饶家祠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到会群众600余人，会上选举方远辉为县苏区主席，黄开湘为县苏区军委主席。两天后中共德兴县委、团县委同时召开代表会，选出吴先民为县委书记，彭高为团县委书记，并成立了德兴赤色独立营，黄开湘兼任独立营政委，会后亮出了德兴四乡108村的暴动大旗。到了5月，德兴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县红军独立营在全县赤卫大队的配合下，攻克新营，并一鼓作气占领德兴县城，实现了全县一片红，成为赣东北苏区三个全红县之一。共和国开国海军中将、原东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便是这时候参加德兴红军独立营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稳步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又调集敌第十八师戴岳部，并纠合弋阳、贵溪、乐平、德兴、余江、横峰、铅山、上饶8县靖卫团，以磨盘山为主攻目标，采取“长驱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赣东北苏区发起第五次局部“围剿”。

1月6日，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在弋阳芳家墩与敌作战失利，敌人气焰更加嚣张。为解根据地之危，方志敏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命令德兴独立营潜入敌人巢穴——上饶县城。

敌军重兵压向苏区之后，后方空虚，整个上饶县仅300余人守城。18日我红军独立团跳出外围，把上饶县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德兴独立营与独立团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上饶，守城之敌仓皇出逃。此次红军虽只缴枪50余支，但对敌人影响很大，省城南昌也为之震动。随后，方志敏在上饶抗口乡召开上饶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黄开湘担任县苏区主席(后由李步新接任)，并成立上饶红军游击大队，赣东北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局部“围剿”之后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北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方志敏与周建屏率领的红军独立团连克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战略要地。7月初，锋芒直指景德镇。

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是赣东北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拥有3万多产业工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天旱，近1/3产业工人失业，广大农田也无水耕耘，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国民党驻军调离景德镇之后，仅留一个营的兵力守城。方志敏得悉这一情报之后，决定智取。

7月4日，红军独立团从弋阳芳家墩出发，行至乐平段家村后，全部换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号，悄悄地向景德镇逼进，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守城敌军正准备让这支队伍进城时，没想到红军队伍中几个俘虏兵突然大叫，敌兵赶快关闭城门。扮作敌团副的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两扇城门的缝隙中，使门一下子不能关闭。周建屏马上向门缝内投进几个手榴弹，只听到“轰、轰”几声，有被炸死的、炸伤的，其余一哄而逃。红军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人以为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并缴获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等产业工人加入红军队伍。

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团在乐平众埠扩编为红十军，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3个团，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代政委，黄开湘为参谋长并兼任八十二团政委。

8月1日，赣东北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芳家墩召开，成立了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主席，黄开湘当选为执行委员。

到了9月份，红十军又攻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击溃张超的警卫团和南京财政部税警营，共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红十军主力3个团扩编为一、四、七3个旅，另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达6000余人。不久，地方武装30多个干部连加上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编为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赣东北苏区军委主席方志纯兼政委。此时赣东北红军总数达3万多人，枪2万余支。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当选为省苏区执委。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母亲和妻儿，随政委邵式平、军长周建屏奔赴中央苏区。这次赣东北苏区带给中央的礼物计黄金2000两、银圆100多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一军(红十军赴中央苏区时，改编为红十一军，原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戏称黄开湘是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朱老总听说黄开湘喜欢用斧头肉搏，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送给黄开湘说：“今后不要用斧头肉搏了，这支枪就送给你了。”黄开湘看到这支乌黑锃亮的左轮手枪，确实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总笑着说：“这枪不好吗，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看到朱老总如此慷慨，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黄开湘就听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对他们极为仰幕，尽管这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朱老总、周总政委的领袖风采和大将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黄开湘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为了加强对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黄开湘为政委。黄开湘根据赣东北苏区的成功经验，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央苏区各县区交通线上成立了各级兵站，这为过往部队的食宿、伤病员的转移、军粮的储运提供了方便，又节约大量的民工。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少，黄开湘这个供给部政委与李德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起来了。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包围圈的缩小，又加紧了对红军和苏区的封锁，使红军不但在军事上遭到惨重的损失，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威胁，食盐、大米、药品、布料这一类生活必需品有钱也难以买到，红军处于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为了保证作战部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中央军委规定，在根据地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尽量多供给野战部队一些粮食，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相应供给少些。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0.8斤粮食，分为两顿吃，不管饭量大小都一样，菜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吃久了确实难以下咽。为了变换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腌成酸菜用白水煮着吃，可李德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开会，正值午饭时刻，他看到大家开水煮酸菜，就急忙离开军委机关，赶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面包去了。博古为了讨好这位“洋顾问”，特意关照供给部负责李德的物资供应。红军在前方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洋面粉都要想方设法送到供给部，进贡这位“太上皇”。光为他送“战利品”就牺牲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李德长得牛高马大，但从头到脚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该满足了，可这位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对红军战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天要抽去一铁筒高级香烟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饭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资供应不上，他就跑到供给部大发脾气，骂人训人。为了让李德在生活上更满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给部派人到敌占区采购。黄开湘对李德的所作所为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给部要牛肉、要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没有这些罐头，是否先领一些鲜蛋回去。不知是他听不懂管理员的话，还是故意拿管理员出气，又叽哩呱啦地骂开了。这事被黄开湘撞上，气得黄开湘大骂：“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弋阳骂人的土话)

在中央苏区，虽背后反对李德的人不少，但当面顶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黄开湘这一级的干部敢与他对骂，还真使李德品不出味来，气得直骂：“公牛，好斗的公牛。” 时间一长，黄开湘再也看不惯李德的骄横和霸道，一气之下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

1934年春，黄开湘夙愿实现，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等。

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大半，不得不进行调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黄开湘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说：“长征后，我任红四团政委，不久黄开湘接替耿飙任团长，一直到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去世。” 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开湘、杨成武率四团在松坎担任警戒任务达7天之久。

在回师遵义的土城战斗中，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腹背受敌。为避其锋芒，我军主动后撤，正当四团奉命从前线阵地撤下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要掩护朱总司令后撤。”黄、杨急速带领80多名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掩护朱总司令后撤。朱总司令风趣地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歼敌最多的一仗。在这次战斗中，黄开湘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能，立了战功，受到毛泽东的表彰

1935年3月，红四团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又奉命作为先锋团向曲靖、昆明方向进击。这时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随四团行动，红四团不但肩负着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的任务，还要担任着保卫中央领导的任务。

1935年5月初，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蒋介石派部队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进的第一条通道。27日清晨，军委直接电令黄、杨率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全程320里，须三天内赶到。从大渡河到泸定桥全是山路，且崎岖泥泞，有的还是绝壁开凿出来的栈道。时令虽是初夏，但这里寒气逼人，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偏偏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部队刚走了60里，便与敌交上了火。这股敌人被消灭之后，前面又报告有一营敌人扼守在山头上。等把这两股敌人都消灭时，时间已过了两天。这时军团又下电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迅速灵活机动的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要在这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创一天跑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林、聂”

黄开湘从杨成武手中接过电报，叹了口气说：“不是160里，而是240里，拼死也要完成任务。”于是全团上下边动员边行军，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滔滔河面上仅剩下13根铁索的泸定桥，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背插马刀，手提驳壳，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冲去。黄开湘站在桥头坐阵指挥，杨成武带着第二梯队紧跟在敢死队后面配合。战士们一边铺桥板，一面向前逼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压倒一切的气概向敌人扑去。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夺取了被称为天险的泸定桥。当天夜晚12点，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顾不上休息，在黄、杨的陪同下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站在桥中间动情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人马，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聂荣臻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四天后，军委通报全军，表扬了红四团。

红军到了川北，粮食十分缺乏，黄开湘虽是高级干部，也和政委一道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黄开湘本是放牛出身，对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驻地就带领战士们采野菜，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留给了伤病员。

8月17日清早，红四团正在开干部会，忽然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四团为先锋团，要求四团在茫茫草地上为全军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黄开湘接了电话后对政委杨成武说：“毛主席把首先过草地的任务交给我们团，这是全团的光荣，我们要坚决完成任务。”黄、杨率四团在草地上摸索前进，为全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胜利通道。短短6天时间，红四团献出了200多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1935年9月，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龙江，15日接到师部转来军委命令：“命令红四团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

黄开湘和杨成武进行了周密部署，杨成武带一支部队正面佯攻，黄开湘率部队迂翻越天险，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炸毁敌碉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全线崩溃。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四团的威风，也充分显示了黄开湘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中央红军与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次日举行两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说：“从瑞金出发，从过于都河那天算起，共计267天，我们走过11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听了毛泽东的话，黄开湘激动地对杨成武说：“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注：上述根据杨成武口述整理）

　就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黄开湘终因积劳成疾，静静地长眠于甘泉罗汉川洛河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终于胜利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在谢觉哉、邵式平率领下来到了赣东北。访问团主要任务有五项：一、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使老区人民体验到革命胜利的光荣；二、把毛主席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在老区人民中反复宣传，鼓励和教育老区人民和干部；三、把访问地区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精神、感人事迹和军烈属生活情况汇集呈报中央；四、对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的救济；五、解决“平反”问题，给历史上因“肃反”而被错杀的苏区干部、群众及红军战士予以平反昭雪。访问团在对老区人民慰问抚恤中还有一件具体工作，就是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干部、红军战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并登记造册。

访问团在方志敏、黄开湘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苏区失陷，国民党军队在赣东北苏区实行烧、杀、掠、抢，许多村庄被烧成废墟，大批苏区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漆工镇被杀绝的家庭就有598户。黄开湘的亲属自然未能幸免，其妻为活命被迫改嫁他乡，女儿早早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年老的母亲在外面乞讨为生，黄开湘的四个弟弟也成了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面对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黄开湘的家人与无数老区的群众一样，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可由于当时消息闭塞，黄家的亲属和众乡亲谁也不知黄开湘随红十军赴中央苏区的情况，更无法得知其是否尚在人世，关于黄开湘的登记表如何填，黄家亲属及其乡亲正为此焦急犯难。不知哪位地方领导仅凭某种猜测和传闻，便信口开河，结果在黄开湘的登记表上出现了一行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文字：“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注：此登记表仍保存在弋阳县档案馆）。正因为这行字致使黄家亲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谈不上享受烈士家属的政治荣誉和生活照顾了。

直到1959年，黄开湘仍无消息，县民政局才恢复了黄开湘女儿的烈士家属待遇，但黄开湘是何时牺牲的，他自离开赣东北苏区之后的经历如何，对此亲属及当地干部、群众仍一概不知。

　在黄开湘牺牲50年之后，他的英雄业绩终于昭然于世，很快地在家乡传开。原来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公开出版了，一位有良好党史、军史素养的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看到了这本书。杨成武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挡——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这位与黄开湘同村同宗人的关注，黄泽生根据书中介绍的“王开湘”的有关情况，断定书中的“王开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辈黄开湘。

黄泽生及时向当时的弋阳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不久，征得杨成武将军同意后，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赴京采访了杨成武将军。

1986年6月30日，杨老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黄开湘家乡的客人。见面后，他首先对方志敏、邵式平、黄开湘家乡的弋阳老区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亲密战友黄开湘表示深切的怀念，然后细细地追忆起长征途中与黄开湘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难忘岁月。

杨老回忆道：“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拦关，占领松坎，耿飙团长调师部，黄开湘被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这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县人，是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因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位比我高，但对我这个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谈到黄开湘长征的经历时，杨老激动地说：“土城狙击战、飞夺泸定桥、夺袭腊子口，场场都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表扬。过草地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

谈到黄开湘的死因时，杨老沉痛地说：“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那次策马扬鞭，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心里格外激动。会后，中央觉得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荤味了，于是决定给每人发了1块大洋自己加餐。那时陕北物资很便宜，一块钱能买5斤猪肉，一只羊只要3块大洋，老战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狠吃了一餐。回来的路上又淋了一场大雨，可能出汗、淋雨，肚里又灌了些油水，结果我们两人都得了伤寒病，他比我病得厉害。我送他到军委卫生部住院，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我们的诀别。黄开湘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震惊了，也顾不上自己在患病，带着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及警卫员跃马直奔卫生部医院，谁知我们到达时，黄开湘的遗体已经埋葬了。” “在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烈士的墓前，这里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一座新土坟已披上一层厚厚的白雪。据姜齐贤说，黄开湘住院一个月来，连日高烧40来度，处于昏迷状态，加上医院缺医少药……听了姜部长的介绍，我悲痛万分，泪如泉涌，黄开湘离开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和红四团走了。事后我带着未痊愈的病体，默默地在他的墓前立下了块木碑，上面写着u2018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u2019，他留给我们的遗物是一块手表和一支左轮手枪。这块表后来给聂荣臻政委了，手枪也给左权参谋长了。”（据法制晚报一篇题为《长征先锋黄开湘病中枪响 墓碑少了烈士二字》的文章，黄开湘烈士在高烧迷糊的状态下搂响了藏在枕头底下的左轮手枪，被子弹击穿头部而死的。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死于自杀，而在当时自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他的战友、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中，并不认为黄开湘之死属于自杀，而是在神志不清时误搂了手枪扳机。）

最后，杨老一再交待弋阳党史办的同志：“你们回去要好好宣传黄开湘，他是人民的大功臣。”1990年春，带着浓浓乡情并怀着对革命前辈深深敬意的黄泽生（时任弋阳漆工镇党委书记）趁公差之便也进京拜访杨成武将军。此时，年事已高的杨老谈及往事依然思路清晰、兴致盎然。他在交谈中解释说，我的福建口音很重，秘书在书稿中不慎把“黄”写成“王”，留下一点遗憾。同时告诉黄泽生，黄开湘的女儿在他那里住了一些时间。面对黄开湘家乡的乡亲，杨老禁不住激动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