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乔”·普利策（Joseph "Joe" Pulitzer， 1847年4月10日－1911年10月29日），匈牙利裔美国人，父亲是犹太人与匈牙利混血，母亲为德奥混血。美国报刊的编辑、出版者。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1911年10月29日)，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 1864年到美国参加林肯骑兵部队。一年后退伍，到圣路易城做杂工，自学法律。 1867年取得律师资格，同年3月入美国籍。 1868年任德文《西方邮报》记者。 1869年12月当选密苏里州众议员。 1876～1877年任《纽约太阳报》驻华盛顿记者。 1878年购得《圣路易电讯报》，1880年将它与《晚邮报》合并为《邮报—电讯报》，成为获利最优厚的晚报。 1883年买下纽约《世界报》。 1884年当选国会议员，数月后即辞职，专心办报。 1887年又出版《世界报晚刊》。 他采用编辑写作制——即记者采写的材料由编辑润色、整理、综合成稿件见报。这种写作规则，至今仍是整个新闻界的普遍原则。他强调新闻的真实、 准确、 文字简洁通俗，重视社论。被认为是19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新新闻事业”的创始人。1890年辞去《世界报》主编职务。晚年双目失明。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逝世。遗嘱捐赠200万美元作为创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12年开办)的基金，并赠款设立普利策奖。

约瑟夫·普利策幼年家境富裕，受良好学校教育，十七岁从军，1868年担任西方邮报（Westiche Post）记者，一年后当选州议员，设立“反贪污法案”。1882年以34万6千美元向古氏乐（Jay Gould）购得《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招募名记者Nellie Bly、Richard F. Outcault等人，让报业销售情况改观，销数达10万份。1892年早晚两刊共计34万7千份，并吸引大量的广告来源。普利策最为人知的贡献是为美国报纸奠定了各项专栏等模式，当时报纸开始启用漫画并蔚为风尚，著名漫画有黄童子（Yellow Kid），是世界第一个彩色漫画，成为黄色报纸（Yellow Press）的起源，1901年普利策对竞争已感厌倦，而将世界报中最受人攻击的黄色部分取消，黄色新闻遂逐渐衰落。被公认是19世纪70—80年代“新新闻事业”的创始人。1889年双目失明，1911年去逝后，遗嘱中规定：世界报永远不得出售。后人遵照他的遗嘱，于1912年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并从1917年起设立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每年一度颁赠给美国新闻界和文学界在小说、诗歌、传记、历史、戏剧、音乐、新闻采访报导有卓越贡献的人。

普利策于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的马科。他是一个出身于马扎尔-犹太人(Magyar-Jewish) 的富有粮食商人和笃信罗马天主教的德国母亲的儿子。老普利策在布达佩斯退休。约瑟夫在该地私立学校和私人教师的教育下长大成人。17岁的普利策桀傲不驯，这个身高两米的瘦长年轻人决定参军，试图分别应征加入奥地利陆军、拿破仑驻扎在墨西哥的外国军团，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陆军，结果却因视力不佳和身体虚弱而遭到拒绝。这种状况一直困扰了他的一生。然而他在德国的汉堡却遇到了一位为了得到赏金而为美国联邦政府陆军征兵的人，并被招募为一个应征入伍者的替补，这在内战时期征兵制度所允许的。他在波士顿开了小差，据说他游到了岸边，决心要把入伍的赏金归自己所有，而不是留给那个代理人。普利策取到赏金，在林肯骑兵队(Lincoln Cavalry) 干了一年，这对他很合适，因为在这个部队里有许多德国人。他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却不太懂英语。后来他一路打工来到了圣路易斯，在干一些诸如赶骡子、行李员、侍者等零工的同时，他一头扎进圣路易斯的商业图书馆 (Mercantile Library)，学习英语和法律。他事业的最大转机很独特地发生在图书馆的棋艺室里。在观看两位常客弈棋的时候，他对一步棋的精辟论断使弈棋者大为震惊，并和他聊了起来。这两位弈者是一家德语大报《西方邮报》(Westliche Post)的编辑，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4年之后的1872年，被称誉为一个不知疲倦、有前途的记者，年轻的普利策自濒于倒闭的报社老板获得报社控股权。25岁时，普利策成为一个出版商，此后一系列精明的商务决策，使他在1878年时成为《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以一个前途辉煌的人物出现在新闻界。

同年早些时候，他和一位名叫凯特·戴维斯(Kate Davis)的华盛顿社会名流女士在新教圣公会教堂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结了婚。 曾经是圣路易斯贫民区大街上的流浪汉，并被奚落为“犹太小子乔依”(Joey the Jew)的匈牙利移民小伙子，完全脱胎换骨了。如今他成了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演说家、作家和编辑，出乎寻常地精通英语。他衣着考究，留着漂亮的红褐色胡子，带着夹鼻眼镜，很快就融入圣路易斯的上流社会，享受着华丽聚会上翩翩舞姿和园林中骑马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执掌《圣路易斯邮报》后便嘎然中止了。詹姆斯·怀曼·巴雷特(James Wyman Barrett)，《纽约世界报》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传记《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世界》(Joseph Pulitzer and His World) 一书中，这样描述了普利策在执掌《邮报》时的情景，“从清晨伏案直到午夜甚至更晚，对报社的一切均事必躬亲”。为了能让公众接受他的报纸是他们最好的捍卫者这样一个理念，普利策大肆刊发调查性文章和社论，攻击政府腐败行为、富人偷漏税和赌徒。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颇为奏效，发行量攀升，报纸兴旺。如果普利策知道在他此后设立的普利策奖体系中，新闻奖里的奖项更多的是给予那些揭露腐败的文章，而不是其他主题，他会感到欣慰。

普利策对报社的拚命三郎式的工作方法使他付出了代价，他的健康受到损害。随着视力下降，普利策和妻子于1883年去纽约，按照医生的要求准备乘船赴欧休假。然而他没有在纽约上船，而固执己见会见了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与他谈判收购正面临财政困境的《纽约世界报》事宜。普利策不顾严重的健康状况，又全身心的投入到寻找报纸的出路上，最终为《世界报》社论方针、内容和版面带来了巴雷特称之为“单枪匹马的革命”的变化。他采用了一些曾提高《邮报》发行量的技巧，反对政府和商界的腐败行为，新闻专栏充满着大量的耸人听闻的特写，并首次采用大量插图，刊登新闻噱头。在其中一次极为成功的推销中，《世界报》自其订阅者募集捐款，为在纽约港入口处搭建一个台基，以使困在法国等待装船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有个安放之处。

这一措施效果甚佳。在此后的10年里，《世界报》所有版本的发行量攀升至60多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但出乎意料，普利策本人却在发行量的大战中成了牺牲品。《太阳报》（The Sun) 的出版人查尔斯·安德森·达纳 （Charles Anderson Dana）由于《世界报》的获胜而大受挫折，便开始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是“一个不承认自己种族和信仰的犹太人”。这一持续的攻击就是要让纽约的犹太人疏远《世界报》。普利策的健康在这一灾难中愈加衰弱。1890年43岁时，他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岗位，从此再未回到过编辑部。他几乎完全失明，在极度的消沉中又患上了一种痛苦的对噪音极为敏感的病。他出国苦苦寻求良医，却一无所获。在此后的20年里，他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他称之为隔音的“地窖”里，在他的“自由号”(Liberty) 游艇上，在位于缅因州巴港(Bar Harbor, Maine)他的度假圣地“静塔“(Tower of Silence) 中，以及他的纽约私邸里。

在那些年月里，普利策虽然出访频繁，但他却成功地密切控制着他的报纸编辑与业务的发展方向。在1896年至1898年期间，普利策卷入了一场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领导的《日报》(Journal)的激烈发行大战。两报几乎无节制地刊登耸人听闻或是胡编乱造的新闻报道。在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中，普利策与赫斯特均想在煽动反西班牙人的愤怒情绪方面一争高低。1898年2月16日，美国军舰“缅因号”(Maine)神秘爆炸并沉没在哈瓦那港后，双方均呼吁对西班牙宣战。国会面对强烈呼声，通过了战争决议。4个月的战争之后，普利策不再采取被称为“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 的策略。《世界报》变得较为克制，在许多问题上它的有影响力的社论代表了民主党的声音。历史学家认为，普利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成就要强于他滑入“黄色新闻”的过错。他开展了对政府和商业腐败行为勇敢和经常成功的声讨。他在很大程度上为反垄断法的通过和保险行业的规范管理起了重要作用。1909年，《世界报》揭露了一起美国对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 (French Panama Canal Company)支付四千万美元的舞弊案。联邦政府向《世界报》发动了严厉反击，控告普利策恶毒诽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Theodore Roosevelt) 和包括银行家J·P·摩根 (J.P. Morgan) 在内的一些人。

普利策没有退缩，《世界报》继续进行调查。当法庭撤销起诉后，普利策为新闻自由而取得的这场关键性胜利赢得了广泛赞誉。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写的一篇建议成立一所新闻学院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信条，“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1912年，即普利策在他的游艇上去世后的一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 (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 ism) 成立了。1917年在普利策授权委托管理的顾问委员会的监督下，颁发了第一批普利策奖。对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团的挑选，主要看专业才能和依属，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诸如性别、民族、地域分配，还有记者挑选和报纸规模。

后人遵照他的遗嘱，于1912年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后创建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并从1917年起设立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普利策1904年的遗嘱规定了普利策奖的设立是对杰出成就的激励。他具体规定有四项专门是新闻奖，四项是文学戏剧奖和一项教育奖，还有四项旅行奖学金。在文学奖中，应有一本美国小说、在纽约上演的一部美国独创戏剧、一本有关美国历史的图书、一位美国人的传记和由媒体所作的公共服务历史的书籍。然而，普利策对社会的迅速进步极为敏感，这促使他做好了对奖励体制做大范围变动的准备。自1917年开始颁奖后，顾问委员会－后更名为普利策奖委员会－将奖项扩大到21个，增设了诗歌、音乐和摄影奖，同时仍一如既往地恪守设奖人遗嘱和意愿的精神。 在过去的岁月里，普利策奖委员会有时因给谁颁奖或不给谁颁奖而成为评论家的众矢之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也因与评审团的建议相左而引发争议。由于评奖过程本质上是主观的，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委员会始终未成为观众喜好的俘虏。许多获奖作品－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不是名列畅销榜上的，许多获奖剧目是在百老汇4(Broadway) 之外或是在地方剧院上演的。在新闻界，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都曾获过许多次奖，但是委员会也常常接受那些小规模、不知名的报纸的作品。因揭露该地区猖獗的犯罪率与当地刑事司法体制腐败之间的关系，圣托马斯(St.Thomas) 的《维尔京群岛日报》(The Virgin Islands Daily News)获得1995年的公共服务奖。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始终坚定奉行对其评议保密的策略，并拒绝公开辩论或为自己的决定作出任何辩护。作为全国最有威望的奖赏和新闻、文学和音乐领域众所追求的荣誉，这样的挑战并未降低普利策奖的声誉。普利策奖被认为是产生高质量新闻的一个主要动力，它将全球的注意力都聚焦到美国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普利策在他的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所新闻学院。其中1/4“设立鼓励公共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促进教育的奖项或奖学金”。之所以这样做，他说：“我对新闻业的进步与提高深感兴趣，因为我一生从事这个行业，把它看作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具有无与伦比重要性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和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业已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们能够获得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普利策自己在攀登美国新闻业顶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或者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他以一个自我奋斗成功的人而自豪。或许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所经历的艰辛，才使他产生了扶植专业培训的愿望。

为了显示令人自豪的业绩，普利策决定建一座摩天大楼。1888 年他买下了纽约市最大的一片地皮。其中包括派克大街上的法国饭店旧址， 1865 年他曾到这家饭店给人擦皮鞋而被赶走。1890 年底大楼正式竣工。这是当时纽约最高的建筑，高达309英尺，20层，庄重气派。大楼圆顶房内有一间专供普利策用的巨大的半圆形办公室。大批社会名流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将落成典礼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普利策一生中仅有三次到过大楼。最后一次是 1908 年一个星期天，那时他已双目失明。

1890年，双眼失明的约瑟夫．普利策宣布退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纽约世界报》。普利策在精神和智力方面是一个巨人，然而命运赐予他的躯体和神经则远远达不到这样高的标准。由于过度投入工作，也由于他易怒的个性，他的身体和神经遭到了极大损害，同时患有气喘、肺病、胃病、糖尿病、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等症，对于噪音尤其不能忍受。 他在生命的最后 20 年里过着一种最为奇特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私人游艇专舱、欧洲一些最安静的疗养地或者缅因州巴尔港的别墅专门建造的花岗石"静塔"中的隔音室度过，几乎完全与家人、朋友隔绝了。不过虽身处江湖之远，可他仍继续指挥《世界报》的“庙堂”，源源不断地向它发去各种指示。 普利策是矛盾的：一边拼命寻求奢华的休息设施，渴望安静；一边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工作。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逝世。遗嘱捐赠200万美元作为创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12年开办)的基金，并赠款设立普利策奖。 今天，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已经成为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向往的学府。美国一此著名大学也都相继设立了新闻学院。普利策奖金从1917年起每年授予各类报刊作品以及小说、诗歌、传记、历史、戏剧等等，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19世纪末至20世纪，作为美国报界最有社会责任理念、最受人尊敬的报人——普利策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都在为提倡和实现社会改革而疾呼、奔走、奋斗。他的远大的新闻理想是：报纸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他认为新闻是文明社会中崛起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他珍视报纸的独立性，因而十分重视发行量，因为，“如果一家报纸真是为公众服务，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大。第一，因为它的新闻和评论必须吸引广大民众；第二，因为发行量意味着广告，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 在普利策生活的年代，新闻记者不受重视，他希望记者能够与受人尊敬的医生、律师比肩而立。普利策不仅看到了新闻对于社会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它自身应该进一步发展。 普利策认为应当建立新闻学院，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新闻工作者。他写道：“只有最崇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

十九世纪后期，约瑟夫·普利策作为美国新闻界的典范脱颖而出。他出生于匈牙利，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是最有能耐的报纸出版商；还是个反对不诚实政府的热情洋溢的斗士；一个勇猛如鹰的竞争对手；在发行领域的竞争中，决不放弃制造轰动新闻的手法；他同时还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这极大地丰富了他从事的职业的内涵。他在《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和《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的创新精神重塑了报纸媒体的面貌。普利策是第一个号召在大学里设立新闻学院培养记者的人。当然，普利策奖对新闻学、文学、音乐和戏剧的持久影响力，也应归功于他富有预见的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