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1958～) 上海人。198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6年赴江苏海丰农场务农。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收获》杂志社工作，历任编辑、主编助理、副主编，副编审。

上海人。198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6年赴江苏海丰农场务农。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收获》杂志社工作，历任编辑、主编助理、副主编，副编审。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散文随笔集《八三年出发》，话剧剧本《通向太阳之路》、《我们这些人啊》，电影剧本《防风林》等，编著《中国新潮小说选》。话剧《通向太阳之路》获上海大学生会演优秀奖，报告文学《柔道孪生姐妹》获上海青年文学奖。

自从大学毕业，程永新便没离开过文学编辑这个岗位，在《收获》杂志一待便是近30年。程永新是站在文学第一线的人，深刻体会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这是汉民族想象力与智慧的一次井喷。” 程永新依稀记得以前与作家们整日整夜聊天的情景。只要余华、马原一来上海，他们就一起跑到华东师范大学找格非，在学校后面一条街上的小餐馆喝酒、聊创作、聊文学，喝完了酒经常是凌晨，他们便翻墙回格非的宿舍，接着聊。程永新在1990年前后编著《中国新潮小说选》时，在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预言”：“余华、莫言、马原、格非等一批作家对文学的挚爱、虔诚与执著，让我感到中国文学一定会出现大家、大作品，我不敢说大作品一定会在这些人中出现，但一定会循着他们的探索追求而产生。” 程永新说，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令人神往、令人无限怀恋的年代。这个时代，不得不提“先锋”二字。“其实，‘先锋’这个概念更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各种创新和实践。”程永新说。“八十年代，我们把王朔也放到余华、格非那些人中间，有人说，王朔跟他们风格不一样。但我觉得，当时王朔的新北京语言，对有些陈旧观念和陈旧语言的消解，就是新的探索。一段时间的文学，一段时间的精神产品，用先锋这个词，是一种需要。其实，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你说阿城的小说是先锋小说，那么王安忆呢？王朔呢？很多人觉得不是。那个时候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处在大爆发状态，那么多流派都进行了实验，用先锋或新潮都无法概括，80年代中国作家做的事情要大于这个概念。”

进入90年代，作家们也是延续80年代的精神，继续扩大“使文学回到本身”的成果。程永新觉得，很多作品恐怕已经是新时期以来比较高的高峰，难以超越，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废都》，苏童的一些中短篇《妇女生活》、《红粉》，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拿到世界上去，也毫不逊色。“我们这个民族在先秦，在唐宋，精神领域曾经达到过很高的高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达到了极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大家、大作品。新时期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当代经典，只是因为时空的原因，我们不愿轻率地把大师的桂冠给那些优秀的作家。” 程永新个人认为，中国作家当中被高估和被低估的倾向都很严重，比如李锐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可是马悦然把他拿出来，表示他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作家，是高估了。还有，王蒙、张爱玲也都是被高估的。张爱玲擅长表现世态人情，但她只会写一路小说，王安忆小说题材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张爱玲。王蒙的文学道路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道路，50年代反官僚主义，80年代搞所谓的“意识流”，其实都是文学时尚，或者说文学秀。倒是他的《青春万岁》，还有一些青春期的活力，有一些真实的情绪在里面流动。被低估的也有很多，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被严重低估了，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却是被批评家忽略的作品。

程永新认为，一个辉煌的、很好的文学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了。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价值标准日益混乱，文化断层加大。知识分子渐渐处于“失语”状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文学逐渐被学院化、边缘化、商业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非常困难，现在很容易了，但在容易的背后，出现优秀作品却更困难了。 在整理《一个人的文学史》书稿时，程永新一边梳理着过去，一边思考着未来。“几百年来，现代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中外作家都提供了无数经典，文本创新的空间和余地已非常窄小。我近来一直在考虑未来写作的可能性问题，西方的学者宣称后现代已经结束，可我觉得，中国真正的后现代作品还没有出现。电视剧倒有一部：《武林外传》，《兄弟》的下部不知道可不可以算？这有点让人沮丧，好像一场体育盛会，中国队还没入场，就已经要闭幕了。我们有必要反省过去文学的划分，纯文学的外延应该扩大。未来写作一定要吸纳其他艺术类型，思维要更加开放，更有包容性，弥合文化的断层，这样才有可能为未来文学的进步腾挪空间。” 程永新近几年发现了越来越多“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这些年，强调‘底层写作’，强调‘贴着地面行走’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去写农民工。农民工应该表现，但表现农民工不应是文学的全部。”程永新认为，过去30年的文学成果不能轻易扔掉，中国的文化形态，近百年来，从来不缺“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缺少的恰恰是幻想性的元素，浪漫的元素。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科技的改变，还是人文科学的发展，幻想性、创新性、包容性都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有所作为的重要标志。

作家马原说“程永新是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之一”，作家李洱说“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作家余华说“程永新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小说的真正理解，他对小说形式的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对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也是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