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おおひらまさよし、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日本大蔵官僚，政治家。第68、69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

1936年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战后，历任大藏省主计局事务官、大藏大臣秘书官、大藏省主计局科长等职。1957年任自民党总务。自1960年起在历届内阁中任官房长官、外务、通产、大藏大臣等职。1972年随田中访华，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1976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78年12月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出任总理大臣并组阁。1980年6月12日病逝于东京。

生于1910年3月12日，卒于1980年6月12日。

从1978年到1980年担任日本首相。

东京商科大学（今一桥大学）毕业。曾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的活动。1960年任内阁官房长官，1962年在池田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在田中内阁时期，他为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978年在自民党支持下当选为首相。任职期间，他克服了日本的第二次能源危机，在外交方面为加深与各国友好亲善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在1979年以来的27年里在中国的建设中发生了巨大作用。在任期间，对内提出“福利社会”目标；主张同各在野党协调与对话，以稳固自民党政权；外交方面以日美关系为轴心，发展日中友好合作，加强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主张实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建立环太平洋联盟。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1980年6月1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病逝于东京。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县三丰郡丰滨村一个既不富裕也不算贫穷的普通自耕农家庭。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从我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光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一汤一菜就麦饭长大的。”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大平从六、七岁起，就会编织麦秆草帽辫，帮助父母搞些副业补充家计，直到小学毕业前都是如此。他放学后就忙于编织，以致常常连家庭作业都没有充足时间完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太平，从小就养成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性格。

从小学到中学，大平都是平凡的少年，中学还没念完，他的父亲便过早去世。依靠育英奖学金，他才完成高松高等商科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业。

1936年4月毕业后，26 岁的大平考人大藏省存款部工作，开始了他的从官之路。大平入大藏省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勤奋工作，翌年7 月被提升为高等官七等，调任横滨税务署署长。大藏省对这位新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938 年6 月，经东京税务监督局直接税课长池田勇人的推荐，大平升任仙台税务监督局的间接税部部长。他与池田的交往就是从这开始的。大学毕业以来的3 年经历，大大改变了大平的生活。当上高等官以后，他也能同当地的名流平起平坐，常常是高级宾馆的座上宾。人们张口就是“大平署长”，闭嘴也是“大平部长”。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大平一方面勤奋读书，追求学问，一方面也不舍弃这种由尖子官僚而得到的享受。不知不觉，大平的身上已具备了一种堪称“政治”的素质，即无论社会形势和格局如何变化，都能处变不惊。

1939 年，大平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赴中国张家口就职。不久升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和大平同时人大藏省的年轻人只能当个课长助理，唯独大平当上了课长，实在算是幸运。

1940 年10 月，大平回到东京，在兴亚院经济部第二课任职，支持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2 年后，重返大藏省工作，任主计局主管文部省和南洋厅预算主查。此间，在主计局长支持下，为改善文教事业，设立资助贫穷有为学生的大日本育英会。1943 年11 月，大平升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部长，领导开设过战时条件下的“国民酒店”。1945 年3月成为大藏大臣津岛的负责事务工作的秘书官。为了侍奉这位任性的公子哥儿一般的大臣，大平吃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苦头，但却获得了一个从全局观察事物的机会。

日本战败后，他仍然留在大藏省，历任主计局事务官，薪金局第三课长。1948 年7 月，大平任经济安定本部建设局公共事业课长。对于此职，他“既有兴趣，也有荣誉感，且有眷恋之情……”。早在任津岛秘书时代，大平就接触不少陈情书。在任公共事业课长时代，他本人成了直接负责人，更加广泛、深入地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赢得了一个思考治国的根本问题的机会，为渡过战后的经济恐慌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

1949 年6 月，大平受命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秘书官，他把池田的成功失败、毁誉褒贬责任系于自己一身，尽心尽力，埋头苦干，成了池田不可缺少的助手。作为大藏大臣的秘书官，他耳闻目睹政界和政治家的运作情况，阅历日渐丰富，工作起来亦得心应手。据当时池田的一位亲信说：“大平最善于在池田和大藏省、池田和政界、池田和财界之间周旋。”

结束三年秘书生涯，大平对自己的前途作了充分的、谨慎的思考。考虑到官僚的前途暗淡，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烧”，他毅然决定出马从政。1951 年夏，曾经当过池田秘书的登板重次郎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在池田大藏大臣时代，有一天池田、大平、宫泽和我四人曾去柳桥饮酒，酒后又泛舟隅田川。那时大平突然说：u2018大臣，我也考虑当个政治家，您看怎样?u2019池田立即回答说，u2018那是好事嘛，你的性格倒颇适合政治家。但是你能搞到多少钱呢?u2019大平比划着说，u2018有这么多。u2019池田就说，u2018那样的话，剩下的由俺包了。u2019”

池田为拥有自己的嫡系议员，极力支持大平从政，并让他于1951 年8 月赴美出差3 个月，以增长见识。大平在保留藏相秘书官的情况下，提前参加第一次竞选议员活动。在大平家族、家乡父老乡亲、同学等的支持下，大平竞选成功。

第一次当选为议员的大平于1953 年11 月出任农林常任委员。大平从首次当选议员以来，3 年多时间经受到3 次竞选的洗礼。其间出任过自由党干事、青年部副部长，但毕竟是无足轻重的后生，在党内只能做些地方上的事。

1955 年12 月，刚组阁的自民党请大平担任政务调查会内阁部会长。内阁部会是负责综合总理府管辖的各种问题的党务机构。大平有意把自己逐渐构筑成“政策通”，成为自民党内池田派的骨干成员之一。1959 年6 月，年届50 的大平当上了众院文教委员长，暗地里巩固了作为池田第一心腹人物的地位。为池田在筹措政治资金，竞选，调解派系关系等党务工作中效尽犬马之劳，逐渐地，传播媒介或党内其他各派都知道了大平的存在，池田也不无得意的赞赏说：“大平为人做事，可用诚实二字概括”。

1960 年，大平为池田竞选自民党总裁立下了汗马功劳。池田内阁成立后，他当上了内阁官房长官，内政、外交诸事都要管到，成了政府的眼、耳、头脑和嘴巴。他协助池田处理了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他建议池田采取：宽容与忍耐：的政治策略，为池田内阁少受政治风波的冲击筑起了一道防波提，从而成为享有实行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政权。大平的见识与才干，不仅使得池田满足，许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深为叹服，前首相岸介信就发出过这样一番感慨“我派如有大平那样的人物，岸内阁一定可用在延续两三年。”

此后，大平仕途一帆风顺，相继担任池田内阁的秘书官和外务大臣。但好运不长，大平同池田之间出现了芥蒂。1964年春，池田首相两届任期快到之时，他还决心继续争取第三次连任总裁，以图最终完成他的“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但池田的亲信中许多人却不以为然，大平正芳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池田能当上首相，离不开佐藤派的支持。佐藤和池田是第五高中同学，也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门生。

吉田原有让池田干两届就让佐藤接任之意。因此池田周围不少人对他连选第三任总裁持消极态度，大平也曾对别人流露出这种意思：“首相只想强行干下去，真叫人为难。”大平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池田对他产生了猜忌。大平因公务繁忙不常去池田家拜访，这时有谣言说大平正芳想另立派系，其根据是大平以个人名义向池田派的“宏池会”所属年轻国会议员提供了活动经费。池田听到后把大平叫去追问：“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派阀？”大平听后震惊地申辩：“决无此事！我只不过替你给了本派议员一些钱，以往不是有先例吗？您不是对我说过，用不着每件事都向您请示吗？”池田忿怒地说：“不许这样干！”于是，关系一直很亲密的池田与大平之间出现了裂痕。一段时间甚至严重到大平不能进入池田住宅。

这时自民党内佐藤与河野的对立仍在继续，大平做了许多工作之后，这种对立虽有所缓和，但并未结束。河野为了牵制佐藤，鼓动池田继续出马第三次竞选总裁。5月18日，佐藤要求与池田会谈，但被拒绝。池田己下定决心竞选第三任总裁。大平元奈，也只得为池田的竞选继续效力，向财界募集竞选经费。

池田当选后立即进行内阁和党领导的改组，结果池田的几位最亲信的“秘书官”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和宫泽喜一都未人阁。在党的领导方面，干事长前尾繁三郎因健康原因辞职。干事长一职非常关键，颇费考虑。大平本希望得到这一职位，但前尾认为大平还须再经锻炼，于是向池田推荐了政调会长三木武夫担任干事长，大平被任命力第一副干事长，协助干事长工作。这次任命是大平在一直很顺利的宦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很大。一直平步青云的大平从此在政治上步入了漫长的寒冬时代。大概这次又像中国成语所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内阁改组后不到20天，他心爱的长子大平正树不幸去世！这一打击使大平简直悲痛到了极点。

池田当选首相后不久，发现以前声音嘶哑的毛病更严重了。到医院检查后很快诊断出是喉头癌。大平副干事长又如当头挨了一棒，急忙与前尾商量，既不能直接告诉池田本人及其家属，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政局动荡和对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产生不利影响。在大平的劝告之下，9月9日。池田首相住进了东京筑地的治癌中心医院进行放射治疗。大平与前尾反复商量之后，秘密叮嘱 治癌中心医院负责人，要他们将池田患癌症这一事暂时保密。9月25日发表的公告称“首相的病情是癌的先兆”，意思是现在不是癌症，但有可能转化为癌。

这种公布没有引起局势动荡，但大平等人从此便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劝不明病情真相而又雄心勃勃的首相主动引退，又要考虑首相引退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既要同三木干事长及各派首领磋商，又得每天安排许多必须一件件完成的急事。

大平决定通过治癌中心医院的比企大夫向池田委婉地劝告，希望他退下来休息治疗。比企在10月10日池田出席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几天，向池田表达了希望他引退的意见，并说这是大平和前尾的意思。池田这次没像往常那样刚愎自用，而是很快接受了劝告，决定辞去总裁和首相职务。10月25日，东京奥运会闭幕那天，池田首相发表谈话。宣布辞职。辞职声明是大平正芳起草的。

据大平后来回忆：“我把每天到治癌中心去看望池田先生，陪他谈两三个小时的话，当作我的日课。关于继任总裁的事，除了以川岛、三木两位先生为中心所搞的诠选工作经过的报告外，别的从没交谈过。所以我跟池田先生交谈的话题，主要是一些有趣的闲杂事。当然每天有许多客人来探望病情，也有人打电话来慰问。而这些人好像也都有意回避谈论有关继任总裁之事。”

当时，自民党内外公认的有实力的总裁候选人是佐藤荣作、河野一郎和藤山爱一郎。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希望池田首相能指定自己继任，于是都向川岛、三木和池田的亲信积极活动。三位候选人中佐藤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佐藤与他田既是第五高中同学，又同为“吉田学校”优等生，虽然二人之间己出现裂痕，但个人关系毕竟比与他人密切，池田上台佐藤功不可没。而且两人的 老师吉田茂也有意让佐藤继任，在三个月前的选举中佐藤也仅次于池田而居第二位，这些条件为社会大多数人看好，财界的大资产者们也支持佐藤上台。

佐藤派在这两周期间加紧了活动。田中角荣作为佐藤派的骨干，一方面到池田首相病房直接劝池田推举佐藤为继任者。另一方面努力作大平正芳的工作。大平对田中说：“这种问题要好好考虑，不能胡乱行动。政权问题只能因势利导。我理解佐藤派想拥立佐藤的心情，但应慎重行事。”据大平后来回忆：“真希望11月9日早一点到来。而这两周却显得特别漫长。政权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平河町的自民党总部与筑地的治癌中心之间来回徘徊，寻找它的归宿。”

11月8日是总裁指名继任人工作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当晚，大平为池田草拟厂指名文件，“我推荐□□□□君为后继总裁”，在应填姓名处空了四格，由池田第二天一早亲自填写。11月9日早晨7时，川岛、三木、大平和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到了池田病房。川岛副总裁和三木干事长向池田详细汇报了诠选继任总裁的经过及他们个人的意见，提出党内的主要趋势是支持佐藤继任总裁。最后他们一致请首相池田作出裁决。池田在大平事先准备好的文件空格上填写了“佐藤荣作”四个字，于是这场长时间的诠选剧就结束了。

现在大平副干事长最担心的是河野和藤山两派在上午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大会和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会作出如何反应。上午10点召开自民党议员大会，会前大平在自民党总部门口遇到河野派干部森清，他对大平说：“我们败了，但要进行合作，今天全体都来出席大会并投票支持佐藤 。”大平心中如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民党议员大会上，佐藤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下午众议院全体会议时.大平与河野并排坐，中间仅隔一人。大平向河野打招呼：”谢谢您，费心了！”河野高姿态地答道：“大平君，不要客气，没问题。今天河野派全体都来出席会议，而且都投佐藤荣作的票，您尽可放心。”说完便愉快地与旁人交谈起来。对河野一郎的这种心胸开阔的政治家风度，大平感触根深，他感到那天的主角好像不是佐藤先生，而是河野先生。这天下午佐藤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顺利当选为内阁首相。从池田到佐藤的政权交替总算完成。

照大平的说法：“从10日25日到11月9日这两周，犹如跳进热水桶一般，真是非常紧张难熬的历史时刻啊！”政权交接结束后，当天下午，大平又回到了池田的病房。他对这位卸任首相说：”11月9日这天，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来说，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池田点头表示同意。佐藤内阁掌权后一个多月，池田派的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和第一副干事长大平正芳因与首相关系不密切而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大平正芳辞去副干事长之职后，直到1967年11月的三年间，没有担任党和内阁的重要职务，仅担任了一些较次要的闲职。这一时期的大平表面看来是无官一身轻，但他精神上并不轻松。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郁闷，也有失去亲友的悲伤；既有对时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也有 为重新崛起而充实自己的行动。

刚辞职不久的1965年1月23日，大平向自己选区的后援会会报《东京通信》寄去一篇短文，题为《祸生得意，福育隐微》。文中介绍了从1964年8月6日长子正树去世，到11月9日池田交出政权这段时间内自己的遭遇和作为，以及新一届政权诞生的过程，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当时抑郁的心情。大平认为，1964年对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长子去世、池田因病入院和辞职、佐藤执掌政权等一系列变故，使他感到晕头转向。

大平深深感叹道：“时运真不可思议，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缓流之时，亦有激流旋涡狂暴之时。然而，作为在这时的激流中航行的人们，最重要的是具有虔诚之心和周密的注意力、小心谨慎以避免失误。因为祸多生于得意之时，福几无例外育于隐微之中。”大平认为自己在为池田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又在该政权盛期担任要职，这种政治家实不多见。政权的结束比政权的建立更为艰难，若政权结束时一出现差错，其政权一瞬间便会声名扫地。而自己为了维护池田政权的名声己尽了最大努力。

最后大平谈到：历史上的时间似乎不变地向前椎移，但有时一瞬间就会改变人民、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瞬间何时到来。因此我们应时常静心、虔诚，准备迎接上帝的考验。这里大平隐约表达了自己静观待变，终将东山再起的决心。

另一方面，在这三年之间，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继辞世。河野一郎于1965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月12日的葬礼；池田勇人于同年8月13日去世；1967年2月7日，大平的恩人、同 乡、前大藏大臣津岛寿一去世；10月20日，曾亲自声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岁高龄去世。特别是大平的恩师池田勇人的去世，对大平又是一次打击。

池田不仅作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辈，将大平引上从政之路，对大平进入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整个日本在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池田提出10年之内使国民收人倍增的计划结果在7年之内完成了，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久以后跃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年代过着富裕生活的日本国民仍对“池田时代”难以忘怀。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善感的大平正芳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感到无限惆怅，生活空虚。他说：“一切都感到厌倦，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流露出强烈的失落感。

池田去世后，他的两名亲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不睦。前尾是1957年池田在离开岸内阁时，向岸信介引荐而进入内阁的，并担任了通产相的要职。池田内阁时又担任党内重要职位干事长，逐渐取代了大平而成为池田最亲信之人。在1965年8月4日池田第二次动手术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前尾认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领导人，大平却不认为池田有此意，而主张由活着的人来决定谁作本派领袖。当然，因无人反对。最终还是前尾作了 池田派领导人。但从此以后，前尾和大平之间便产生了龃龉，以前以兄弟相称的两人皆心存芥蒂，行动上也不那么合拍了。这种情况对于佐藤派是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于1963年大选结束后，遵从自民党组织调查会的劝告而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名亡实存。池田去世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组建了一个名为“新财政研究会”的政治团体来取代宏池会。这个新政治团体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其管理机构、活动时间和活动方式完全没变。大家仍习惯地称其为“宏池会”，在大平、铃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后来，由于前尾掌握了宏池会政治资金，并笼络了本派许多议员，大平就另外组织了“周四会”，吸收了一些年轻议员参加，并另外筹措政治资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趋势。

自民党政务会长

1967年晚期，佐藤荣作为了争取第二年能第三次连任总裁，决心采取较重大的内政、外交措施。对内他计划重新调整党和内阁的成 员构成，外交上则开始着手解决美国归还冲绳，小笠原的问题，佐藤回国后，立即请三年未担任要职的大平正芳出山担任党的三领导之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大平属于前尾派，该派在左藤上台后是受到压制的。1965年7月进行党政人事改组时，田中角荣干事长拟请大平担任政务调查会会长，但遭佐藤拒绝。这次佐藤请大平担任该职，目的是为了在第二年的总裁大选中牵制己决心参加竞选的前尾，使大平作为前尾派的骨干不能充分参与支持前尾竞选的活动。所以大平对是否出任该职曾犹豫不决。他不仅征求了本派首领前尾的意见，也与佐藤派的田中角荣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出任该职。

1967年11月25日，佐藤正式宣布大平为政调会会长。这样，大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再次回到政治领导核心之中。大平担任政调会长的这一年中，内政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僵化和收购米价问题，这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大平刚任职三天，大藏省的村上次官就到他办公室来呼吁应采取强有力措施消除一些行业的财政赤字，特别是要找出国营铁路、大米收购和国民保健等行业赤字严重的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或减少这些赤字。

大平认为，首先应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研究大藏省提出的数字是否准确。其次是弄清下一年度的财政规模。但要根本解决财政问题，还须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正确估计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财政在这长远发展的经济中置于应有的地位。

大平主张在提出解决目前财政问题的方案之前，应该先在执政党和政府中充分协商，统一看法，否则方案将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无法贯彻实施。因此他希望执政党应统一认识，结成一体解决财政困难。1968年1月30日，大平在第58次众议院常会上代表自民党进行质询时，谈到了有关财政问题。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的根源不仅在财政金融系统本身，也应追究现存的制度和习惯，这些制度和习惯使机构雍肿，人员庞大，效能低下，却又耗资巨万，使财政很难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要求。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断和国民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应以坦率态度将实际困难告诉国民。以后日本实行的“行政财政改革”证明了大平的分析是正确的。

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是国家收购的大米价格问题。由于政府每年收购大米给予了大量补贴，造成了这一部门赤字累累，无法再提高收购价。围绕这一问题，1968年7月，农林方面的议员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强烈要求提高收购米价。但若提高大米收购价，势必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同时带动其它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一向稳健的大平政调会长当然不同意立即提高大米收购价格。

因此在一次会议上，自民党两任总务田村元和田村良平相继激动地站起来指责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大平政调会长不了解农业和农民生活，要求大平立即辞职，从会上退席。大平听了一阵后觉得不对劲，站起来想离开会场。这时坐在大平身旁的米价调查会长田中角荣拉注了他，劝他不要一气之下就离开，否则不好再回来了。于是大平又留下耐心地听他们说完，然后从容不迫地发言：“两位总务先生刚才说我不了解农民生活??我大平只是赞歧一个贫农的儿子。我在少年时代，天刚亮全家就必须起来，去山间的田地里劳动，然后我还要赶去乘清早第一班火车去上学，天天如此，现在竞说这样生活过来的大平正芳不了解农业，真使人感到意外。”大平的话使闻者深受感动，田中角荣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平感人肺腑的发言。”大平发言后，总务会慎重决定将米价问题交由党的三位领导和米价调查会长解决。

在外交方面，日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课题是收回冲绳和政府对核问题的基本政策。1968年1月30日，大平政调会长在第58次众院常会上，就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首先，大平谈了政府对核的政策问题，他提到佐藤荣作总理曾说过：“在现今的核时代应如何生存，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课题。”大平指出：对于近期即将形成的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早期缔结，日本各政党之间尚无大的分歧。政府常常明确强调不允许核武器进入的方针，这当然是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的核政策，与此相反，如果宣传政府默认核武器的秘密进入，而国民又对此无动于衷，那将是日本的不幸。对有关核的知识的吸收与对反对核武器显示出同样的关心和热情，这是日本核政策的进步。

大平又提到最近因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停泊日本而引起的日本人民的反对，说明政府的核政策尚未被国民所接受，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来加深国民对日美关系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理解。 大平认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在于国家所作的有利于保卫日本的努力，即关键在于日本内部的发展，如秩序井然的民主政治，社会秩序的健全维持，经济文化的经营充满活力，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国民生活内容充实等，这些因素才是安全保障的根本。

大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战后剧烈分化和反复动荡的世界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只保有相对较少的防卫力量，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另外，放弃帝国主义野心，在和平共存的观念指导下，不敌视他国，维持与各国活跃的外交，这样才保卫了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我相信，这才是日本应该采取的正确道路”。当然，大平认为具体的安全保障手段也同样重要，这就是采用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轴心的地域性集团安全保障方式。在现实中，只有这种方式更安全。日美安保体制在战后长时期内，远离世界其它地区的纷争，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和复兴，它经历了战后严峻的历史考验而行之有效，所以是日本应该选择的坚实道路。政调会长这一职务大平正芳虽然仅担任了一年时间，但却给他提供了一个站在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内政外交各方面问题的良机。比起他以前负责的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收益。

1968年11月27日，新一任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佐藤荣作以绝对优势战胜了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第三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田中角荣与大平、前尾在“荣家”饭庄会晤，达成了大平进入新一届内阁的协议。11月30日新内阁组建完毕，大平人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这是内阁中的又一个重要职位，通常被认为与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一样，是通往首相职位的重要阶梯。

通产省是主管日本工商企业、国内外贸易、外汇汇兑和度量衡管理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工业基础的发展，改进工业技术，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大平担任通产大臣时，正是日本第二次实施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政策时期。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为了加强与各国贸易往来，适应逐渐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在1967年曾实施了第一次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产业政策，将限制进口和生产的商品种类下降到163种。大平任通产大臣后不久，1968年12月19日内阁召开会议时，通过了积极推进产业自由化的方针，将限制输入的产品降到121类。3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资本自由化，到1969年的4月1日，又将限制进口产品降到120类。到1969年7月18日第七次日美贸易经济混合委员会会议上，又决定到1971年12月底，把现存的限制进日项目由120项减少到60项以下。

这种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也在日本国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议论，认为如果日本敞开自由化大门，外国的商品和资本会像洪水般涌进国内，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占领日本市场，这样就会迅速将日本国内的企业挤垮。

大平却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实现自由化后，并未造成人们担心的那种结果。因此他决心继续推行自由化，并促成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这种合并的典型之一就是新日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1970年3月30日，两公司正式合并为“新日铁”公司，大平自己认为他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的诞生起了一个助产士的作用。

以后，日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资本自由化章程的原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扩大了自由化的产业种类。如汽车的自由化生产销售问题，在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就决定了实施方针，到1971年4月开始施行。日本的汽车行业并未因该方针的实施而被挤垮，反而因此而加紧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管理质量，使汽车产量成倍增长并畅销全球，到1973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号汽车生产国，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实践证明自由化的产业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飞速发展。

1970年1月13日，大平正芳与宫泽喜一去打高尔夫球时，曾见到佐藤，佐藤并未言明此次重新组阁将免去大平职务。当天晚上，田中角荣干事长通知大平，此次组阁他仍留任通产大臣。但次日下午保利茂官房长官宣布内阁名单时，却没有了大平的名字。这时大平正在山王大楼事务所里看电视转播，他心情郁闷，说：“佐藤到底在想什么呢?”虽然他被认为是准实力人物，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最高当权者佐藤首相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而已。他将这种委屈的心情托于“进退由天、荣辱从命”，暗地里下了“六十岁立志”的决心。第二天早晨，大平驱车前往池田勇人墓地，向这位恩师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忿懑。

这是大平又一次离开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使他觉得命运真难捉摸。就像他以前给《芳友》杂志撰稿时所说的：“人之一生，既有欢乐，也有忧愁；既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年；既有荣耀之时，也有屈辱之秋。”这件事使大平与佐藤的感情恶化，以后他便对佐藤政权持批评态度。同时，大平也再次痛感政治的无情，深刻意识到要在日本政坛站稳脚跟，绝不能靠他人的“恩赐”，实际上，大平正芳在长期担任公职和从政的生涯中，已逐渐具备了充当政治领袖的主客观条件。

大平是自民党公认的“党内理论家”。他不仅在学生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而且在担任公职和从政之后，善于冷静地观察，思考工作中和社会上各方面的问题，并擅长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往往具有独到见解。因此在许多场合，他的政论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常令听众感动和折服。他的讲演水平也因发言机会较多而迅速提高，往往还可以用英语在国际场合讲演，这是不少同时代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在性格上，他始终给人一种稳健、深沉、倔强的感觉，使人觉得他可以信赖。

他不仅从事了党务和内阁各业务部门的具体工作，而且担任过政策理论水平要求很高的政务调查会长一职，使他在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能站在全党和国家的高度去洞察秋毫，综览全局。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人素质，大平已基本具备。当然，日本政治是典型的“金权政治”。各政治派别势力的大小往往与其拥有的财力成正比。如据1967年的调查，这一年自民党各主要派别公开的政治资金分别为：佐藤派37784万元，福田派31747万元，前尾派22900万元，田中派12059万元，三木派16180万元，因此，仅有才能，没有强劲的财力作后盾，在政治上将一事无成。

大平正芳在这方面也拥有了相当突出的优势。他不仅本身拥有一定资产，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企业界和财界的鼎力支持，不少企业界与财界拥有雄厚实力者都与大平关系密切。如原委内瑞拉石油贸易公司董事长、日本营业者团体联盟会长樱田武、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长、海外石油开发公司总经理今里广记。

许多大企业家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大平正芳的团体，如关西电力会长芦原义重、前中部电力会长横山通夫、东京电力社长平岩外四。东京瓦斯社长村山武雄等组成的“村芳会”；松下幸之助、崛田庄山等关西财界实力人物组成的“吉兆会”；东京商大的校友们如古河电工社长小泉幸久、住友金属社长藤崎章等人和曾在池田勇人身边的人物组成的“大平会”；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立社长驹井健一朗、三菱电机社长大久保谦、日本电气会长小林宏治和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等人组成的“末广会”。此外还有“大荣会”，“清友会”、“芳明会”、“大雄会”、“官界大平会”、“高松高商大平会”等。东京商大的同年级同学中也不乏支持大平的有产者，如三菱瓦斯化学社长相川泰吉、日本矿业会长庭生正之助、三井铝业社长川口勋、住友橡胶社长斋滕晋一等人。

这些企业界和财界的实力人物和团体，在不同时期先后与大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他们可以为大平的政治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这在日本政界是合法的。前述各派的政治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大企业的“捐赠”。大平完全可以为自己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而筹集巨额资金，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此外，有丰富经历的大平正芳还在官界有着广泛的关系。如大藏省的同僚桥本龙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下村治、原纯夫等人后来都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在兴亚院的同僚武内龙次后任驻美大使，冈原昌男后任最高法院长官，矾崎睿后任国铁总裁，还有伊东正义、佐佐木义武之池田派的官僚有不少人也与大平结成了政治同盟，甚至佐藤派的田中角荣与池田有姻亲关系，加之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与大平结为同盟。

大平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戚。但他通过联姻，与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发生了密切联系。大平的岳父铃木三树之助是三木证券公司的创业者，经济力量不可忽视。大平的次子大平裕是神崎造纸公司董事长远藤的女婿，三子大平明后来娶的是大正制药公司的上原正吉参议员的孙女，上原家又联结了昭和电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日清制粉公司董事长正田英二郎，这一姻亲关系，一直延伸到天皇家族（正田的女儿就是明仁天皇的皇后美智子）。

因此，第二次离开政治领导核心的大平正芳，已再不是势单力薄而任人摆布的普通官吏，为了在政坛能独树一帜，他开始着手积蓄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已处于涣散状态的原保守政权的主流——池田派重新团结起来，而且要由坚定的大平取代动摇不定的前尾做这一派的领导人。

池田死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宏池会改名为新财政研究会，但实际上大家仍习惯称之为宏池会，会长是前尾繁三郎。前尾身体不太好，性格也优柔寡断，因而使人很难相信他能胜任一派领袖。1966年竞选总裁失败后，1967年10月底，前尾几经犹豫，在三木武夫宣布参加1968年总裁竞选之后，也宣布再次出马竞选总裁。

但1968年11月投票的结果，前尾在454票中仅获95票，排在三木之后屈居第三位。这一结果在宏池会内部引起许多派内骨干和年轻议员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前尾退下来，将宏池会领导权交给大平。而前尾对这次失败似不甘心，他对亲信说：“事到如今，再干一次，死也甘心了，我们还有许多人马，解散宏池会还为时过早，我还要倾全力再拼一次。”

1970年9月22日.前尾在与佐藤会谈时问到佐藤是否想争取第四次连任总裁时，佐藤表示若第四次连任须得前尾合作，并故意设下诱饵说：“届时想请你人阁，身体还好吧？”前尾被佐藤这一小小的权术所左右，他不想通过竞争去获得胜利，而是想放弃出马竞选以换取新一届内阁的一个大臣职位。于是轻易地承诺了放弃竞选，与佐藤合作。宏池会的年轻议员们对此非常反感，但前尾置大家的意见于不顾。宏池会的议员们无奈，只得支持佐藤。

10月29日自民党总裁公选，佐藤当然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以绝对优势击败三木武夫，第四次登上了总裁和总理的宝座。党的选举大会一结束，佐藤立即召见前尾，明确表示“不想进行人事改组”，遭到对手的愚弄前尾只好宣布辞职。

1971 年，大平就任政治实力雄厚的宏池会第三任会长，从厄运中看到了崛起的曙光。翌年6 月17 日，他宣布出马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虽然败北，却当上了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日本政坛形成“田中主内、大平主外”的格局。

田中内阁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后，他与福田进行了难分高下的自民党总裁之争，结果大权为三木武夫所得，在三木内阁中，大平留任藏相，参与三木内阁时代的倒阁行动，与福田赳夫有政权交接的密约。福田当选以后，大平被委为自民党干事长。确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党的福大体制。”

1978 年10 月，大平正式声明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受到田中前首相支持、于1978 年12 月1 日被选为第九任自民党总裁，根据自民党的新规则，7 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被指名为第68 任内阁总理，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在佐藤退位后的自民党三角大福的激烈对抗中，大平最后一个登台，人们说他是善于忍耐的“待时政治家”

从1964 年7 月辞去池田内阁的外务大臣以来，时隔8 载，大平再度入主霞光外务省。进入70年代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鉴于这种情况，大平在佐藤内阁末期提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　大平提到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当然就不能选择中共了。为什么会选择中华民国呢？大平认为当时大概是有如下考虑：蒋介石“以德报怨”，将留在中国的许多日本军队放回了日本，对日本有恩谊；中华民国政权与日本同属自由阵营；台湾对日本来说是很大的顾客，与日本的贸易数额较大；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周围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关。

大平认为，现在日本尚未下决心与北京谈判，目前仍维持着与台湾的“正常关系”。因为日本与中国大陆又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故双方虽无政府间接触，但民间交往却存在，即实行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可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经济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现在别无他法，暂实行这种政治经济分离的办法也大致无妨。

然而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很成问题的。“台湾和北京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毕竟是中国应解决的问题，日本是无能为力的。“世界舆论若能对此问题有一致看法，也许会抓住解决的线索。”

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和北京的都是47票，20票弃权，于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项决定方式，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是关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大会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权。”他认为假如联合国用投票方式承认北京一方的中国代表权，也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麻烦。北京是否会到联合国来，谁也不能判断。集合了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国，现在将以前当作好战政权谴责的北京迎接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如何解释。而且至今仍忠实执行宪章规定义务的成员台北的态度如何也很难判断。当国际舆论决定性地承认北京代表中国时，日本对联合国和对中国的政策都会有重大转机，国内舆论也会日益活跃。

担任田中内阁外相后，他协助田中首相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进程，和田中一起访问了中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并以外相身份发表讲话，日中邦交的恢复意味者日台条约的废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和“日中航空协定”。

性格特征

在日本政坛，大平正芳有个古怪的外号，叫做“啊哦首相”。这是因为他讲话的时候颇为谨慎，总是带着“啊”或者“哦”这样的口头语。大平在政界的评价是“朴讷”，在北冈伸一《自民党》一书中被称为“战后屈指可数的理智型政治家”。

据日本《时事通信》2009年12月30日报道，英国30日公布了一些解禁的外交文书。在文书中，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被评价为“一个阴冷和不善言辞的人”。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报道称，日本大平正芳内阁开始时间是1979年5月，英国当时的外长是欧文。在解禁的英国外交文书上有很多关于大平正芳的“酷评”。当时的英国驻日本大使曾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大平正芳阴冷没有风范，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还有其他一些英国官员对大平正芳的评价也都很负面。比如，“从西欧的视点来看，他完全没有u2018教主u2019风范”、“出身地方官僚，个子矮小，头发花白”、“嘴角下垂，看起来有些阴冷。眼睛看起来像u2018一条分割线u2019一样细，给人一种在出席国会会议时睡得很香的印象”。　文书甚至还指出大平正芳在演讲或者在国会答辩时，讲话时常带有“啊、嗯”等口头禅，所以评价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但是不善言辞”。另一方面，文书还加以“解释”地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大平正芳是宛若父亲般存在的人物，所以他不善言辞的一面也是受国民推崇的。”（在日本文化中，人们崇尚有能力但沉默少言的男性，比如高仓健在《追捕》中就是这一形象。）

大平正芳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地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一整套理论，得益于他的对东方古典经典的底蕴厚实，也得益于他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精深造诣。近年来，中日一些学者在研究大平正芳的政治指导思想。他们认为，大平正芳近40年的政治生涯之所以创下出色的业绩并将诸多影响留于后世，和他的一整套“椭圆哲学”为核心的成熟的主导思想密不可分。这个“椭圆哲学”即是大平正芳的为政之道，是他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指针。据资料所示，“椭圆哲学”的概念是1938年1月，大平正芳在横滨税务署署长任上，在训辞中首次提出的。他说：“行政犹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保持平衡而紧张的状态，便可说是高明的行政……税务工作也是如此。一个中心是课税权，另一个中心是纳税人。在课税问题上，既不能搞权力万能，也不能动辄就向纳税人妥协，而应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场，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课税方法。”

诠释大平正芳的这个思想，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两者处于紧张的平衡状态时，事情才能圆滑进行。要想在政策上掌握事物的动向，就应该时刻注意留心保持两者平衡，而不能过于倾向某一方。一句话，“椭圆哲学”的要害就是：任何时候都要使事物的两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心保持平衡。

大平正芳就是用这套哲学处理一系列问题的——在派系问题上，大平正芳认为党与派就像椭圆形的两个焦点，派系作为政党政治生活中的产物，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作用，其积极作用是可以防止独裁的产生，消极作用是有损害政党整体性的危险。因此，“党和派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经常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的关系一旦中断……就会出问题。故而，以“宽容与忍耐”出现的大平正芳成了自民党内的“关系协调专家”。

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大平正芳将为政者和国民视作民主政治这个椭圆的两个中心。他认为，政治家的使命是为投自己赞成票的国民服务，但大平正芳同时又坚持相信国民的良知而决不无原则取悦于国民。还值得提出的是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理论。他说：“我国现在正迎来可谓战后总决算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我国一直为追求物质丰富而努力，然而，在我们获得富裕生活后，却未发现真正的幸福和人生乐趣。过去，我们一直毫不迟疑地奔走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正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才不得不再次追求稳定，其间，我们还不顾一切地试图把经济推向海外，但由于对外扩展过猛，以致遭到外国的嫉妒和抵制。尽管我们一直以对美国协调为基轴，避免参与国际政治，但由于美元体制的削弱，日本又不得不走向艰险的自主外交。我国举国一致专心从事经济复兴，可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和跃进，又不能不作为国际成员之一承担起经济国际化的重任。”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有大平正芳对后来被称为“一国繁荣主义”的战后日本国家经营理念的反省。从大平正芳的目光来看，战后的日本，无论是对内单一发展经济，还是对外依赖美国，都是偏颇的，都是椭圆的一个中心。大平正芳认为，战后的日本由于忘记了椭圆的另一个中心而过分冒进，失去了平衡，因此应自我反省。他认为，要通过明确认识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稳定、向外扩展与扩大内需、对美国协调与自主外交、国际社会的局外人和国际社会成员的关系来恢复平衡，便是“战后总决算”的内容。大平正芳就是根据上述认识和反省提出旨在经受转折期考验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在外交方面，大平正芳运用他的“椭圆哲学”，积极开展首脑外交，为实现日本国际化而奔走呼号。他反对对美国亦步亦趋，主张日本要在维护日美结盟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声音。表现在日中关系上，大平正芳认为这也是相互制衡的两个中心，处理好日中关系会对亚洲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将对日本与二战中受害的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示范作用。而表现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当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不顾内外压力，毅然决然与田中角荣首相一起为恢复中日邦交做出了努力。

1979年6月，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就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和协商，达成了有关限制石油进口和消费等协议。大平以东道主身份担任主席，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表现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在内政方面，政府推行的抑制物价的政策开始显露成效，日本经济没有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那样严重的混乱局面，大平内阁成立后的前半年总算平稳的渡过去了，然而，恰如一场暴风眼来临前出现的短暂平静一样，政治纷争的潜流仍在悄悄发展，并终于在众议院大选的突然迸发出来。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份解散众议院，10月份进行议员大选，并在政见演说中，把克服能源问题的制约，恢复财政能力，确立政治伦理作为今后优先解决的课题。他还表示，为整顿财政，实行在1984年消灭赤字公债的目标，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将不得不增加国民负担，即征收一般消费税。 众议院改选于大平的政见演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表面化的导火索。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三木武夫和福田认为，解散众议院师出无名，违反一般程序。一般民众担心的是，改选无非是征税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税内阁。”这种抵触气氛，给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蒙上了阴影。众议院大选在10月份揭晓，自民党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只取得了248个议席，加上新入党的无党派议员才勉强维持半数，党内立即出现了要求大平引咎辞职的呼声，出现了党内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拥立福田取代大平的严重局面，大平没有让步，他要“把自己的事做完，结果如何绝不后悔。”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选举战在众议院举行，大平和福田同时作为候选人参加决选，对自民党来说，同时向国会提出两名首相候选人时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实在是绝妙的讽刺。决选结果，大平险胜，保住了首相席位，他如释重负的说：“我感觉好像在热水池中泡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今后还必须进更热的水池中，因此前途任然非常严峻。”

遍体鳞伤的大平又一次组阁。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征程。在这次轻松愉快的访问中，大平会见了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越南、柬埔寨和伊朗形式和对苏关系，就日中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与大平正芳关于小康目标的这次谈话。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1988年8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谈到小康目标提出的来龙去脉时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正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发表了《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深度和广度》的演说，赞颂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强调日中关系的重要意义，表示日本队中国四化建设将积极配合。展望日中关系前景，他表示确信，尽管“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很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都能回顾双方2000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掉互相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位两国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自豪。”在北京参观时，大平还到过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在市场旁的餐厅里，兴致盎然的与一家中国人共餐水饺，并把一枚签过字的日本邮票送给身旁的一个小男孩。在古都西安，华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使他如醉如痴；西安人热情隆重的款待，更使他难以忘怀，他不胜感激的开玩笑说：“这种欢迎场面实在令人吃惊，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

有人说8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探索的时代。大平作为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亲手制定并初步尝试了一项基本国策，那就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大平上任后，即设立政府智囊机构“政策研究会”，内设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城市构想、对外经济政策、多元化社会生活、充实家庭基础、综合安全保障、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历史的展现等9个研究组，他责成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负责“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研究组，以60年代以来民间企业、学术团体及政府部门提出的有关建议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具体制定“构想”的方针政策，并与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后提出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确定了合作内容应在增进相互了解与加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海洋与资源开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对外投资于经济合作、开展金融货币研讨和合作等五个方面展开。大平认为，合作的目的是使太平洋地区各国“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开发的、松散的联合。”带着这种构想，大平结束访华后即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与澳、新总理交换看法，并得到两国的支持，决定在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一次民间性的“环太平洋合作讨论会”。大平未来得及看到会议的召开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这份政治遗产以为其后的铃木、中曾根政府所继承，并在亚太国家与地区中扩大了影响。死于征途1980年5月，大平结束了对北美、欧洲国家的访问，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日本。当时，国内为审议政府有关法案斗争正酣，由于在野党的反对，大部分法案频临流产，大平采取了强硬态度，要求国会尽管审议批准。16日，国会通过了由日本社会党提出，对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众议院表决时，自民党内刷新联盟的60余名议员拒绝出席，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大平内阁再次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大平断热解散参众两院，重新大选。另一方面，经过党内多方协商，终于说服造反的议员，避免了自民党的分裂，全了投入大选的准备。5月30日，参议员选举首先拉开序幕，大平身先士卒，也站在宣传车上进行街头竞选演说，6月12日突然死于心肌梗塞，终年70岁。在大平正芳逝世所产生出的同情票之下，大选由自民党以大比数胜出，首相由铃木善幸接任。后来当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