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野幸男（えだの ゆきお），1964年5月31日出生于日本栃木县宇都宫市，日本政治家、律师。民主党众议院议员（6期）、内阁官房长官（第79代）、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冲绳及北方对策担当大臣），临时兼任日本外相。历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行政刷新担当）、民主党干事长（第10代）、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第6代）等职务。

1983年，栃木县立宇都宫高等学校毕业。

1987年，东北大学法学部毕业。

1988年，司法考试合格。1991年，律师资格登记。

1993年，在日本新党候选人中胜出，首次当选众议员。

1994年，脱离日本新党，加入新党先锋。

1996年，参与民主党创建；再次当选众议员。

1998年，四党合并创建（新）民主党，任政策调查会第一副会长。同年的金融国会上作为“政策新人类”的一员而扬名。他对小泽一郎持批判态度，这可能是他在鸠山内阁成立时未被授予要职的主要原因。

1999年，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代理。

2000年，第三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2002年，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理事。

2003年，第四次当选众议员。

2004年，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长代理。

2005年，民主党干事长代理；第五次当选众议员。

2006年，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理事。

2007年，众议院决算行政监视委员长。

2009年，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理事，第六次当选众议员。

2010年，行政刷新担当大臣（2月～6月），民主党干事长（6月～9月）。

2011年01月14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组建新一届内阁，枝野幸男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前原诚司、防卫大臣北泽俊美留任。2月20日上午，继周六在北海道上空视察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后，再从北海道根室市纳沙布岬眺望了北方四岛。3月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决定由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临时兼任外相一职。3月6日晚，因接受旅日外国人的违法政治资金受到多方谴责，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引咎辞职。 2011年9月12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任命前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担任经济产业大臣。

法治

从当选之日起便主张夫妇别姓制度（即反对妇从夫姓）1997年曾提案，别姓夫 妇的孩子姓氏决定时，应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

为防止警察权利扩大，提出设立警察监督机构。针对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件后，警察的随意逮捕嫌疑人，枝野曾认为“如果警察继续这样随随便便抓人，国家就会变成战前那样的警察国家”。

虽然赞成从脑死亡患者处取得器官进行移植，但反对从法律上将脑死亡状态患者认定为死亡。在2009年《脏器移植法改正案》审议中，提出了对脑死亡认定极为严格的C案。

有“民主党内头号辩论家”之称的“少壮派”政治家枝野幸男，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焦点。

名字来历

现年46岁的枝野出生在日本北部的栃木县，父亲是一家制造闪光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枝野上中学时，父亲所在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不得不自行创业。 “幸男”这个名字是他祖父起的。他祖父崇敬日本近代政治家、被称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由于“行雄”从姓名笔画运势学上看很不吉利，他祖父去栃木县县府宇都宫市的二荒山神社求字，得到了同音不同字的“幸男”二字（“行雄”和“幸男”的日语发音同为yukio）。枝野幸男从小就从祖父那里听说自己名字的由来，这也成了他投身政治的原动力。上小学二年级时，前首相田中角荣遭逮捕，给了他很大的冲击，更使他开始关注政治。

辩才无碍　

枝野在宇都宫市阳东中学上学时，曾参选学生会长。据他当年的女同学回忆，那时的枝野穿白衬衣、吊带裤，戴着白手套，站在电梯前讲演拉票，像一个小政治家。枝野作为辩论家崭露头角，是在宇都宫高中时代。在校学生会主办的辩论大会上，他获得该校辩论会史上绝无仅有的三连冠好成绩。当时的同班同学说，枝野那时常说，他想成为政治家。上高二时，他在学校辩论大会上进行一次演讲，由于主题和势力很大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唱反调，引起了学生听众们的反感，倒彩声响成一片。日后他却不无自豪地回忆：“国会喝倒彩的声音和那时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辩论大会越被喝倒彩也越来劲！”学生时代的枝野，还曾在日本广播协会（NHK）举行的全国辩论大赛中拔得头筹。枝野在接任官房长官以后，每次举行例行记者会前，看各方面的相关资料只需10分钟，就可以记下要点和疑点，在接下来召开的记者会上从容应对媒体提问。据枝野本人说，这种本领就是来自儿时对辩论的兴趣。他从小学高年级起，就开始和父亲辩论。

考大学时，枝野就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出了规划如果考上东北大学就当一名律师，如果考上早稻田大学就当一名记者。最终，枝野进入了东北大学法律系，并在毕业之后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

枝野爱好唱卡拉OK，学生时代曾在合唱比赛中获胜。擅长作词家阿久悠的歌，熟悉七、八十年代的偶像。

仰仗菅直人

枝野在29岁时便踏入政界，当时他加入的是日本新党，并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了众议院大选，顺利当选埼玉县议员。迄今为止，枝野连任了6届众议院议员。而他之所以在日本政坛脱颖而出，可以说全靠现任首相菅直人提携。

1996年菅直人担任厚生省大臣时，该部门正因不洁血液致病人感染艾滋病一事遭到全国谴责。菅直人上任后，立即组织调查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整个事件中，枝野幸男则扮演了菅直人“得力助手”的角色，从调查之日起，他就一直全力辅助菅直人，在确定政府赔偿和谢罪等问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最终促使这宗“民告官”的历史佳话得以实现。因此，枝野也算是和菅直人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老战友”。

政策新人类

几经辗转之后，枝野在1998年加入了现在的民主党，并参与了《金融再生法》的制定工作，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大展拳脚。作为年轻议员突出代表的枝野随即被冠以“政策新人类”的称号。

2002年菅直人任民主党党首之后，枝野就被委任为政策调查会长，并成为了民主党“小内阁”当中的“官房长官”。2009年9月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伊始，枝野曾一度被认为将在内阁中出任要职，但最终未能入阁。外界对此猜测，这是因为枝野在党内和小泽一郎交恶所致。

2010年6月菅直人成为日本首相之后，枝野被任命为民主党干事长，但由于民主党在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枝野遂引咎辞去了干事长职务，不久接受邀请出任干事长代理。

对中国消极

律师出身的枝野精通法律法规，并拥有雄辩的口才，据说这也是菅直人选择他来出任官房长官的原因之一。菅直人期待他能够在在野党的猛烈攻势之下“舌战群儒”。不过，枝野在日本政坛当中也是出了名的强硬派，在对华态度上显得尤为突出。

去年10月，他曾经在地方进行演讲时就中日关系发表消极言论。枝野称：“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制度存在明显差异，那些期待日本与中国构建同韩美一样信赖关系的想法是很奇怪的。”他在演讲中甚至还说中国是“坏邻居”，但是即便如此也要“对付着交往下去”。

辛苦求子路

枝野幸男在政治上一帆风顺，但他成为父亲的过程却充满了艰辛。《金融再生关联法》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达成共识的1998年10月1日，正好是枝野幸男和妻子和子结婚登记的日子。和子原是日本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的空姐，他俩是通过熟人介绍相识的。谈到初次约会的印象，枝野说：见面之前，我觉得和子可能是比较挑剔的人，但见面后觉得她很柔和，一开始我就对她抱有好感。而和子说：我娘家在他的选区里，经常看到他的选举海报。我见他第一面时，觉得他比海报上的相片更帅。夫妻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结婚时枝野幸男 34 岁，和子30岁。

婚后 3 年，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两人都是难以受孕的体质。枝野本人不太在意，他说：我本来就不是世袭议员，也反对世袭，选区也没人问我是否后继有人；但有人这样问和子，有时在选举活动中因为感冒什么的休息一下，也有人会问：是不是流产了？因此对和子来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从2002年8月，夫妻俩开始治疗不孕症，先采取人工授精的方法，但做了三次都没有怀孕。2003 年开始，他们开始尝试体外授精法。由于那时和子已经34岁，为了增大受孕的可能性，医生每次将三个体外授精卵放回和子的身体，放了三次终于着床。但由于和子在炎热的夏天为丈夫选举奔忙而中暑，最后还是流产了。

2003 年 11 月选举后，枝野夫妇再次接受治疗，可是做了几次，到了第六周仍然要流产。夫妇俩陷入危机，经常吵架。和子觉得枝野只是看着自己遭罪，什么也不干，觉得他至少要吃点对体外授精有用的药，天天只对自己说“加油加油”有什么用? 枝野心里也着急，因为体外授精不在医疗保险范围之内，一年下来要花掉150万日元左右，而他每年收入中可用作个人生活费的钱只有500万日元左右，据说在众议院总选举的2009年还不足300万日元，150万日元对他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一次他们夫妇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儿子、原国土交通大臣石原伸晃夫妇一起吃饭，谈起了治疗不孕症的苦恼。石原夫妇向他们介绍东京大学医院的医生。从此治疗出现了转机。2005 年 12 月 5 日，和子在医院进行第15次体外授精和第5次体外授精卵体内移植。这次没有流产，但两口子每次去医院检查，都担心出现什么新的异常，每天如履薄冰。

当时枝野夫妇住在东京千代田区富士见的九段众议员宿舍，那里的房租很便宜，三室一厅只需6万日元出头，有食堂、冷暖空调和热水，还有护士常住，24小时值班。2006 年 7 月 12 日早晨，正要去作演讲的枝野幸男刚走到议员宿舍一楼门口，突然手机响起，妻子说：已经破水了，赶快回来！枝野连忙跑回家，马上给医院打电话，然后就慌慌张张地一会看看和子，一会儿又想倒水，不知如何是好。妻子焦急地说：快叫护士！枝野于是打电话叫来护士，护士作适当处置后打“119”叫救护车。枝野把妻子拜托给护士，自己仍旧去讲演。回到家里，听说妻子明天手术，他辞掉所有的事情，7月13日一直守候在医院。

经过千辛万苦，夫妻俩得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一个叫“佑哉”，一个叫“友哉”，而他们夫妇终于可以“悠哉游哉”了。孩子生下来之后，枝野幸男说：在治疗不孕症过程中，最受苦的是妻子，我什么都没做，现在只有道歉的份。这一经历使枝野深切感受到治疗不孕症医疗制度的重要，他主张，在根据个人所得和限制授精卵移植次数的条件下，对体外授精等实行国家补助的免费制度 ；在日本面临少子化的今天，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日本政治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