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允中（朝鲜语：???，1848年—1896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字圣执，号一斋，本贯咸从（今平安南道甑山郡），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1881年作为“绅士游览团”的一员考察日本，同年又来到中国任问议官，1882年壬午兵变后回国，后来负责《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谈判及中朝边界勘察。鱼允中主张效仿中国洋务运动，实行“东道西器”的路线，因此他是事大党的代表人物之一。1894年后立场转变，参与了金弘集亲日内阁，任度支部大臣，积极推动甲午更张中的经济改革措施。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逃亡回乡，2月17日在龙仁被当地百姓认出并杀死。

游历中日

鱼允中是鱼若愚之子，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朝鲜宪宗十四年）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后来在忠清道报恩郡成长。他9岁时丧母，16岁时丧父，因此家境非常贫寒。鱼允中年轻时早上忙农活，晚上则刻苦读书，终于到同治七年（1869年，朝鲜高宗六年）时在“七夕制”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荣获第一；次年又庭试文科丙科及第，正式进入政界，初授承政院注书，后来做过一些小官。光绪三年（1877年，高宗十四年）出任全罗右道暗行御史，其间惩治贪官，颇有成绩，同时根据地方现状提出了包括革罢杂税、改革地税制度、改革漕运制度等12项改革方案，得到了高宗的重视。当时鱼允中与闵妃宠臣闵泳翊过从甚密，号称闵泳翊门下的“八学士”之一，所以那时的他通常被认为是闵妃集团的一员。

这时候，朝鲜已经签订了《江华条约》，被日本叩开了国门。鱼允中思考富强之策，准备游历外国。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四月，鱼允中作为“绅士游览团”的一员，前往日本考察政府部门之一的大藏省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与他同行的还有朴定阳、洪英植、尹致昊、俞吉濬等后来朝鲜的风云人物。鱼允中一行60余人在日本各地视察了3个月，与日本朝野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对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叹为观止。鱼允中对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尤为推崇，将其随员俞吉濬和柳定秀托给福泽谕吉所办的庆应义塾留学。等到绅士游览团归国时，鱼允中却径自前往中国，希望考察一下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并根据对中日两国的观察结合朝鲜的现状，研究一条适合朝鲜的改革之路。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九月，鱼允中抵达中国上海，拜访了中国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等人，并观摩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企业；在上海停留12天以后北上天津，与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晤谈，李鸿章对鱼允中非常满意，曾对同在中国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说：“鱼允中在津接晤两次，论外交等事甚详据”。一个月后鱼允中又重返上海，由上海搭船经由日本返回朝鲜，同年十二月向高宗复命，并向高宗报告了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指出中国“渐欲修举实政”、“且劝商业”，认为朝鲜也应如此。当高宗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这既表现出他对日本的警惕，也强调了富国强兵的主张。鱼允中经过对中日的游历，大大开拓眼界，认为对外国须“以商务应之”，并强调“春秋战国即小战国也，今日即大战国也，皆以智力争雄”，甚至还提出“先革科举，则图功名进取者，皆奔走争往外国，学得才艺而归。若不废科举，取人之路人才不兴，而皆安于旧，不求学术之精进矣”。这些思想都可谓是具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见。鱼允中曾将他游历中日的经历写成《中东记》一册，可惜此书已经亡佚，只留下了被认为是《中东记》草稿的《随闻录》。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二月，鱼允中再度被高宗派往中国，负责商讨与中国建立全面通商关系、改革朝贡制度（即废止年贡、谢恩、陈奏等事大使节，改以派使常驻北京）的问题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工作。当时美国代表薛斐尔已经前赴朝鲜，所以鱼允中便没有参与谈判；而清政府拒绝派使驻京，但同意与朝鲜展开通商谈判。于是鱼允中抵达中国天津以后，出任问议官，专注与清廷的通商谈判，同时协助率团考察洋务的领选使金允植的公务。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鲜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壬午兵变，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京军哗变，赶走了闵妃，拥立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清朝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听说这件事以后，急忙询问金允植和鱼允中关于朝鲜国内的状况。鱼允中作为闵妃集团的官员，在笔谈中一再诋毁大院君，并指出大院君是壬午兵变的“祸首”。而后鱼允中随清朝官员马建忠等乘坐中国军舰回到朝鲜，并帮助清军刺探情报、平定兵变，同时也参与了大院君逮捕计划的谋议。镇压壬午兵变以后，鱼允中又重返中国，继续担当中朝通商谈判任务，最后缔结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至此以后，鱼允中在政治立场上倒向中国，成为“事大党”的骨干人物。

在鱼允中签订完《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归国后，便积极参与机务，高宗按照他的提议建立“减省厅”，由他主管。鱼允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裁撤各种冗员冗费，因此得罪了利益集团，于是在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鱼允中被外放为西北经略使，负责朝鲜北部对华边境贸易工作和朝鲜越界垦民问题。鱼允中与中方签订了《中江贸易章程》和《会宁通商章程》。在其过程中鱼允中声称土门江与图们江为不同的两条江，所以向清朝索要图们江以北的土地，演变为中朝长期的边界纠纷，因而鱼允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的间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次年调回中央任职，历任兵曹参判、户曹参判、吏曹参判等官职。鱼允中认为中国洋务运动的路线更适合朝鲜，因而主张“东道西器”（类似中国的“中体西用”），即用西方的科技来使朝鲜走上富强之路，而朝鲜固有的制度则需要保存，包括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因此后世史学家将他与金允植、金弘集等在当时持大致相同主张的一派称为“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鱼允中调回中央后长期被冷落，其原因之一是他刚正不阿，在主管减省厅时，“戚畹掖庭往往借特旨，才减旋复，徒滋纷扰，然允中执之弥坚，不恤怨讟，其毁之者号曰u2018田直阁u2018，谓鱼字去头截尾则田字也，百事可减，而姓独不可减画乎”，因此得罪了闵妃集团；再加上闵妃集团在1880年代后期一度亲俄，所以亲华的鱼允中也遭到打压。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鱼允中复职并被委以重任，那就是去解散在全罗道集会的东学道徒。

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东学道掀起了“教祖伸冤”运动，并在同年三月在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揭开“斥倭洋倡义”的大旗。东学道在当时被朝鲜政府视为“邪教”，但由于集会声势浩大，高宗不得不以鱼允中为宣抚使，前去“宣抚”东学道徒，迫使他们解散。鱼允中就任宣抚使以后，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教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五月十五日，鱼允中偕报恩郡守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井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便带头解散了。对于剩余不肯离去的东学道徒，朝鲜政府则派洪启薰率兵武力镇压，总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这次群体性事件摆平。据记载：“允中前后状启，指东学不曰匪徒，而曰民党，有若泰西之民权者，然识者咎其失言”，从中可以看出鱼允中的进步思想。

尽管鱼允中努力化解了危机，然而东学道最终还是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发动武装起义，即甲午农民战争，闵妃集团急忙请清兵来援，结果日本为了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也不请自来。终于，在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景福宫，解散了闵妃集团把持的政府，扶植了金弘集（金弘集此时由亲华转向亲日）为首的亲日政权，并在两天后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在这次战争中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同时朝鲜亲日政府也在日本的指示下实行“甲午更张”的近代化改革。实行改革是鱼允中的夙愿，而此时他也认为“清人不可信凭”，开始转向亲日。因此他在亲日内阁担任度支大臣的官位，并实行大刀阔斧的财税改革。鱼允中本来就以财经见长，他在绅士游览团期间就考察的是日本财政部门大藏省，而在壬午兵变后又主导“减省厅”，甲午更张再次给了鱼允中发挥才能的机会，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财政统归度支部，实行一元化管理；废除苛捐杂税，征税必须依据法律；实行新的货币制度，鼓励工商业发展，等等，为朝鲜经济的近代化立下汗马功劳。鱼允中虽然参与亲日内阁，但也非一味亲日，他曾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拒绝了日本贷款给朝鲜300万日元的要求，但后来迫于高层的压力，不得不签订了《乙未借款条约》。此外，鱼允中为人非常刚直不阿，在甲午更张以后经常顶撞高宗和闵妃，所以大臣们都因鱼允中“刚愎自用，实难与之共事。同时国王和王妃亦曾公开地说不喜欢鱼允中”。有一次鱼允中痛骂清朝慈禧太后，称“老婢必亡清国！”实际上是影射闵妃。还有一次是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夏，高宗企图罢免军部大臣赵羲渊，内阁大臣力争赵羲渊无罪，不可罢免，高宗因此大怒，甚至当着众臣摔玉玺。众臣吓得不敢说话，只有鱼允中慢慢起立说道：“圣人称：u2018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u2019陛下待臣等如此，臣等将何以事陛下乎？愿霁雷霆之威，俯伸公议。”高宗因此对鱼允中更加不爽，并在当年六月罢免了鱼允中，改以沈相薰任度支大臣。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八月二十日，日本人入侵景福宫，暗杀了闵妃，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重新组建了金弘集的亲日政权。沈相薰抗议日本暴行，因而辞职，鱼允中重新任度支大臣。但好景不长，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躲进俄国公使馆以后，宣布将亲日内阁大臣全部罢免，并下令将金弘集等五人作为弑杀闵妃的“逆贼”而加以逮捕。鱼允中虽不在“逆贼”之列，但他害怕受株连，因此准备逃亡回家乡报恩郡避难。结果在2月17日走到京畿道龙仁、正在客店吃饭时，却被仇人郑元老、林录吉、安宽铉发现，这三人的田地曾经被鱼允中判给他人，因此对他非常怨恨，看见他落难在逃，便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遂悄悄找来附近村民，说鱼允中是被通缉的逆贼大臣，动员他们去打鱼允中。鱼允中看见郑元老等人以后仓皇逃走，但是郑元老率领大批村民追上，并将鱼允中活活群殴打死了，据说鱼允中死的地方叫“鱼死里”。由于鱼允中早先多次忤逆高宗，因此高宗也出了口恶气，郑元老等人竟然被“特旨”免除死刑，改为流放全罗道楸子岛。一直到纯宗隆熙四年（1910年）6月29日，鱼允中才被平反，与他一起平反的还有金弘集、洪英植、金玉均。6月30日，赐谥号为“忠肃”。

鱼允中生前积极主张改革，并将改革措施付诸实践，同时为人刚正，因此颇得好评。他的同僚金允植对鱼允中之死评论道：“惊呼惋怛，令人气短，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并赋诗哀悼：“天降斯人大任才，有才无命嗟何哉。拯民如溺犹遭谤，忧国忘身反见猜。盗贼亦知仲由信，朝廷须待李纲来。忽惊灧澦风樯折，邦国凄凉万事灰。”黄玹则对鱼允中评价道：“允中强项执拗，任怨敢行，愤误亦多。而孜孜奉公，时辈莫及，故与金弘集俱称救时之才。及其死，咸叹开化之无人。”金泽荣评价道：“允中清俭刚毅，遇事风生，时人皆推为救时之才。然性少粗戆，矜自傲物，故及于祸。”朴殷植在他的著作《韩国痛史》中对鱼允中这样评价说：“允中素以刚果任事，不避艰棘，为骨鲠之臣。而至是枉死，人多悲之。”与亲日内阁对立的尹致昊也说：“他（鱼允中）是逆贼内阁中唯一一个我为他的死感到真心难过的”。

隆熙四年（1910年）鱼允中被平反时，纯宗李坧下诏说：“故度支部大臣鱼允中，器识宏深，志气坚确。以万往之姿，有激扬之风，屡典财赋，整理宿弊，经略边界，讲究国防，实为新政之蓍龟，支厦之栋梁也。未展蕴抱，遽归泉涂，今焉追惟，曷胜伤衋？尚未有褒恤之典，特赠正一品辅国奎章阁大提学。”并受到了皇帝派官吏前去祭奠的礼遇。

鱼允中遗著有《东莱御史书启》、《随闻录》、《财政闻见》、《西征记》、《简牍要抄》、《从政年表》等，被收录进“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中。其中《从政年表》记录了鱼允中自1868年七夕制及第到1893年安抚东学道集会这25年间的政界经历，史料价值最高，因此在1958年与金允植的《阴晴史》一道被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作为“韩国史料丛书”第六部而刊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