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珪寿（朝鲜语：???，1807年—1877年），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初字桓卿，号桓斋；1830年后改字瓛卿，号瓛斋，本贯潘南（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为朝鲜高宗时的重臣，官至右议政。他是朝鲜著名实学思想家朴趾源的孙子，不仅继承并发扬了实学思想，更萌生出有利于朝鲜近代化的新见解，因此被认为是开化思想的始祖之一。

朴珪寿出身名门潘南朴氏，他的祖父朴趾源是朝鲜实学思想巨匠，也是北学派的代表者之一，留下了被誉为“实学全书”的《热河日记》。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对朴珪寿后来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朝鲜纯祖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朴珪寿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出生时，祖父朴趾源已经去世两年，家境也已没落，因此生活较为拮据，但朴珪寿从小就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研读儒家经典，“文理透悟，日诵千言，十四、五（岁）文词大进”。道光五年（1825年），孝明世子李旲在出巡时偶然临幸朴珪寿家，朴珪寿“仓猝被引见，端拱肃敬，应对详明。命读书写字，大加奖诩”，至此朴珪寿被这“旷古罕有”的知遇之恩所感动，孝明世子也与他结为布衣之交，此事遂传为一段佳话。

然而，仅仅过了五年，孝明世子就去世了，朴珪寿“哀毁屡日，如不欲生……自是废举，以书史自娱，家贫借书一读，终身不忘”。他开始隐居，专心钻研各种书籍，他的一首诗反映了当时的心境：“冷眼看时务，虚心读古书”。朴珪寿自己也开始进行著述，完成了《尚古图说》、《居家杂服考》等，这些书都体现了他对家传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朴珪寿蛰居十八年之后，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朝鲜宪宗十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正式步入政界。其后历任兵曹佐郎、龙岗县令、扶安县监、司宪府持平、弘文馆修撰、庆尚左道按廉使、同副承旨、谷山府使等官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鲜哲宗十二年）被任命为陈奏副使前往中国承德避暑山庄去朝拜和慰问躲避英法联军的清朝咸丰帝。同治元年（1862年），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壬戌民乱”，朴珪寿被任命为按核使，前往镇压起义。朴珪寿到任后并没有先大力惩治“乱民”，而是晓谕民众，然后查办贪官污吏，妥善地解决了动乱。透过这十多年的从政经历，朴珪寿深刻体会到了朝鲜的社会矛盾，同时又迫切感受到朝鲜所面临的外部危机，极大促进了他的进步思想的形成。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朝鲜哲宗病逝，孝明世子之妃神贞王后赵氏（赵大妃）拥立王族兴宣君李昰应之子李熙为国王，是为朝鲜高宗。兴宣君成为兴宣大院君并开始摄政，而赵大妃也在高宗即位的头三年垂帘听政。由于朴珪寿早年与赵大妃之夫孝明世子肝胆相照的友谊，因此赵大妃听政后便提拔朴珪寿，并毫不讳言与他的亲分。朴珪寿也对赵大妃十分感激，他在同治三年（1864年）任科举主考官时以“撤金莲烛送苏学士归院”出题，以中国北宋时期苏轼和宣仁太后故事隐喻自己和神贞王后。其后朴珪寿由出任日讲官，负责高宗国王的经筵和教育，相当于国王的老师。高宗还没即位时，就在他父亲李昰应那里听说过朴珪寿，并对其相当崇拜，赵大妃曾说：“主上素以都令（都承旨朴珪寿）为难，日前劝讲闻都令之登筵，主上忧之曰：u2018都承旨朴珪寿将入来矣，予不能习熟诵读如此，岂非可愧之甚乎？u2019主上知都令之有文学，似于潜邸时，闻大院君称道而知之矣。”这个因缘也为朴珪寿后来受高宗重用做了铺垫。

高宗即位后，朴珪寿历任吏曹参判、弘文馆提学、司宪府大司宪、汉城府判尹、工曹、礼曹判书、艺文馆提学等职，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被外放为平安道观察使，同年七月，在其辖下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驶入朝鲜平壤的大同江面上，强制要求朝鲜与之通商。朴珪寿采取火攻战术，指挥平壤军民将舍门将军号击沉，朝廷大喜，命朴珪寿“特为加资”，而他也得到了以“闭关锁国”标榜的摄政兴宣大院君的赏识。三年后调回中央，拜刑曹判书。同治十一年（1872年）被任命为谢恩正使再度出使中国，祝贺清朝同治帝大婚及亲政，其后归任刑曹判书。

朴珪寿一生出使过中国两次，而这两次“燕行”的经历对其思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朴珪寿一直都想来中国看看，他曾赋诗道：“半世方册里，梦想帝王州”，表达了他来华的夙愿。朴珪寿第一次出使中国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鲜哲宗十二年），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咸丰帝（清文宗）仓皇出逃承德避暑山庄，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消息传到朝鲜，引起了朝鲜朝野的巨大恐慌。为问安皇帝及探听进一步的情报，朝鲜哲宗任命赵徽林为问安正使，朴珪寿为问安副使，申辙求为书状官，前往中国慰问咸丰皇帝。由于当时的中国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因而这次出使被一般朝鲜士大夫视为畏途，异常凶险，但朴珪寿不以为然，他在饯别时作诗：“平生梦想帝王州，蹩躠中堂空流羡。三辅黄图眼森森，意中轣辘车轮转。今朝出门真快活，舞骖周道平如辗。诸公端合为我贺，胡为离愁眉头现？”并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八日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

由于咸丰帝生病，朴珪寿一行并没有去承德，而是滞留在北京遥拜而已。朴珪寿在第一次“燕行”的五个月时间中，不仅完成了使命，也结交了八十多名中国文人学士，与其酬唱诗歌，往来书信，即使回朝鲜后也长期保持联系，其中以董文焕、冯志沂、沈秉成、王轩等人关系最深，并受到他们崇尚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朴珪寿在北京与董文焕等人参与了顾炎武祠的春祭，其后他们在慈仁寺禅房饮酒作诗，研讨学问，朴珪寿形容当时的情形说：“盖俯仰感慨，而乐亦不可胜也”。回国三年后他还根据追忆的当时情形命画匠绘制《顾祠饮福图》，足见中国文士留给朴珪寿的印象之深刻。除此之外，朴珪寿还在这次“燕行”的过程中还改变了西洋的认识，他在回国后对朝廷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洋夷其志不在土地，专主通其商、行其教而已”，并知道西洋势力是不可能一时半刻退去的，为其进一步主张开放通商奠定了基础。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鲜高宗九年），朴珪寿以进贺兼谢恩正使的名义，第二次受命出使中国，祝贺清朝同治帝（清穆宗）大婚，他在临行前给弟弟朴瑄寿的信中写道：“今行不以游览为事，只欲结识中原名士”。他这次“燕行”中结交了彭玉麟、崇实、万青藜、吴大澄等清廷文武官员，其中与万青藜结拜为兄弟，又从吴大澄那里得到了《曾文正文钞》，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景仰钦佩，恨不得及门于在世之日。以尽天下之观也，文章勋业，学术经济，兼全备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盖天于圣代，生此伟人，为儒者吐气耳”。同时，他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深深为清朝如火如荼进行的洋务运动所感动，他在回国后对高宗说中国因“仿造洋炮”“仿造火轮船”而使洋人失利。他对大院君也说：“火轮船者，目今四海各国之通用者，而中国亦处处用之，江海通行商舶漕运，皆取便利。”对“同治中兴”表示赞赏。

通过两次“燕行”，朴珪寿透过观察中国状况、结交中国名士，大大开阔了眼界，从另一方面促成其思想的转变，对朴珪寿后来形成对外开放、引进西洋文物的主张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朴珪寿从平安道调回中央后，逐渐成为大院君政权的核心人物。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相继发生、朝鲜全国处在“斥和攘夷”的高潮的状况下，深知世界大势的朴珪寿却在内心主张对外开放。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就认识到现下正处在一个“天下一家，四海会同之世”，到同治十年（1871年）美国侵略朝鲜的“辛未洋扰”爆发之时，朴珪寿作为艺文馆提学代表大院君政权向宗主国清朝草拟了一篇咨文，向清廷报告此事，并表达了坚决反对门户开放的主张。但朴珪寿真实的想法恰恰相反。按照他的弟子金允植的说法，朴珪寿在当时主张利用美军来朝鲜的机会同美国建交通商，打开国门，以免除朝鲜的“孤立之患”。但是朝鲜的当政者兴宣大院君却一味坚持闭关锁国的路线，竖立“斥和碑”，“举国哗然皆以斥和为高”，金允植指出：“国人初见所未闻之洋人，万目睢盱，疑云满腹，此际若开口谈亲仁善邻之道，能免纳寇卖国之罪乎？”所以“先生虽主文柄，不能独立己见……至如闭门却好，非先生之意也”。

因此，在大院君当政的状况下，朴珪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便淡出政界，致力于培养后进。从同治八年（1869年）朴珪寿调回汉城以后，他就开始在汉城北村讲学，向一批青年两班子弟讲授朴趾源《燕岩集》等朝鲜实学著作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从中国传来的新书，传播进步思想。在他亲自栽培之下，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金允植、俞吉濬等一大批青年政治家成长起来，并走上朝鲜政治舞台的中心，为朝鲜的开化事业奋斗。而他与吴庆锡、刘鸿基等人同时在北村讲学，也极大促进了开化思想的形成与传播。正如多年后朴泳孝所回忆的那样：“新思想来源于我亲戚朴珪寿家的舍廊房中，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伯兄朴泳教经常会聚在斋洞的朴珪寿家”。所以，朴珪寿被认为是开化思想和开化党的鼻祖之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大院君倒台，朝鲜高宗亲政。由王妃闵妃把持的新政权全面推翻大院君的政策，标榜对外开放，因此朴珪寿获得了高宗和闵妃的重用。是年十二月二日，朴珪寿拜相，被任命为右议政。朴珪寿上台后，便开始积极推动朝鲜的对外开放。当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一直向朝鲜递交国书，企图与朝鲜建交通商，但大院君政权以书契不合格式及含“皇”、“敕”等违禁用语为由拒绝接受，相持达数年之久。大院君倒台后，朴珪寿力主接受日本国书，与日本建交通商。顽固的大院君向其质问，他答复说：“大凡人之有书，本是和好过去之地，忽地拒而不受，积有年所。彼之愠怒，必然之势。况分明闻知其与洋一片，而何故又失和好，添一敌国耶？”并认为：“强弱不系于书契之受与不受，而足为彼之执言以作兵名矣。大凡强弱之势，只在于事理之曲直而已。我之处事接人，有礼而理直，则虽弱而必强；我之处事接人，无礼而理曲，则虽强而必弱。今若于书契之改修而来也，又复斥而不受，则彼必以为吾则至矣尽矣，而何其侮辱之至此耶？此岂非自我激变之事乎？”对于日本自称天皇、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无法接受之事，朴珪寿则向高宗指出：“其国之称皇，盖自周平王之世，今既数千余年矣。彼书从其本国称，亦其臣子之不得不然者，则在圣度包容之如何而已。”主张朝鲜应立即接受日本国书，以免给日本以挑衅的借口。

但值得注意的是，朴珪寿主张对日修好，接受国书，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的。他对于日本的野心也颇为警惕和关注。朴珪寿曾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写信给中国朋友万青藜，请求中国诘责日本侵犯朝鲜的图谋。而他亦曾表示：“若到彼之发一炮声以后，则虽欲受书，其为辱国，更无余地，其日则断无受书之道矣。”由于朝鲜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朴珪寿关于即时主动接受日本国书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他自己也因与领议政李裕元的不合而辞去右议政职位，改任闲职判中枢府事。而日本则在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制造“云扬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缔结条约，打开国门，这是朴珪寿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痛心疾首地表示：“日本称以修好，而带来兵船，其情叵测矣。既云修好之使，则未可自我先攻，而如其有意外之事，则不可不用兵矣。第念三千里封疆，如果宜内修外攘之方，致国富兵强之效，则蕞尔岛国，岂敢来窥畿甸，恣行恐吓，乃至于此乎？诚不胜愤惋之极矣！”但是他认为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仍然支持同日本修好。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二日，日本和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朝鲜从此打开了国门。

尽管朴珪寿实现了他努力为之奔走的开放国门的夙愿，但这种被武力打开的方式是朴珪寿最不愿意看到的。《江华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鲜就派出了以金绮秀为首的修信使团，朴珪寿曾寄信给金绮秀表达他想前往日本游览的愿望。而朴珪寿一直主张对日修好也使他受到普遍排日的朝鲜人民的憎恶，史载《江华条约》签订后“物议喧腾，骂珪寿为误国，北村人至以为欲讨讲和之罪，当剖珪寿之棺，盖未几珪寿卒也”。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2月9日），朴珪寿病卒，谥号“文翼”。

朴珪寿是朝鲜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第一位将实学派中的北学思想嫁接到具有近代性质的开化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继承了乃祖朴趾源的实学思想，同时又受到中国顾炎武的影响，提倡“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强调“凡所谓学者，皆实事也”。因此他在金石、考据、杂服、仪器等方面颇有造诣。他还批判朝鲜的两班门阀制度，说：“稍有地阀者，辄称两班两班，此为最堪羞耻之说，最无识之口也。”他还认为“士者生人之大本”，因而农、工、商都是由士演变而来，所以“业之不同，道无殊别”，士农工商都是平等的，这已表现了一定的反封建意识。此外朴珪寿还建议：“民间货路，流通无滞，然后公家需用，渐有灌输之道矣，如欲货路之流通，莫如任其自然。”初步提出了发展商业的主张。

朴珪寿的思想最具有进步性和近代性的，也是最具有闪光点的，是他的外交思想。他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开放通商的思想，二是脱华自主的思想。朴珪寿早期的西洋观与其他朝鲜人并无根本区别，都认为西洋是蛮夷禽兽，这从他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作《辟卫新编评语》（为尹宗仪的著作《辟卫新编》写的书评）和《地势仪铭并序》（为自己亲手制作的地球仪写的说明书）中看出。他在文章中强烈批判洋教，视之为“邪教”，并指出“无论回教洋教，彼以潜播，其教于他国，诱惑民志，改易趋向，然后袭取之”，认为西方通过传教的方式，最终目的是吞并土地。他还认为西洋如果不通中国的话，其科技文明是无法发展的。因此他并未畏惧西洋，而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认为西洋人终会“反羡中国之文教”。但是经过他“燕行”以后，一改对西洋的认识和态度，指出：“洋夷其志不在土地，专主通其商、行其教而已”。此后，他的观念逐渐转变，开始积极主张同欧美列强建交通商。他虽然在同治五年（1866年）在舍门将军号事件中成功击沉美国商船，但他却说在自己在平安道观察使任内“既无素抱可展，空费岁月于簿书丛里”，可见他自我对此事评价不高，并不引以为功绩。而朴珪寿内心对美国尤其有好感，他在给美国的照会中说：“贵国俗尚礼让，为合省名邦，中国之所知也”。他在辛未洋扰时对门人说：“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曩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会盟征伐，将不胜其纷纭矣。我国虽小，处东洋之纽枢，如郑国之在晋楚之间，内治外交不失机宜，则犹可自保。不然则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谁咎焉？吾闻美国在地球诸国中最号公平，善排难解纷，且富甲六洲，无启疆之欲。彼虽无言，我当先事结交缔固盟约，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却之，岂谋国之道乎？”可见到19世纪70年代的朴珪寿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开国论者。他当上右议政以后积极谋求接受日本国书、与日本建交，便是他开放通商的夙愿的实现过程。

朴珪寿另一方面的进步外交思想是脱华自主思想。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朴珪寿开始也是一位事大主义者，认为依附中国是天经地义之事。他不仅“平生梦想帝王州”，还衷心希望“中国有道，四夷稽首，归我同文，来者斯受”。然而他真正来到梦寐以求的中华大地以后，却注意到了西洋人的“恣行其志”连中国人都“莫敢谁何”，同时也看到中国“士气沮丧，民心涣散……朝纲渐益解弛，军律专事玩愒，顾其时势，则若不保朝夕”的衰败景象，因此朴珪寿在“燕行”过程中随着对西洋认识发生转变，对中国的态度也悄然发生变化。尽管他在“燕行”过程中结识大量中国友人，也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表示赞赏，但其内心“脱华自主”的思想却在不断形成之中。比如他对中国人称朝鲜为“礼义之邦”表示非常反感，他写道：“……辄称礼义之邦，此说吾本陋之。天下万古，安有为国而无礼义者哉？是不过中国人嘉其夷狄中乃有此而嘉赏之曰礼义之邦也，此本可羞可耻之语也，不足自豪于天下也”。到晚年，朴珪寿的这种脱华自主的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据说朴珪寿有一次拿出自己早年制作的地球仪，一边转动地球仪一边向金玉均等弟子说：“今日中国在何方？转至彼处则美国变为中国，转至此处则朝鲜变为中国，只要继续转动，任何转至中央的国家都可变为中国，岂能另有什么所谓的中国。”

朴珪寿的上述思想尽管很多已超出实学范畴，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质，然而并没有成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主张。但是，这些思想都是后来朝鲜开化思想的雏形和基础，对朝鲜开化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朝鲜成熟的开化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朴珪寿的思想发展而来。因此朴珪寿可以说是朝鲜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鼻祖。

朴珪寿的主要著作有《瓛斋集》、《瓛斋绣启》、《居家杂服考》等，被收入“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的《朴珪寿全集》（上下二册，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