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全国政协委员，古文字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于古文字学及古籍整理。著有《文学学概要》，撰有《战国货币考》等论文。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裘锡圭，1935年6月生于上诲，祖籍浙江宁波，195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从师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亦随其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裘锡圭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朱德熙教授影响下，对战国文字产生浓厚兴趣。

1974年开始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曾侯乙墓文字资料、江陵望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裘锡圭在占文字学的不少领域，诸如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犊、帛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此外，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也很有研究。出版的着作有《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及论文多篇。

裘锡圭功力深厚，治学严谨，深受前辈学者赏识。郭沫若、王力、胡厚宣、张政烺、朱德熙等著名学者，或对其考释文字的方法，或对其研究先秦、秦汉史，都有重大的影响。裘锡圭在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都很有建树。现已成为继老一辈学者之后，蜚声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裘锡圭在甲骨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裘锡圭不断有新的创获

如所周知，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现学者已考释了20O0多个单字，但为学术界所公认者不过1000字左右。这是因为“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识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释出，所不识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后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们字形演化的线索，在后世的字书里也很难得到印证。因此再有新的发现难度很大”（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裘锡圭出手不凡，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其后，于1972年发表的《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在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文革”后期，更显示了他古文字研究的深厚底蕴。自此以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论文，并在其他一些有关铜器铭文研究的着作及其注解中，对不少目前考释难度较大的甲骨文字进行了解说，其成果已集中收入其专着《古文字论集》等书中。裘锡圭文字考释精到，论证严密。使不少长期困扰甲骨学者的“疑字”、“难字”经他解说以后，学者们涣然冰释，无不赞成称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裘锡圭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裘锡圭也做出了贡献

他积极参加了断代研究问题的热烈讨论。自李学勤提出“历组卜辞”应前提到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以后，他“原来也相信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卜辞的传统说法，在读了李文以后，经过认真的考虑，觉得不能不放弃旧说而改从李说”。他经过认真思考和全面整理有关卜释以后，“顺着李文的思路作一些补充论证”，写出切含“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一文。该文对宾组、出组和“历组”卜辞中的同见人名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将20项相同占卜事类的卜辞进行了对照，全面论证了“历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祖庚时期”。裘锡圭坚决支持李学勤等学者的看法，对促进学术界关于“历组卜辞”年代的讨论和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裘锡圭还对卜辞的性质问题，即甲骨卜辞是否为问句的根本问题提出了意见。他《关于殷墟卜辞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发表以后，国内外学者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内，王宇信《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载《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陈炜湛《论殷墟卜辞命辞的性质》（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论文，对裘锡圭的意见进行了质疑。在美国，《古代中国》T13（1989年），专门组织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中国学者裘锡圭、饶宗颐、张秉权、李学勤、王宇信、范硫周等，国外学者有夏含夷、吉德炜、倪德卫、雷焕章、高岛谦一等。应该说，这场讨论对进一步认识甲骨文命辞的性质是很有意义的。

三、裘锡圭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他《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和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的研究》《文史》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3年），论述了商代社会存在着由统治阶级族人组成的宗族组织，而“众”则指被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平民。《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研究》（《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3），论述了“‘侯、甸、男。卫’这几种诸侯名称，都是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成的”。“第一批具有诸侯性质的侯、田、男、卫，是分别由相应的职官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权应该是在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才形始用‘侯、甸、男、卫’等称号来封建诸侯，并把这些称号授予某些臣属方国的君主的”。

《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对商代种植的农作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商代农业主要种植禾（谷子）和黍”。而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制的耒、力（耜）和石、蚌等制作的铲、（耒辱）、镰、铚等物。清除荒地上的树木，除了用焚烧等方法外，主要靠石制的辰和斧、斤，耕作制度大概主要采取撂荒制、肥料主要是‘以水火变之’的草木和禾秆。殷人相当注意整理土地的工作，他们的撂荒耕作制已经超越了种缦田阶段”。“当时已经耕种了不少低下潮湿的隰田，除水涝和排水的措施应该已有一定的水平”。总而言之，“商代单位面积的农产量大概还是比较低的。商代大贵族的奢侈生活是建筑在对平民、奴隶和臣服族人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

他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则在全面研究商代刑罚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各种残酷的肉刑，在世界各国的奴隶制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本来大都是专用来对付异族的俘虏和奴隶的。但是随着各族内部分化的加深和国家的形成，也就逐渐被统治阶级用来对付本族人民以至个别统治阶级内部的有罪者了”。此外，“有的刑罚本来是某些异族的风俗习惯。由于这些异族人常被俘虏为奴，他们的风俗习惯就变成了一种耻辱的象征，变成了使有罪者跟奴隶等同起来的刑罚”。从甲骨文中所提供的情况看，“当时用刑的主要对象，似乎仍是异族的俘虏和奴隶。但是在商代国家已经形成，本族人降为奴隶的情况也已出现（商纣时‘箕子为之奴’便是明证），‘五刑’无疑也已经是统治阶级对付本族人民的一种手段了”。如此等等。裘锡圭对商代社会的研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

裘锡圭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就，并成为一位当代有影响的甲骨学家。首先是与他刻苦治学分不开的。

多年来，裘锡圭对学问孜孜以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在读大学期间，时间抓得很紧，几乎没有睡过午觉或虚度过星期天。有些书他是买不起的。诸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以及罗振玉的有关文字考释着作等书。但他就一边钻研，一边一本本地抄录下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不断的政治运动占去他大部时间，但他顶住种种压力，仍在坚持学习专业，几年间积累了6盒资料卡片。

1976年河北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并波及到北京地区。就在人们纷纷躲进防震棚的时期，他却安之若素，仍在灯下研读古文字。正是由于他多年的勤奋积累，终于升堂入室，成为一名蜚声中外的古文字学家（参见晓江《刻苦治学的古文字学家》，（北京晚报），1981年4月6日）；其次，裘锡圭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他要求自己的知识面要广，诸如古代史、民族学、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音韵学、训估学等方面都要懂。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诸如经书、史书、子书都要研读。

就古文字学领域来说，他在甲骨文、金文、战国义字（货币、陶文、盟书、玺文）、简帛文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他为了考证一个古文字，总要搜集大量有关资料以及这个文字前后发展变化的各种旁证。用他在《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652一660页，中华书局，1992年）一文中的话说，就是“是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对古文字发展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种古文字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专攻一种不及其余，所专攻的那种古文字决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因而他每有立论，自然就考证精到，说服力强，为同行学者所称道和接受。他1961年发表《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在学术界引起注意。

但此后10余年，再也没有发表论着，而是把精力全部放到学问的钻研和拓展研究领域之上。他把《颜氏家训·勉学篇》“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1972年发表了《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一文，深得甲骨学一代宗师郭沫若的赞赏，真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以坚实的基础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写出了一批力作，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并成功了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参见骏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其三，裘锡圭有高度的科学事业心。

他研究古文字，是为了研究古代史而去古文字里找资料，从而使古文字研究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而不单单是就古文字而研究古文字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高屋建瓴，从全局的观点去考察文字的变化和发展，因而也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古文字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古史研究，又使他对所考释的古文字的社会环境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11965.9-1991.7文字学

21988.9-2002.2古文字学

31986.9-2001.7.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

41986.9-2001.7金文选读

51993.9-1994.2甲骨学

代表专着：

1，《文字学概要》，自撰，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1991年获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及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4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已在台湾出繁体字版，并已被译成英文、韩文。

2，《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自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

3，《古文字论集》，自撰，中华书局，1992．8，1995年获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4，《裘锡圭自选集》，自撰，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7，

5，《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自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0，

其他专着：

1，《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自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0

2，《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参加编写，文物出版社，1980

3，《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参加编写，文物出版社，1985

4，《曾侯乙墓》（上），第五章第六节、附录一、二，文物出版社，1989

5，《望山楚简》，释文与考释部分，中华书局，1995.6

6，《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附录二望山1、2号竹简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

7，《尹湾汉墓简牍》，参加编写，中华书局，1997.9

8，《郭店楚墓竹简》，校订、注释中“按语”部分，文物出版社，1998.5（此书获2000年国家图书奖）

代表论文：

1，《释“”》，《古文字学论集初编》，1983

2，《释殷虚卜辞中的“”“”等字》，《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10，1998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奖二等奖

3，《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2，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一等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4，《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5

5，《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6

1，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汉字学等，1982．9－1983．3

2，日本东京参加读卖新闻社和东方书店主办的公开学术讨论会，主讲人之一，1987．1

3，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中心，秦汉简帛研究，1992．5

4，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远东系，访问研究，1992．6

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访问研究，1993．7

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访问研究，1995．1

7，日本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问研究，1995．2

8，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与《说文解字》古文字资料与古代文学，1998．2－7

9，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