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美国作家。191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问世。主要作品有《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1930年作品《巴比特》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辛克莱·刘易斯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获得者，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20－1929年是其“黄金时期”，他创造了地地道道的美国风格，作品是最早反映出女权主义意识。

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国作家。生于明尼苏达州的索克中心镇，童年是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的，他被认为是个古怪的孩子，成为同伴们玩弄和嘲笑的对象。这段经历使他对小镇庸俗偏狭的生活深恶痛绝。17岁时，他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经过半年预科学习，考入耶鲁大学。在耶鲁，他仍然是个局外人，这使他一度离

开学校，去过厄普顿·辛克莱创办的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和纽约、巴拿马等地，后又重返学校。190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几家出版公司靠打杂糊口，并开始创作。两后后，他又到纽约做编辑工作。

1916年，他辞去编辑工作，专门从事写作。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他笔下的阿罗史密斯，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医生形象，也是他的作品中极少的一个正面人物之一。作者通过马丁·阿罗史密斯的坎坷一生，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美国医学界的弊病，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现象。辛克莱·刘易斯在20年代取得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三四十年代遭到冷落，60年代后被基本否定。然而90年代初刘易斯研究再次升温。本文以刘易斯的这一起落过程为线索，说明美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走向在几十年中出现的变化，尤其说明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美国文学朝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回归、批评从形式主义和文本中心向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转向的这一趋势。在刘易斯其余的生涯中，他不断地旅游和写作，常常把以前的经历当作以后创作的材料。他结婚两次，一次同格雷斯·利文斯通(1914年)，一次跟多萝西·托马森(1928年)，两次都以离婚告终。

1949年他离开美国到了意大利，形单影只，心力交瘁。1951年1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罗马近郊逝世。

辛克莱·刘易斯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10年后的10年是学艺时期，这时期的作品大多是因袭旧习的，就像他在受奖演说中加以指责的那些东西。接着是引人注目的10年，在这10年中他写出了使他在美国文学史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的杰作。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刘易斯再没有达到过作为《大街》或《多兹沃兹》作者时的水准了。1930年到1951年是他不断努力去恢复20年代才华的时期，而此类努力屡屡受挫。

从《我们的雷恩先生》(1914年)到《自由的空气》(1919年)之间的五部小说显现了一些即将到来的宏大景象的先兆，但是这些迹象也只有在那些较好的作品中才分辨得出。《鹰的足迹》(1915年)赞颂了主人公卡尔·埃里克森

经济上的成功。《无辜的人》(1917年)歌颂了中西部小城镇的生活。当刘易斯开始进行批判时，他的目标也很少有美国社会中的实质性问题。以《自由的空气》为例，它仅仅注意到在美国西部旅游的种种不便，到处都是低劣的食品和糟糕的旅馆。它也讽刺那里年轻人恶劣的举止。只有在《费力的事》(1917年)这部小说中，才否定性地议论到美国商业界的某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娜·戈尔登找到了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薪工作，爱上了一位广告商好人，小说的结尾是圆满愉快的；但这本书在他早期作品中最没有销路。

在创作过程中，刘易斯掌握了对话的技巧，也发现他的背景(中西部)和人物(小镇和城市中的美国人)。他开始更多地带着批评的眼光来观察中产阶级。所有这些因素都将融化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尽管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还缺乏辛辣的讽刺与确切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它们主要还是强调了美国的积极方面，那些缺点，如刘易斯注意到的浅薄或个人主义，并不是商业规范或民族性格中固有的。

《大街》呈现出了与刘易斯以往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的确，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因为它不同于以前出版的任何东西。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斯蓬河文选》(1915年)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1919年)向人们揭示，美国的小镇并不全是喜气洋洋和阳光灿烂的，但在刘易斯之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细致地解剖这个世界的骄傲矜持、单调刻板、平庸丑陋和愚昧无知。这部作品以极其详尽的笔触描绘了“家庭、教会、商业、党派、农村和优越的白种人”的种种暴虐。刘易斯指出所有美国中部的神祗都是虚假的，崇拜它们就是精神的死亡。

《巴比特》和《了解柯立芝的人》(1928年)曾对社会的一个侧面——工商界——提出了指控。对刘易斯来说，巴比特的生活是美国梦幻灭的集中体现，对自由的渴望被单调刻板的压力所毁灭。正如小说开头所描写的，巴比特半醒半睡地躺着，努力追寻那罗曼蒂克的梦境，但是他家昂贵的、大批量生产的闹钟——这是泽尼斯热闹世界的象征——却残忍而无可违抗地召唤他进入忙忙碌碌的另一天。巴比特年轻时代想当一个律师保护穷苦人的理想消

失了。巴比特就是巴比特。除了金钱没有其他神祗，广告才是它的先知。巴比特如同《大街》中的卡萝尔，被流俗的力量所击败。他唯一感到慰藉的是儿子或许不再像他，不然就会变成《了解柯立芝的人》中的主人公——笨蛋商人洛厄尔·施马尔茨。

《阿罗史密斯》和《埃尔默·甘特利》所涉及的范围各不相同，但都对美国持一种批评眼光，揭露了医学界和宗教界的贪婪和虚伪。阿罗史密斯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医学研究者，甘特利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牧师，他们两人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前者只能在与世隔绝、不被人赏识的境遇中寻求科学的真理，而甘特利在小说的结尾却成了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布道者。两种不同的结果突出地显示了这个国家虚假的价值观。

刘易斯的讽刺经过精心的安排，往往能切中要害。他发展了记录细节和日常生活用语的能力。他用这些而不是用自己的议论去谴责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世界。《了解柯立芝的人》巧妙地运用了持续不断的个人独白，刘易斯本人没说一句话。从巴比特口袋里的新闻我们就能看出他的生活本质和信念。巴比特对热心的拥戴者的一席话就暴露出他缺少深谋远虑。刘易斯早期作品中那种感伤温情的色彩现在已经不见了，他不向人们提供廉价的安慰或简单的答案。在《埃尔默·甘特利》里，邪恶也会胜利；在《大街》和《巴比特》里，理智、独立和理想也能够被打败。

这些犀利有力的作品确立了刘易斯的声望。美国的读者诋毁或赞美作者，但是他们都买他的书。《大街》在两个月里销了5600册，两年中超过了30万册。《埃尔默·甘特利》第一版就史无前例地印了14万册，而且还供不应求，在六个星期中它的销售量超出17．5万册。这些作品也赢得了评论家的好评。《大街》获普利策奖提名，虽然这项提名未被通过。《阿罗史密斯》获得了此奖，但刘易斯拒绝接受。

然而早在1929年，当《多兹沃兹》问世时，刘易斯作品中的感伤温情笔调又开始支配了现实的、讥讽的笔调。山姆·多兹沃兹是巴比特的另一翻版，但在这里刘易斯却认为中西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自有其优越之处。在1930年他甚至谈到将所有的改革者装船送往德国。《安·维克斯》 (1933年)和《无辜的人》一样，赞美了美国的小城镇。《艺术的工作》(1934年)以一个旅店老板为主人公，并诋毁一位自诩的作家。虽然保守的巴比特把国家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他不受旧俗影响的孩子身上；但在《挥霍无度的父母》(1938年)中，沉着冷静的弗雷德和黑兹尔却希望国家将能挽救他们激进、愚蠢的子孙。刘易斯与中产阶级美国相妥协的进一步明证就是他在1935年被接纳为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成员，1937年他又成了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一员，而他以前斥之为阉割和驯服文学的机构。

当刘易斯同讽刺分手的时候，他也脱离了当代的社会问题。1930年以后在他的小说中仅仅两次涉及社会时事：《不会发生在这里》(1935年)写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王孙梦》 (1947年)反映了种族问题。两部小说都非常畅销，《不会发生在这里》差不多销了40万册，《王孙梦》达150万册。这些作品在观念上类似于本世纪20年代的

黑幕小说。刘易斯的才能在明显地衰退。对巴比特或施马尔茨那种闪耀着才气的对话描写已蜕变为拙劣的模仿。作品的前提——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东北部的明尼苏达城要放逐一位身上有黑人血统的银行家——是难以置信和极度夸张的。即使虚构的大共和国居民怀着种族偏见，他们除了把黑人看成低人一等以外，一定也会谈论些其他东西。

尽管刘易斯的才能在30年代以后衰退了，但他还有一个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他声称自己的作品受亨利·大卫·梭罗的影响最大。他作这样的表白意味着自己本人也在寻求强调个性自由的重要性。在《不会发生在这里》中刘易斯写道：我在思索历史的时候，越来越坚信当今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自由、探究、批评的精神所完成的，因而保护这种精神就比保护任何社会制度更为重要。

在《大街》和《巴比特》中，刘易斯展示了这种精神的毁坏；在《阿罗史密斯》中，他证明了这种精神对于具有威胁性的物质主义、随波逐流和自满自足的胜利。要是刘易斯仅仅写了这三部小说，要是他在1926年或者1930年逝世，他的文学声望也许会更牢靠。然而，他毕竟写了这些作品。正如《曼彻斯特卫报》所说，只要“打字机在响着，工资是高的，教育是自由的，影剧院是繁荣的，政府是由人民组成，受人民监督，为人民工作。要使脚步迈得轻松而愉快”，那么这些有关自由精神对保守势力的争斗以及对于平凡庸俗的大手笔描绘仍然有其中肯之处。

刘易斯一生创作20多部作品。他早期的五部长篇都是具有浪漫气息的通俗小说，这只能算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段学徒插曲。20年代是刘易斯创伤最旺盛时期。1920年，他以《大街》一举成名后，又推出《巴比特》（1922）和《阿罗史密斯》（1925）。这三部作品被认为是他的最优秀之作，其中《巴比特》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普利策文学奖，但他拒绝受奖，以抗议保守派以前对《大街》的非难。此后他又写了《艾尔麦·甘特利》（1927），《多兹沃思》（1929）等长篇小说。1930年，“由于其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他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30年代后，刘易斯的作品较缺乏浓度，写作技巧也较前逊色。家庭烦恼使他晚年精神失常，终于在罗马病逝。近40年的创作生活使他身后留下了20部长篇小说，还有《短篇小说选》（1935）、书信集《从大街到斯德哥尔摩》 （1952）、杂文集《来自大街的人》以及三个剧本。他善于描绘小镇风貌，刻画市侩典型，嘲弄“美国生活方式”，充满讽刺、诙谐，风格粗犷，直率。这一切，也是美国新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代表作品《巴比特》中，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精髓，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探索和挖掘。在巴比特身上，我们发现真真切切的人性沉浮。这正是刘易斯对20世纪美国文学最杰出的贡献。

《大街》本书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问世后迅速风靡欧美国家，一年内重印28次，被称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此书还成为了当时堪萨斯州各级学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为背景，描写一位城市女知识分子卡罗尔嫁到小镇上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太太后的故事。小说主题新颖，风格别致，洋溢着浓郁的美国中西部地方风情，评论家称此书是美国文学中描述地方风情最出色的文学作品。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为背景，描写一位城市女知识分子卡罗尔嫁到小镇上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太太。起初她满怀热情，企图“改造”这个受传统保守势力束缚的小镇，但遇到巨大的阻力。她的思想与小镇的 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迫离开小镇去华盛顿找工作，但最终仍不得不回到小镇上，继续面对她无法改变的旧传统势力。小说以辛辣的笔触对美国社会现实进行嘲笑和讽刺，因而受到当时保守人士的指责和攻击，并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可喜的是，《大街》深为广大读者喜爱，一年内重印28次，“大街”一词也因此被赋予特别的含义而收入词典。书摘布洛杰特学院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边缘。这是正统宗教的堡垒，至今还在和伏尔泰、达尔文、罗伯特·英格索尔的近代异端邪说辩论。明尼苏达、艾奥瓦、威斯康辛、南北达科他州虔诚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那里，学院也保护他们，使之免受一般大学的歪风邪气的影响。不过学院也庇护那些乐于助人的姑娘，爱唱歌的小伙子，以及一位真正喜欢弥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因此卡罗尔在布洛杰特待了四年，并非完全虚度光阴。学院不大，对手很少，爱冒风险又多才多艺的卡罗尔就得以崭露头角。她爱打网球，爱主办火锅聚餐会，选了戏剧研究班的课，去“对唱”，还参加了旨在艺术实践和加紧推广“大众文艺”的五六个社团。在她班上有两三个女孩比她漂亮，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热情。喜欢在课堂开玩笑的人当中，喜欢跳舞的人当中，她都同样引人注意，尽管布洛杰特学院三百个学生里头，朗诵得比她准确的有几十上百，波士顿舞跳得比她潇洒的也有几十人。她浑身上下都是活生生的——纤细的手腕，粉红色的皮肤，天真少女的双眸，黑色的头发。当她穿着薄睡衣，或者洗完澡从浴室冲出来时，同宿舍的女孩子们看到她苗条的身段都感到吃惊。她的身材好像只有她们想像的一半大小，她是个需要理解和关怀的弱小孩子。姑娘们窃窃私语：“超凡脱俗的小精灵。”可是她的精神有影响力，她大胆地相信想像中还相当朦胧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和布洛杰特女子篮球队那些体格健壮的女队员中任何一位相比，她都显得精力更充沛。那些女队员穿着端庄的蓝哔叽灯笼裤，有粗棱的羊毛袜下小腿肚鼓鼓的，她们在体育馆练球奔跑，把地板踩得砰砰作响。即使疲倦了，她的目光还是警觉的。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世上这种力量多惊人：做起残忍的事若无其事，做起蠢事来还傲气十足。不过即使碰到了那种令人沮丧的势力，她的两眼也绝不会变得阴郁、沉重或者热泪盈眶。因为她的热情，因为对她的喜爱，还有被她激起的“迷恋”，卡罗尔的熟人在她面前都是畏缩、拘谨的。就是在她热情洋溢地唱着赞美诗，或是兴致勃勃地琢磨着恶作剧时，她依然显得有点儿冷淡和挑剔。也许她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她生来崇拜英雄，可是她凡事总要问个究竟，而且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管她会成为怎样的人，她绝不是个安安稳稳的人。她的兴趣广泛使她弄巧成拙。起先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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