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1893年5月24日-1975年），奉天（今辽宁）抚顺人。字迴波，一作回波，号梦白。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挚友。1945年加入民盟，并与许德珩等发起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8年侨居日本。1951年回国。1975年1月31日因病去世。

1930-1940年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50-1960年代任职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

1893年5月24日生于抚顺市城区莲岛湾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

1911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基督教会。

1919年秋，王卓然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921年毕业后，返回奉天任奉天省教育厅视学。

1923年秋天，获官费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28年，王卓然学成归国返回奉天，张学良聘其为东北大学教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兼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王卓然成为张学良的得力“智囊”。

“九一八事变”时，王卓然陪张学良在北平治病。后受张学良委托，组建“东北外交研究会”，搜集日本侵华罪证。王卓然并主持发行了《外交月报》和编辑了《外交大辞典》。

1931年9月27日，其与流亡北平的东北名流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杨大光等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担任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王卓然创办《覆巢》报（该报后改为《东方快报》）并担任社长。并支持其长子王福时翻译埃德加·斯诺手稿，帮助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后来又支持王福时陪同斯诺夫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东方快报》上连载王福时编写的《陕北归来访问记》。

1933-1936年，王卓然受张学良推荐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王卓然连夜赶写《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卓然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领导们相继到达重庆，其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释放张学良将军。王卓然的提案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的支持。王卓然并为《反攻》半月刊社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卓然参加了由宁武，阎宝航等创立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呼吁停止内战，和平建设国家。

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九三学社”争取和平民主。

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中国对日本贸易开放。王卓然受东北商界的委派赴日本担任驻日贸易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卓然捎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回国工作。1951年5月，其历经磨难回到祖国。回国后，王卓然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天津两地创办两所儿童科学教育馆和3所幼儿园，从事科普工作。1955年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到国务院参事室担任参事，从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

文革期间被捕。

1975年王卓然逝世，享年82岁。在其弥留之际仍惦记家乡的教育发展。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卓然、张知行、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钧、胡公冕、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等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u2018官腔u2019；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

1928年7月末，王卓然从欧美回到沈阳，此时的张学良正在广揽人才，励精图治。听说在欧美留学的王卓然刚刚归国，张学良立刻约见恳谈。王卓然与少帅之间的友谊就从那一年开始了。

1929年1月里一个早晨，王卓然按照排定的功课表，到“大帅府”教书。刚一进院内，就见到戒严的样子，情形紧张。

原来就在前一晚，张学良把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参议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请到府里来杀掉了。张学良兴奋过度，一夜未眠，见到王卓然立刻问他对于杀死杨、常二人有何意见。

王卓然答道：“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论政治，就要看你以后的作风如何，要把通电上持的杨、常的罪状，一反其道而为之。特别是这个兵工厂虚耗民财民力，在日本驻屯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只能供内战，不能供国防。今既以这个兵工厂为杨、常应死的罪证，那么最好把兵工厂移到辽西，缩小规模，成一国防性的修械厂。把现有的兵工厂改为制造农具与装修汽车的厂子。”张学良立刻接受了王卓然的建议，并派他去欧洲聘请专家，改造兵工厂为民用工厂。

1933年热河失守，王卓然与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陪张学良会晤蒋介石于保定。张本意向蒋请缨杀敌，蒋却迫他引咎辞职，张学良失望得大哭。幸而王卓然和端纳在一旁不间断地鼓舞和激励，又督促张学良戒掉吸毒痼疾。为了让张学良戒毒，王卓然提议演一出“苦肉计”，一时间少帅的家人和部下环跪四周，如果他不决定戒毒众人便不起来，促使张痛下决心。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王卓然等人的日夜监护下，张学良终于诀别缠身多年的鸦片毒瘾，成为一个健康的新人，这对于他的一生至关重要。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邀王卓然彻夜长谈，王卓然劝张千万小心，千万谨慎。然而，形势还是逼张杨二人采取了兵谏的方式。王卓然立即赶写出《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文，在当局对张学良一片口诛笔伐声中，王卓然心中的张学良却是：“他爱国家情绪类似疯狂，他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爱国狂，张学良用这三个字为自己定位。他的座右铭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为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从张被囚禁那时起，王卓然便忙于奔走在南京和西安之间，散发他写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小册子，到处为张呼吁。

1937年2月，王卓然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到奉化去看张学良，张将对东北军的遗言托付给他们二位。抗日战争期间，王卓然在重庆和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在国民参政会呈交提案要求释放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先生被幽禁，王卓然去北平参与出版《东方快报》及《外交月报》，用文字鼓吹抗日复土。北平失守后，《东方快报》与《外交月报》全体人员撤离，准备在天津的租界内集合。王卓然在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躲了两个星期，与斯诺一起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家里没住上几天，王卓然决定与同志们一起南下参加抗战。“我行前对家庭立下遗嘱，留我长子王福时在津联络消息。我们搭英国船南行，我的妻子江边洒泪，大有永别之势。”除了积极投身抗日，王卓然还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

1945年王卓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九三学社。王卓然是九三学社第一批理事之一。

1948年初，他因受到当局迫害，不得不赴日经商，他特意托章士钊捎信给周恩来，明确表示“欲为将来建设、收购物资上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受组织委托，继续留在日本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常做进出口贸易。直到1951年5月，他才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

在津居住期间，王卓然还曾投资创办了和平幼儿园，地点在海河东路上的原冯国璋旧居内。王卓然还在自家楼上创办了儿童文化教育服务馆，图书多达万册。后来他将这个儿童文化教育服务馆交给河北区政府接办，图书则捐赠给了河北区图书馆。

王卓然晚年曾腾出很大精力搜集有关张学良的史料，并利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呼吁设法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言辞情真意切，令人感慨良多。

上世纪末，张学良在被幽禁54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王卓然的儿子写信给张学良介绍了王卓然的一些情况。张学良立即复信，并为《王卓然史料集》一书题字，以表达他对故友的怀念。这个题字后来用于该书的封面，并铭刻在王卓然故居大门口和他的墓碑上。

王卓然于1975年去世后，作家骆宾基在纪念他的书《王卓然史料集》中作了“爱国精神永存”的题词。这是对王卓然一生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