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持（1876—1939），四川富顺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策划成都起义未果，逃往上海。1911年2月抵达重庆，筹划武装起义，11月2日重庆独立，成立军政府，任总务处长。1913年5月参与谋刺袁世凯，事泄被捕，经营救获释后避往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军政府成立，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11月与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公开反对联共政策。1927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9年在成都病逝。

中文名：谢持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富顺

出生日期：1876年

逝世日期：1939年4月16日

职业：政治家

信仰：三民主义

谢持，1876年出生于富顺县城郊区东湖乡，其家世代农耕，至谢持祖父谢荣先一代时，本房仅有薄田荒土20多亩。谢持出生之后不久，谢荣先为了贴补家用，在富顺县城河街开了一家叶子烟店，谢持则被过继给二伯为养子。谢持的二伯家也是贫寒清苦的小贩之户，家境并不宽裕，然在谢持长到7岁时，仍被送去私塾读书。1899年，24岁的谢持考中秀才。

1900年，川南大旱，富顺县旱情尤烈。知县玉启却不顾民众死活，竟以祈雨为名请戏班唱连台大戏为其母祝寿，趁机敛财。谢持听说后一时激于义愤，当即上书诘责玉启，玉启顿时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拘传谢持到堂治罪。

谢持得讯后，连夜逃往宜宾，随即再往泸州。不久，他报考了泸州经纬学堂重续学业，一面避祸一面就学于名儒赵熙门下。在经纬学堂，谢持结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如吴玉章、曹笃、陶闿士等人，这些人以后都成为了同盟会反清起义的骨干和他的战友。在这些同学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谢持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自己的切身感受，他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意识。

谢持于经纬学堂毕业之后，随恩师周少怀赴蓉就职。至到1905年，才受聘返县创办第二官立小学堂。不久，谢持因建议察看地方公益事业账册，开罪于县中豪绅；他组织学生去四乡巡回演讲，呼吁救国抵抗外侵，被诽为惹事生非；县政当局因收警察捐激起民变捣毁了警察局，县政当局也怀疑是全不知情的谢持煽动挑拨的结果，并欲将其拘拿治罪，最后经多方说项周旋，方免了牢狱之灾。

1907年2月，熊克武、黄复生、谢奉琦等人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川发展中国同盟会组织，秘密筹备反清武装起义之时，便由黄复生主盟，发展富顺谢持、曹笃等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中国同盟会会员中，32岁的谢持立场鲜明，老成持重有主见，阅历较深，一入会便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富顺分部长。

谢持入会后，受领了“积极发展组织，秘密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他和曹笃一起积极活动，很快便先后发展了涂哲，郭武勋、吴坚仲、廖秋华、彭劭农、杨子耘等人入会，发展壮大了富顺县的中国同盟会组织，为此后的武装起义准备了一批骨干。

1907年秋开始，中国同盟会组织的川省四地武装起义先后举行，均因事机不密，事前被地方豪绅出卖流产或拉起队伍开战后迅速遭到清军重兵围剿而失败。谢持等人随即被通缉，只得离境逃往上海，中国同盟会四川支部亦不得已迁避上海蜀商公所。清廷上海当局根据密报，于1909年在沪搜捕。在此险境下，谢持便同原川省“实业团”部分成员逃往陕西，去凤翔县开办牧场。

1910年，逃避清廷缉捕的谢持流落他乡近三年之后，赴母丧回到了家乡，稍事料理后，又前往重庆，以女子小学教员身份联络党人，秘密发展会员。1911年5月10日，因清廷将川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将川省铁路民股资本1700多万两尽行没收，激起民变，发生保路风潮，同盟会总部趁机派吴玉章回乡主持大计，借铁路风潮将保路斗争引向武装反清斗争，将各地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军武装起义。

在重庆的谢持，奉命和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夏之时等党人一起，负责重庆方面的民军起义组织工作。由于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32人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在重庆的谢持等党人，趁机于11月22日发动起义，建立了蜀军政府，张列五被推为都督，夏之时副之，谢持则出任总务处长。

此间，辛亥革命功成，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日，吴玉章赴重庆，主持军事裁判会，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至次年4月完成合并事宜，谢持为四川军政府总务处副处长，稍后被任为军政府参赞。

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也假惺惺搞了个国民议会，然后用刺刀胁迫全国1993名议员投票赞成他恢复帝制，并派刺客暗杀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教仁，一时在全国激起公愤。孙中山、蔡锷等迅速发起讨袁之战。谢持此间以国会参议院议员身份，积极响应，同黄复生、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人密谋刺杀袁世凯，因谋事不周，致周予觉被捕叛变，供出所谓“血光团”暗杀活动成员，致谢持等多人先后被捕入狱。

袁世凯得悉抓获了刺杀他的“乱党骨干”，欲将谢持等人处以极刑，遭到参议院以“擅捕议员”为名的严正抗议，加之谢持等人入狱后拒不吐实，一时无法落实“血光团”的谋杀证据，迫于压力，袁世凯便耍了个花招，一边答应放人一边准备派人将这些人放出后再加以暗杀，然后又嫁祸于人。

谢持被放出监狱后，吴玉章以700元相赠路费，助谢持东渡日本远避。谢持的这一经历，为他在党内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远逃日本后，又得到党务部长陈英士的赞赏，认为他意志坚强，堪为党内中坚，即将他推荐给孙中山，很快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任其为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兼四川省主盟人，以此标志着谢持进入了革命党中枢，由于孙中山先生对其极为信任并倚重，谢持在党内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天怒人怨中病死于中南海居仁堂。谢持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以参议员身份活动，不久又遇张勋复辟，孙中山先生发动护法战争。谢持随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中山出任大元帅，谢持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议、代秘书长。次年，谢持又以司法部副部长代理主持部务，并兼代孙中山总裁事务，成为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之一。

1919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进一步明确党的性质和任务。由于谢持自1914年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与赏识，他将谢持任命为党务部长，主持全党日常党务工作。谢持不负孙中山先生厚望，抓紧各省党组织的改组整顿工作，迅速恢复、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系统。

1921年4月，广东召开非常国会，孙中山就任广东政府非常大总统，谢持改任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先生工作。次年6月，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国民党中央党部迁避上海，孙中山先生令许崇智各部对叛军发起反击，经一年艰苦作战，终将叛军击溃。孙中山先生重返广州主持全局，临行，他将谢持留在上海中央党部，将孙文印信交付谢持，命其“凡党中应总理签名处决者，悉以委之”。孙中山抵达广州后，又发电令称：“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从此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对谢持之信任，达到了委以全局之责的程度。

此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关注和反思，他经过思考后，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在党内高层提出后，立即受到谢持、张继等人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执行，使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进入中国国民党内，在此后不久创办的黄埔军校，亦任用了一批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然而对孙中山的这一政策，谢持、张继、邓泽如等一批身居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人物，一直持反对态度。国民党“一大”后不久，谢持、张继、邓泽如甚至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委身份，向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又向中执委提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向孙中山施压。由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极大威望，谢持等人发起的反共浪潮被平息了下去。从此以后，孙中山先生便渐渐冷落谢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于北京。伟人辞世，中国国民党内原本复杂的派系之争更趋激烈，出现分裂危机。谢持、邹鲁、林森等人加紧活动串连，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重提反共议案，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共分裂活动。

1925年11月，谢持、张继、林森、邹鲁等14名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候补中执委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中国国民党籍宣言》等一系列文件文电，抛开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上海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全面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在国民党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谢持是首要人物。

两个月后，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通过了谴责右派集团，将谢持、邹鲁等人永远开除出党，《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会议文件。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亦随即在上海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二大”与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中国国民党从此分为左、右两派，并各自在全国各省市建立地方党部，全党出现大分裂。

中国国民党内的这种分裂远没有结束，又一个人物出场了，那就是蒋介石。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拥兵自重，很快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开始发出“清共”信号。谢持、邹鲁闻讯，给蒋发去了贺电。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谢持此间被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监委。

由于蒋介石在事实上已掌握全国党政军大权，实行独裁统治，反蒋各派又于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谢持代表“西山会议”派到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常委，反蒋各派同时联合阎锡山组成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着干。但仅几天之后，张学良拥蒋率兵入关，北京国民政府倾刻瓦解。谢持等人避祸于天津租界。谢持的这次北京之行，表明了他的反蒋立场，从此又与蒋关系交恶。

从1924年以来，谢持坚持反共立场，首次以“会议”级别制造了中国党内的分裂，此后中国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甚或个人野心，另立山头，造成全党的大分裂。至1931年，谢持在中国国民党内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几至淡出。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教，推翻“三大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人生悲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大举增兵中国。在国家面临外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谢持抛开个人政见，以国家民族计，星夜从天津南下，呼吁党内各派及行政各系，相互消除派别恩怨，至此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寇侵略。

在谢持真情真心的奔走呼吁下，中国国民党内的团结迅速增强，此举受到了广泛响应，个人亦受到党内普遍尊敬。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谢持再次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监委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由于谢持参与北京反蒋各派会议，先后立党立政，对他十分忌恨，意欲除之，但见谢持于抗战事能不计前嫌，呼吁团结，一时间无话可说，虽对他仍存戒心，但却不便对其下手。

从1931年年底起，谢持身患疾病，致半身不遂，只好于上海安心养病。人到晚年，心知来日无多，追及平生言行，自认一生爱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此不过因人事时势更迭而生，没什么过错，但“西山会议”，则确与总理遗志相左，谢持对此亦多有自责。

蒋介石见谢持已患重病，再无力于政治作为，对其消除了疑忌，反过来对其以中国国民党元老相敬。

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谢持抱病到会。此间蒋介石虽已完全掌握党政军大权，但遇到一些省份各怀心机，搞省区地方自治，有的省区党人甚至不来开会，使蒋介石颇感头痛。谢持利用自己在川省的影响，说服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自行解散地方自治组织，服从南京中央政府领导，对西南各省党人亦劝说消除政治隔阂，增强党内团结，以全力对付日军侵略。谢持于会前会中的表现，使蒋介石大为感动，在这次会上，谢持继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监委和国民政府委员。

1937年，谢持由上海乘船回川养病，路经南京下关时，蒋介石亲自登轮与谢持交谈话别，言词谦恭，以党国领袖身份予谢持以殊遇。

谢持回乡，遇抗战全面爆发，他在重庆发表谈话，力主对日以坚决抵抗，议和形同卖国，吾国必以倾国之力而战，民族方有希望。不久，谢持迁居成都，身体每况愈下。1939年4月16日，谢持终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辞世，终年65岁。

蒋介石闻报，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国葬，于成都外东岷江林场建墓园，国民党元老邹鲁为之撰写了《谢持墓表》。谢持家乡自贡市，将市中心公园改名慧生公园（今彩灯公园）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