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曾用名 李蕴章。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原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丹东市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中文名：李言

别名：李蕴章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浙江省缙云县

出生日期：1911年6月

逝世日期：1984年7月30日

职业：丹东市市长

毕业院校：浙江省湘湖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至1930年，在浙江省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8月至1937年2月，先后在浙江省衡县、广东省惠阳、广州市、杭州市、浙江绍兴任教。

1937年10月，到延安陕北公办学校学习。

1938年3月至1941年3月，先后任延安抗日大学宣传部长、延安马列学院保卫委员、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秘书长、中共支部书记等职。

1945年12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任秘书。

1946年7月，在黑龙江省拜泉县任县公安局局长。

1947年7月，任东北铁路局局长。

1952年5月，在东北公安部任主任、处长等职。

1954年9月，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

1956年3月，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

1959年，在中共辽宁省委纪律监察委员会任常委。

1964年8月，任中共安东市委书记处书记、安东市市长。

1972年10月，任中共丹东市委副书记、丹东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12月，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1974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言有三子一女，长子李文俊，为总参某部干部；次子，李文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三子李延燕，生于延安，后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任职。一女为李文放，在浙江老家。有孙两人，长孙李长虹，为长子李文俊之子，西安交大生物工程硕士，后流学美国，现定居于美国底特律。次孙李伦，字少白，为三子李延燕之子，生于大连，定居于北京，著名书画家。孙女四人：李兵、李长缨、李朝晖、李萍；李兵，长子李文俊之女；李长缨，毕业于北京旅游学院，次子李文杰之长女；李朝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次子李文杰之次女；李萍，中学教师，三子李延燕之女。

●李言是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他毕生坚定不移的追求真理，一心为人民做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时期，他追随在毛主席身边，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推进者和执行者之一。关于延安时期的诸多思考写了多篇文章加以回顾。详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4页。）　《李言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6月11日)

●在丹东市达十年的市长任职期间，前后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保持了自已的高风亮节，文革前建立了丹东市各行业的基础，开展边境外交工作，文革后积极开展恢复工作，使丹东市这一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李言平易近人，谦和诚朴，一心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群众心里有较好的口碑。在他的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弥留之际，对其长子李文俊说：“记住，要永远为人民做好事，不但你们要这样做，还要教育你们的子女也这样做！”

●宋克难、李言都是好干部。我不是说，文革时我就这样认为。1968年3月2日至5月19日，我作为军代表在北京测绘学院中央文革办的学习班同他们吃住、学习在一起两个半月，我住在李言上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找他，证实林豆豆是不是林彪的孩子，李言想了许久只说一句：“林豆豆是林彪和叶群结婚以后生的”，再问多一个字都没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丹东，不忘丹东人民，决定骨灰撒在了丹东鸭绿江。

李言1911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稠门村，缙云县地处浙西南的贫困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闭塞山区，海拔一千多米，离县城六十多华里，加之缙云的土话是浙江话中最难懂的，所以解放前村里的好多人都从来没去过一次县城。

李言早年丧父，留下兄弟三人，李言最幼，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的两位兄长深感不识字的苦处，于是将李言送到村里唯一的一所私塾去读书，因为李言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先生赞赏，于是他的哥哥认为造就有望，就继续送李言到外村去读高小，高小读完后，家中已无力再供他读书，但是他还是靠借钱考入丽水初级师范，以后转入金华高中师范科，那时李言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吸收知识的语露和阳光，他深深感到教育太重要了，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

李言听说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一所新型的湘湖师范学校，十分兴奋的向往，于是毅然前往，虽然无钱交学费，但却获准可以半工半读入校学习，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工作。

湘湖师范坐落于钱塘江畔，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学、行合一”形成了生活与教育相结合，科学与民主并重的独特风格。

李言来到了湘师，就像进入新的天地，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每天协助程长源（著名的图书学专家）管理图书，程长源看他勤奋负责，以后将图书馆的工作全部交给了他。在图书馆中爷爷读了大量的书籍，成了湘师最早的2个党员，那时李言刚刚21岁。

李言在随后的日子里，以教学为掩护，到过杭州闹市区撒过传单等活动，先后在雅庭小学，衢县乡村师范任教，后来又到了惠阳象山师范校长，一面教学，一面生长，并且暗中营救被捕同学。在暑期讲习班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做了“团结抗日，反对投降”的演讲，全场热烈鼓掌。

36年夏，他在杭州向别人借了一本名为《列宁主义问题》的书，书未看完又要动身去上海，于是将书寄给已回缙云老家的爱人褚怡，准备日后再看。不想书信被扣，被警察以共产嫌疑的名义抓走了，经历了半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幸而在多方营救下终于出狱。

抗日时期，李言到了延安，先到了陕北公学，随后担任了一系列的领导工作。那时他的爱人褚怡正在金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抢救战地流浪难童，她将大儿子李文俊送到了保育院，二儿子李文杰和女儿李文放留在老家，冲过了封锁线也到了延安，于是在延安生下了三子李延燕。

在延安，李言作过延安马列学院保卫委员、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秘书长。由于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三子李延燕被寄送在当地的农户家里。

解放战争时，李言转战东北各地.

解放后他但任过东北铁路局局长，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丹东市市长兼市委书记。十年浩劫的时候，他也受到了无情的迫害，并且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几乎有生命危险，好在驻丹东的部队保护了他。平反后他继续主持丹东市的领导工作，晚年的李言又回到了北京。

在李言病重期间，中央领导及社科院的院长多次亲自问候和探望，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为他连续作了9个小时的手术，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李言的病情一天好转了，他说，“我相信会康复，明年到中央党校学习”但是两年后，家人接到电报，告知李言病危，于是家人火速抵京，对李言做最后告别。

李言还是离开了，他生前遗言，要将他的骨灰一半撒在湘湖师范附近的钱塘江，一半撒在流过丹东市的鸭绿江，前者是他生命的起点，后者是他工作最久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夏，阴雨绵绵，这样的天气对我们知青来说是最为高兴的日子了，因为终可以扔下地里的活——散玩儿啦。

中午饭搞点儿啥“嚼沽”改改馋？又是挨过来的一天，一十二个十六七的小青年七八凑地凑了五块三毛钱，从贫下中农那搞来了鸡鸭蛋，厚着脸皮再要点儿“吗儿五”的，也算上是弄得够塞足牙缝的一桌“大餐”了。

女青年王枝杏正熬着一锅“二糊涂头”馇子粥，男青年几个忙里忙外地有帮她烧火的，洗菜的，没事做了的就呛舌头：“饭快点儿好，赶着炒下酒菜喱！”

离供销社二十多里路，打酒是不可能了，是谁查落了能从哪个农民家借来了一瓶酒。

万事俱备，只问时间喽。

这时由开着的门走进一位年有半百，身材不高、显很壮实的长者。他一身藏兰“更生布”（粗布）衣裤，高高挽起了裤腿，脚蹬一双解放鞋，脸膛黝黑，脸盘略圆，摘下印有“五七干校”醒目红字的草帽，现出一脸吟吟灿烂的笑。

“你是李言巿长！”

我们有的人还真没有见过李言市长，先有人楞征，但一眼就被王枝杏给认出了。随着一声喊叫，青年点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

“李言市长，没吃饭吧？正好我们改善。哎，谁再去社员家搞点儿菜来？”

李言市长问过我们好，然后斌斌有礼，用草帽向后一指：“这么多人，管得起吗？”

大家不约而同地目光看去，人零散地一个个往屋里走进。

一、二、三、四……一共数过了加上李言市长，共是二十人，都进来把我们青年点三间房的炕上地下装得满满的。

他们一行是从“草河五七干校”来我们大队搞调研的，由我们队是把头的，又听说是青年点，就首而先入了。

这么多人，虽是应了李市长的话，我们确实是管不起好饭好菜，但像这饭锅里的“二糊涂粥”，还是能管得起的，顶多再做一锅不是的。于是大家还是苦苦相留，都是家乡人嘛。要不就把李市长单独留下。

“留我？你们想让我脱离群众？”

李市长别是一番风趣的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李市长：笑得自然、洒脱，那份慈祥铺满他那黑红而风光的脸膛。

第一印象的李言市长，竟是这样一个淳朴、健康、慈祥加微笑的老者。

临走时，我们一个个争先抢握李市长的手，多多的话就是让他再来，什么时候来。李市长说一定来，但得先去大队报个到。这时他见锅里炒出了菜，说：“这回我真的要做一件脱离群众的事喽，尝一口。就一口啊。”他接过筷子，夹过一口土豆片炒臻蘑送进嘴里然后，直夸好吃。“李市长，还有炒鸡蛋和咸鸭蛋。”“不行，不行，说的就是一口，再说了，我们是有原则的——‘五不吃’。”大致上的“五不吃”是：鸡、鸭、鱼、肉、蛋，无非也都是些不允许在老百姓家吃好的罢了。

“李市长，‘五不吃’有了新的规定。”

李市长有感愕然，当听完小青年说完后，开心地笑戳着那小青年：“你呀，小鬼滑头。”

“五不吃”的新规定：苍蝇不吃，臭虫不吃，跳蚤不吃，虱子不吃，蚊子不吃。

李言市长第二次来我们点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外面的雨下得不大不小，整整与我们交流座谈到掌灯。我们既开心，而又耍了不少的噱头。

“李市长，我们是‘八三一’的。”

“我们是大联合。”

“我们要打倒李言!”

“坚决支持李言站起来闹革命！”

李言也是被闹得苦笑不得，他只顾抽他的烟袋，烟丝缕缕悠悠的向空气中施放，让大家闻到好香的香气啊！看上去李市长仍是那么执着地笑容满面。

男知青们虽没一年的下乡史，但几乎都出息成了体统的烟鬼。

“李言同志，抽的烟咋这好这香呢？来一袋呗。”

李市长款款相让。一个上来还算守了规矩，二个上来就没了正性，三四个一轮，转眼间就把一口袋烟分了个精光。还算也大方，给李市长的烟包呛了鼓鼓一包老旱。李市长说他可吸不了这老旱，小青年又给他换上洋烟叶，一直是在李市长同我们相处近有半月光景，他都是以此烟度日的。

我们同李市长提及生活苦，李市长讲起了他十六岁去延安参加革命时，还吃不饱呢。男同学们一碗南瓜汤不够吃，就也小孩子似地跟女同学要。

临别时，李市长送予了我们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习材料，有人要李市长签字。李市长写下：愿你们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

十几只手一齐去抢学习材料，瞬间将它夺了个七零八碎，又一次地让李市长苦笑不得。

李市长在我们青年点吃的最后一顿饭是牛肉馅饺子。队里有头一年生的小牛犊从崖上掉了下来，队长来说要我们弄回来吃。好久没挨到荤腥了的我们这还不快，抬回由一男生用菜刀足足杀了半个多小时。天一落黑，李市长和我们盘坐在炕上边吃饺子边唠嗑，一直说到了深夜。

文革过后，李市长又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再听说他去了北京任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再有的就是我们对他，和他和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里。过去了的沧桑鉴证——风城县石城公社康家一队。

有时我在想，这也不知道是因了多少年的缘分才让我们遇到了一位这样的市长。我们是幸运的。试想，还会有这样的市长吗？

“那是秋天的雨后，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协和医院，踏进一间单人病房，墙上的时钟指向八点，只有护士在值班，一切静悄悄，床上躺着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床头病历卡上写着：‘李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壶腹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一生中，这是第四次与父亲相处较长的时间，怎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过去，我看到他总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工作，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躺下了。

每当我来到病床前，他总要用些时间吃力地讲述对过去的回顾和体验，使我有了较系统了解的机会，今晚，他略显激动地说：‘要记住，永远坚持为人民做好事，不仅你们要这样做，更要教育子女也这样做。’

爷爷在我的印象里永远都是充满活力的。爷爷那时很忙，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爷爷曾送给我两件礼物，一件是毛笔，另一件是一套少儿版的《三国演义》，他老人家也许不会想到这两个礼物会演变成以后影响我一生的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一个是读书，这两个爱好我都嗜之如命。

爷爷的书法也很漂亮，有些类似于毛泽东的风格，只是在我小时候，以为只有颜、柳那样规规矩矩的字才是好字，而不懂得欣赏奔放遒劲的气势和笔力。

爷爷晚年时曾到大连棒棰岛宾馆住了两个月，那时是他原定是上青岛的，但他还是上了大连，那是一生中我与爷爷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那次见面使我记住他的和蔼可亲，使我突然发现平凡与伟大可以如此轻易的共存于同一个人，并隐隐约约的在计划着如何去走自已的一生。

那时也是一个夏天，他先到我们住的那个大院住了几天，那时街坊临居们家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象过节一样，都来欢迎他，爷爷就挨家去拜访，和他们亲切的交谈。

一次爷爷问我，长大想干什么？我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对他说“我将来不想做官，只想做事。”他却对这个没有志气的回答大大的表场了一番，而且还在邻居中巡回宣扬，弄得我头一次感觉到不好意思起来。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句无心的话为什么引起了他如此的重视，并且还要当成一种荣誉到处去宣扬？

爷爷的性格是随和的，乐观的，民主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言谈举止有着极强的感召力，爷爷口才极佳，很喜欢和别人聊天，据说他原来的名字叫李蕴章，后来他认识到语言的重要，就改名李言。那时我家在一个中学的大院里，我随着爷爷摇着扇子到树下乘凉，他顺便到了几个教室和学生们聊天，学生们并不认识他，而且教室也不让外人出入，但只要他一进去，学生们就不知不觉的围了上来，静静的听他讲话，我当时跟在后面，感觉到十分奇怪。

爷爷那时在海里让我抱着救生圈教我游泳，但我直到现在还没学会（游不远，不太会换气）；记得那时棒棰岛的蝉很多，而且很笨，一般只落在梧桐树很低的地方，我轻易的就捉了好多只，那种有趣还记得。

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功臣

----缅怀我的舅爷—丹东市长李言

李言（1911-1984年），原名蕴章，乳名锦标，1911年辛亥革命时出生于稠门李汝温家庭，父亲英年早逝，两位兄嫂把他抚养长大，培养念书。他自幼聪明过人，每次考试名列前茅，老师非常喜欢他，时常接济他的生活。后来他才知道湘湖师范的这位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给他讲革命道理。在一次党的活动中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临刑前还嘱咐妻子把李言培养成人。

师母照常接济他，直到有一天，师母拿出一封信，方知老师已经牺牲了，李言看了信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捧着师母刚刚给的二十元钱发奋自强。他用这仅有的二十元钱熬过了六个月时光，终于毕业了，成为湘湖师范的教师。他教课热情善诱，并同情贫苦学生求学，资助穷孩子求学经费，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位眉清目秀、谈笑风雅的老师。

李言在湘湖师范地下党的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组织革命活动，热情传播马列思想，是广东惠阳乡村师范创始人之一。

1931年，李言唯一的姐姐李仙葩正值豆蔻年华，撇下周岁的儿子撒手人寰。婆家无力抚养，从此，李言及母亲承担起抚养外甥的义务，供念书，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浙南抗日游击队里当司务长。解放后，又送到沈阳市公安局工作，成为司法部门的骨干力量，也就是我的父亲蔡兆康。

李言频繁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嗅觉。1933年暑假，因侄儿李文成湖中溺死，回乡吊丧，被叛徒告密抓捕入狱。关在杭州陆军监狱里，一切亲友不得接见。

李言的大舅哥褚雪琴闻知，心急如焚，立刻打点行装跋山涉水，从越尘赶到杭州，为了营救妹夫东奔西走，绞尽脑汁，用心爱的绘画作品打通关节。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压力下，经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齐声呼吁，终于获释。

李言和褚雪琴的妹妹褚怡一同奔赴延安抗日大学。在延安结识了李澄同志（解放后沈阳市市长）。在那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解放后，李言担任辽宁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丹东市第一副书记、市长。1966年秋天，无情的风暴猛烈袭击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报、拳头、皮鞭雨点似的袭来，造反派把他从二楼扔下来，以至肋骨摔碎三根。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他坚信黎明的曙光很快就会到来。周恩来总理闻知，立刻派人到丹东，把他秘密护送到北京。风雨过后，他重返丹东，不计较个人恩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丹东市人民提起李言市长，至今唏嘘不已。

十年动乱期间，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下乡，母亲一个人养活六口人，弟弟妹妹都很小，李言舅爷时常接济我们，并教导我要坚定信心，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他老人家的鼓励下，我度过了五年艰苦的知青生活。

1979年元旦，舅爷调回辽宁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我们到检察院看望他老人家，还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风度儒雅。他领我们吃饺子，向工作人员嘘寒问暖，服务员端来一碗米汤，他连忙站起来道谢。

同年调往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所长。

1983年5月1日，我再到北京看他时，舅爷已患了癌症，刚刚做过手术，仍向我打听浙江亲友的情况。当他听说家乡的生活有所好转时，感到非常欣慰，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头几年，他们时常来信求我帮忙，这几年少多了，想必是生活有了好转，我还买了一些致富的书籍，过两天叫文丽（女儿）寄去。”我望着他病魔缠身的弱体，一阵阵辛酸。

舅爷对身边的同志关怀备至，从丹东随他赴京的医务人员，每次来都亲切地说：“喝碗粥吧！”那时候北京大米很缺，东北人吃不惯籼米，姑娘们见了大米粥都很喜欢，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延安的故事。

舅爷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及家庭生活。我说家里住房很困难，老少三辈挤在一个小偏厦里。他用颤微微的手，给沈阳市李澄市长写了一封信，请求帮我解决住房困难。

时隔一年就传来了噩耗，我们悲痛欲绝。1984年7月30日11点40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言同志于北京逝世。一颗博动了七十三个春秋的赤诚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湘师同学汪赞源先生在《湘湖草堂随笔》一书中撰文，沉痛悼念校友李言。

“把我的骨灰分成三分，一份撒在湘师附近的钱塘江，一份撒在丹东的鸭绿江上，一份留在北京。”这是舅爷临终的最后遗嘱，他还说：“给家乡寄去二百元钱，做为建设家乡的经费，也略表一片思乡之情。”

他临终还念念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

1984年深秋，钱塘江畔穆然肃立着浙江省萧山市湘湖师范全体师生。

鸿雁低飞，江河呜咽，萧瑟的秋风卷走了江边的落叶，也带走了亲人的思念。师生们把一朵朵小白花撒在江中，妻子于雅书、女儿李文丽乘舟驶至江心，含泪捧出骨灰，哀乐声声绞人心碎，滔滔的江水载着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载着他对母校的深情，载着他对家乡父老的无尽眷恋.

舅爷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像江河中的一滴水汇入了

浩瀚的大海；像林海中的一片叶，融进了沃土，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山川满目泪沾襟，壮士一去再不回；

热血融进钱塘水，化作彩虹报春晖。

缙云县将其载入县志。褚氏家族将其载入族谱。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亲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1942年5月27日举办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

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1942年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1942年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1942年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性自发性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性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早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1942年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让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1942年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说：为了“治病救人”，要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高潮。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王实味冤案发生于1942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李维汉、李言当时是该院的实际负责人,领导了该院整风运动主要阶段的工作.1942年9月当李维汉离开中央研究院之后,由于康生插手,1942年底下令将王实味逮捕,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并于1947年3月在晋绥区被秘密处决.受到王实味的牵连,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和宗铮夫妇,也同王实味一起被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维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历史沉案的真实情况,为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党史纵横》1998年10期

在延安时季中权就和叶群在一起，都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干事，还是叶群的党小组长。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叶群不干，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提升"为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未让季中权干别的什么，叶群则抓住影就"季秘书"，"季秘书"，什么都支使。工作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是追求国格，不当亡国奴，二是追求人格要自由，平等。倘若换个人，他也能忍着。可你叶群也是一样的学生，怎么当上"太太"就变了嘴脸？他早就想走人了。现在违犯了"278团"规定，无形中不知会给林彪带来什么影响，他觉得对不起林彪，走了也许能好点，反过来再想想，又有点舍不得，再一想叶群，还是走人。

是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长李言（去世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把他弄走的。在延安时，李言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季中权的老首长。把他弄到公安处当了个科长。（季中权说：到公安处吃得可好了。在哪儿也比在林彪那儿吃得好。）一个铁路局公安处长，敢把"东北王"的秘书撬走。这在今天看来，也真够"胆肥"的了。在一起生活两年左右，不能说没一点感情。更重要的，大概还在于季中权出色的工作。季中权走后，秘书增加到两个，后来又增加到三个。季中权一个人，又是最艰难时期，一切都处理得妥妥贴贴。

林彪和季中权谈话，做思想工作希望他留下。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讲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也不会总让你当秘书。又讲毛主席有个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等等。季中权心里说：你扯到哪里去啦！但是后来季中权还是到了李言那边工作了。

——季中权《林彪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