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升平（1912-2003），江西省吉安县人，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文名：袁升平

别名：袁兴旺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

出生日期：1912年

逝世日期：2003年8月27日

职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信仰：中国共产党

主要成就：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袁升平（1912-2003），原名袁兴旺，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村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游击队班长，赣南独立团排长、连长，红军卫生学校政治教员、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三团总支部书记，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政治委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教导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辽吉、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12年12月，袁升平生于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鹜湖村。

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初中文化。

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至1931年，任本地游击队战士、副班长、班长，在红军大学二分校学习。

1931年至1936年任东团县警卫营一连连长兼政治委员，红军赣南独立团连长、独立六师特务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红军总医院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军卫生学校政治指导员、党总支部书记，红军总卫生部运输大队指导员，军委三纵队政治处技术书记，陕北吴起镇无线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6年至1937年任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一师十三团党总支部书记、一师一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至1941年任独立团一营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政治委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

1941年至1943年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军事学院、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至1946年任绥德中央处理委员会工作员，八路军教导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第12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平津战役。

1946年至1948年任辽西省、辽北省、辽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兼辽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8年至1949年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政治委员。

1949年至1952年任陆军第四十军政治委员。

1949年7月起任第四野战军第40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衡宝、广西、海南岛战役。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

回国后，从1954年4月起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1952年至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

1954年至1958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1月至1960年12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其间：1959年3月至1960年3月任军区党委副书记。

1960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军区党委常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

1961年6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6月至1971年4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1年4月至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

1978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1979年1月起）。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4月起）。

1980～1982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任职至1973年8月），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新华社北京2003年9月9日电　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袁升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刘淇、刘云山、张立昌、张德江、周永康、俞正声、曹刚川、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薄一波、宋任穷、徐才厚、李铁映、华建敏、阿沛·阿旺晋美、罗豪才和李德生、肖克、廖汉生、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刘复之、杨白冰、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张震、邹家华、吴阶平、洪学智、任建新、孙孚凌、朱光亚、王文元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袁升平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曾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升平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袁升平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全部四次会议，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7月10日，袁升平同志参加了在辽沈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典礼。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升平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

在抗美援朝政治中，袁升平任志愿军第40军政委。40军是首批入朝鲜部队，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而闻名。40军先后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参加较大的战斗382次，以劣势装备歼敌4万多人，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才班师回国。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如朝时，40军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入朝后，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去了“三八枪”，与美军的装备仍有天壤之别。10月25日，40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遭遇，当20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3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着“为了祖国守住阵地”的口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余尽，他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地以个英勇献身的英雄。谈起抗美援朝，袁升平不无感慨地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正义战争。”

“我们军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当时部队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炮多了一些。入朝后，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取代了‘三八枪’，与‘联合国军’的装备仍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无所畏惧。10月25日，我们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遭遇，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奋勇杀敌。“我们军不仅打了韩军，也与美军‘王牌’骑兵第1师、陆战第1师和英军27旅、法国营、加拿大25旅、土耳其旅等多国部队交过战，结果都以敌人的惨败而告终。在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军119师毙、伤、俘美军1200余人，其中357团6连1排在排长李玉延的带领下，俘虏美军2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一个排俘虏美军的最高纪录。在广德里战斗中，358团2连3班在班长毛国臣带领下，击退英军两个连的疯狂进攻，消灭英军100多人。事实说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没什么了不起！以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也没什么了不起！”“‘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喊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结束朝鲜战争。结果呢？不是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而是我们军和兄弟部队率先收复平壤，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个民族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

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遵令提前结束休整，从1948年11月23日起，先后分三路向关内进军。12纵是最后一个梯队。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和要求，12纵除独立13师留沈阳执行警备任务外，35、36两个师于12月4日，34师和纵队直属部队于12月5日从沈阳附近出发，取捷径，沿北宁路向关内开进。16日部队进至高桥一带时，为尽早对平、津之敌形成战略包围，防其东突经塘沽从海上逃跑，总部又电令各纵兼程急进。12纵遂加大行军里程，迅速向战区开赴。行程1500余里，于1949年1月3日，36师进入津塘间新河地区。1月4日，34、35两师和纵直机关到达天津西南杨柳青一带。这次行军出发前各部队针对新补入的解放战士较多和少数东北籍战士存有乡土观念等情况，普遍进行了反蒋诉苦和入关作战教育，并隆重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由于教育和准备工作抓得较扎实，尽管行军路程远、时间长，但大家的情绪很高，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

12纵是1948年2月正式编成的，历史虽短，但基础较好。纵队机关是由原东北松江军区的机构抽组的；所属各师是抗战胜利后，由华中、山东的一些老部队抽调的部分部队及干部、骨干为基础组建的。这些部队组成后，参加了东北剿匪斗争，并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的农安、德惠、四平攻坚战，盘石、法库追歼战，中长路突袭战和阻击战等作战任务。纵队成立后，又参加了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和攻打铁岭、沈阳等战斗。东北解放后，胜利形势给部队以极大鼓舞，人员装备也得到了充分补充，全纵齐装满员，士气空前旺盛。尤其是进关途中，每到一处，所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热情迎送，大力支援，腾出房子让部队住，烧好开水给子弟兵喝，修好道路保障大军顺利通过，叮嘱战士奋勇杀敌，早日解放华北，这一切使指战员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还未到达作战地域，就纷纷请战，要求参加攻打天津的战斗。行军路上，几个师的领导就向总部首长拍发了请战电，表达了指战员要为解放华北作贡献，借攻津之机锻炼部队的强烈愿望。纵队领导的心情同部队一样，也盼望上级首长能把重担交给自己挑。为此，12纵把想法向总部汇报后，12月31日，总部给12纵司令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熊伯涛、副参谋长王亢发来电报，准予12纵以两个师参加攻打天津，以一个师部署津塘间，防塘沽之敌西援和天津之敌突围。与此同时，也给请战的几个师领导发来复电。12纵队的几位领导和有关人员，立即研究部署，以34、35两个师参加攻打天津，36师部署于新河附近，监视和坚决阻击塘沽之敌增援天津。后来攻津总指挥刘亚楼考虑，我攻津时如北平之。敌乘机突围，则塘沽之敌必然向西增援天津。北平之敌如不突围，则塘沽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一是西移。如以三四个师向西出击，我一个师很难堵住。如敌进至军粮城甚至以西，则天津作战将受影响。为确保天津攻城战更加稳当，经报总部批准将35师由津南调至津塘间，作为纵队预备队，同36师共同保障天津侧翼之安全。决心下定，12纵于1949年1月上旬在纵队驻地大宋庄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各师的军政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上由司令员钟伟传达了上级意图和纵队的决心与部署。传达后，确定参加攻津作战的师领导兴高采烈，而未能担负此项任务的同志却思想不通。35师的同志对改变参加攻津任务意见很大。尤其是36师师长沈启贤，一听打天津没有他们师，急得坐立不安，冲着纵队领导气呼呼地问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师参加？请首长考虑部队指战员的迫切愿望，准予我们师参加攻津。”见此情景，12纵领导的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为他们这种不畏艰险、争挑重担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时间紧迫，不允许再争下去。于是政委袁升平打断了大家的争议，讲了分配任务的一些考虑，特别强调两项作战任务都很重要，同样光荣，希望各师从战役全局着想，认真执行纵队的命令，坚决打好入关第一仗，圆满完成攻津和打援两项作战任务。会议结束后，各师领导立即返回部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中。

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40公里，是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唯一港口。根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23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奉军委指示，曾决定以10个师的兵力，先歼灭塘沽守敌。后经调查，改为先打天津，后攻塘沽，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了调整。

1月3日，我36师进抵塘沽地区，接替7纵2l师监视塘沽之敌的任务，沿海河至新河镇一线布防。36师决定108团配属107团三营和师山炮第一连，于新河东南担任监视与阻击塘沽之敌西援天津的任务；106团以一个营及两个炮兵连配合师山炮营主力在北窑、胡家园一带选择有利阵地，随时以火力支援108团作战；106团和107团主力在河头、头道沟一带为师的预备队。此后，12纵队预备队35师在王奎先师长、栗在山政委率领下也由天津西南外围开进到津塘之间，以104团位于海河南岸之新城镇向大沽方向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强固工事，并与9纵活动于大沽附近各团密切联系，抗敌西援；103、105两个团紧靠36师集结于上、中、下八车地域待命，纵队指挥所位于军粮城东南之大宋庄。

来到塘沽外围，我们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分析了对面的敌情，更加体会到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在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东西长达400公里、南北宽约12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百余万人，像撒下了天罗地网，把国民党军队约60万人马除塘沽的5万外，统统装进了这个大口袋，然后把口袋里的敌人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掉。这时候，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把敌人分割包围干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5个孤立据点之中的任务早己胜利完成。第二阶段各个歼敌的任务也在顺利发展，从12月22日至24日，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已被我军歼灭。下一个被歼对象就是天津之敌了。12纵（除34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卡住津塘之间的网袋口，既不让袋子口外的敌人啃咬我们的网袋，也不让网袋里面的敌人钻出来跑掉。同时，还要紧紧盯住网袋口外的敌人，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全部从海上溜掉。干部战士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才深深领悟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12纵进驻塘沽地区后，扫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基本完成，只有新河车站还有敌人一个排，成为阻碍我军行动的钉子。

在解放塘沽之前半个月的时间里，36师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为了抢时间，他们轮班作业，昼夜不停，终于战胜了天寒地冻，各种防御工事和交通壕很快构成体系。

同时，我师、团宣传队不断地向塘沽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这对瓦解敌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敌哨兵看到当官的不在跟前，就悄悄地挥舞着军帽向我方示意，还不断有敌士兵偷偷跑过来向我投诚。

1月15日下午3时，我军活捉陈长捷，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的捷报传到我们的阵地上，指战员们欢喜若狂。追歼塘沽逃敌的命令下达了，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12纵肩上。

塘沽的敌人早就做了从海上撤逃的准备。平津战役的战幕拉开不久，蒋介石就命令他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季壮率大小舰艇数十只，开到了塘沽地区海域，归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侯镜如看到形势不妙，几天前就悄悄地把眷属和贵重物资搬上舰艇，并向各师分配了渡口，免得撤逃时互相争船。天津一解放，蒋介石便电令塘沽残敌从海上撤逃。

为了不让塘沽的敌人全部逃走，我108团配属107团三营和师属山炮营于16日3时向盘踞在材料厂的敌人发起了攻击。

材料厂位于塘沽西端、塘沽铁路南侧、海河北岸。那里构筑有明碉、暗堡和其他各种防御工事，它控制着出入塘沽唯一的交通要道。盘踞在这里的敌人是独95师185团一个加强营。左侧是敌87军222师664团。津塘公路两侧是独95师283团。要完成追歼塘沽逃敌的任务，必须首先把材料厂的敌人消灭掉。108团命令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配属团属82式迫击炮连，在北起津塘铁路、南至海河北岸占领进攻出发地，向材料厂东南侧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材料厂地域的敌人，尔后继续向城区发展进攻。三营受领任务后，以七连担任主攻，八连助攻，九连为预备队，并以营机枪连、团82迫击炮连编成火力队，集中力量直接支援七连战斗。战斗发起后，指战员们憋了半个月的劲，一下子爆发了出来。爆破信号一响，爆破手在火力掩护下，像离弦的利箭，猛向敌人扑去。前面的倒下来，后面的紧跟上，对敌人的碉堡、围墙实施了连续爆破。突击队乘着爆炸的烟雾，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往前猛冲。但接连三次爆破、三次突击，均未成功，七连遭至0重大伤亡。为转移敌人的火力，八连从七连的左翼向敌人反复冲击，侦察分队则从七连的右翼实施佯攻，结果也未奏效。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织进攻，拂晓之前，部队撤出战斗。

16日天亮后，纵队司令员钟伟和政委袁升平在36师师长沈启贤、108团团长余致泉的陪同下，来到三营阵地上，亲自听取三营营长蒋顺学、副营长牛传珍的战斗情况报告，现场观察敌情、地形，了解到第一次攻击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歼敌心切，生怕敌人跑掉，在夜间没有选好攻击道路，炮兵也未看清射击目标的情况下，就仓促转入进攻。接受这次教训，我们要求继续进攻时，一定要在进行认真的准备，选好，攻击道路，组织好炮兵火力，切实摧毁敌人的碉堡和围墙防御工事之后，部队再发起冲锋，并组织轻重机枪压制敌暗堡火力点。同时，还把纵队炮兵团（除一营）配属36师指挥，连同师属山炮营，组成火力队，抵近敌工事前沿300米处直接瞄准射击，支援三营战斗。108团团长余致泉和副团长张长安，当即协助三营干部重新分析敌情，勘察了地形，标定了炮兵射击目标，选择了新的突破口和进攻道路，研究了步炮协同等战术问题。

十年内乱期间，山东军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篡权与反篡权斗争的必然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四人帮”加上他们的顾问康生，5个人有4个半祖籍山东（江青、康生祖籍诸城，张春桥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随其老子姚蓬子长期混居青岛），这伙人妄想把山东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后院”，作为“复兴基地”，“突破山东，夺取华东，以至全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置于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女皇”的美梦破灭了，山东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跟随江青一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压群众，保自己，阻挠广大军民对江青一伙罪行的彻底清算，阻挠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同志在江青一伙制造的山东大冤案中欠了账，但却姿态不高，他们先后几次到山东，不作检讨，还给投机钻营的人定调子、出主意，说什么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周总理主持的”，妄图为江青一伙开脱罪责，为自己掩盖错误制造借口。山东军民及时予以识破，继续坚持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向党中央揭露和反映他们的问题。直到江青一伙垮台后的1977年9月中旬，在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才从囚禁中重见光明，立即投入了山东军民的斗争行列，向党中央揭露山东冤案的真象，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6日，党中央批复了杨得志同志和我的申诉报告，指出：“关于对原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应予纠正。”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资格，是不对的。”决定撤销1973年的35号文件。2月24日，山东省委写信给我和杨得志同志，谈到：“过去对你们的问题的错误处理，山东省委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我们的主要错误是，贯彻中央（1973）4号文件时，在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把你们二位同志作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是错误的。后来，‘四人帮’进一步插手整袁升平同志，妄图从袁升平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打倒杨得志同志，搞乱军队，搞垮军区、省委和各级党委，为王效禹翻案，让‘四人帮’在山东的亲信×××一伙上台掌权，搞篡权复辟。我们没有识破‘四人帮’整袁升平同志的阴谋，错误地在全省开展了‘揭袁批袁’，不但伤害了袁升平同志，而且伤害了一大批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全省引起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

1979年8月24日，中央下达61号文件，向全党批发总政的复查报告，全面推翻江青一伙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一律平反，做好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军民在新长征的斗争中，在总结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十年动乱期间，我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与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共事时，经历了一场同江青等人惊心动魄的斗争。

中共九大以后，山东省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青岛问题。

省委决定，由杨得志和我率工作组调查解决青岛问题。1972年11月，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到京解决问题。

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和我。会议完全由江青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之后，他们又抛出一枚“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