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开章，陕西省佳县人。中共大革命时期榆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创建和领导了神府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作有贡献。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建国后，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1965年调任山东省农办副主任、党委委员，农村水产局副局长等职。1979年8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任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中文名：武开章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陕西省佳县

出生日期：1905年8月

逝世日期：1986年11月19日

职业：革命家

信仰：中共

武开章，1905年8月生，陕西省佳县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1916年起在本村小学读书。1921年起在佳县高小、榆林中学读书，向往光明和进步。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起在佳县万镇高小当教员。1931年在佳县高小任教员，后担任佳县岔道铺区区长。利用合法身份，在群众中传播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33年至1934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35年春担任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政治处处长（主任）、党总支书记。1935年秋至1936年4月任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政治委员。1936年4月至1937年7月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西安事变后，受党组织派遣先后与山西阎锡山部、国民党第二十二军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神府特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期间，1938年3月至12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至1942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神府分区委员会书记。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员。1941年7月至1942年9月任神府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1942年9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暨晋西北军区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员。1942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组织科长、办公厅秘书处处长。1945年2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绥蒙区党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9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1954年12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5年10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自治区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至1956年7月），兼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书记（至1960年3月）。1956年7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同年9月至1965年任新疆区党委常委。期间，1963年10月至1965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贵州遵义地区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12月至1970年2月任山东省农办副主任、党委委员，省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2年8月至1977年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农村水产局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8月至1979年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1978年6月至1979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9年7月至1983年7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至1982年12月）。1979年8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至1982年12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省级机关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12月至1980年7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校长。1983年7月至1985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1986年11月19日在济南逝世。

1924年春，武开章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即榆林中学。1924年12月，榆林中学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有李子洲等教师及学生刘志丹、武开章等参加。由于思想觉悟高，表现积极，李子洲“推荐刘志丹、王子宜、曹立如、武开章”等20多名学生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进社”。1925年5月，在李子洲的指导下，由北京区委李大钊派遣来榆林地区工作的耿丙光介绍，榆林中学党组织吸收刘志丹、武开章等11名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开章成为大革命时期榆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5年冬，武开章担任了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和领导学生运动，按组织的决定，武开章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分部委员。他利用合法身份，积极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呼应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募捐等活动。还组织领导了榆中的第三次学潮，将斗争矛头直指陕北的土皇帝一一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迫使其派员与学生进行谈判，基本满足了学生的要求。他还和高光祖在佳县组建了“振佳会”，创办了《振佳》会刊。他协助党组织帮助组建了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榆林县总工会、榆林县商民协会等民主进步团体。他还多次组织学生游行团，分赴榆林地区各县，下农村、进工厂，一面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唤醒民众；一面帮助组建各地的工会、农协会、商协会，鼓动劳苦大众参加革命。据《榆林党史资料通讯》载：大革命时期，郭洪涛、武开章等都是在榆林中学“红得出了名的人”。

1935年春，武开章担任了新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的政治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他和团里其他领导一起，带领红军战士在神木、府谷和佳县北部一带的广大地区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立了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三边、神府三个特委。12月10日，中央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对神府特区的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毛泽东说，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抗日前线。那里形势很紧张，斗争很艰苦。去神府的同志一定要把党员组织起来，群众组织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要被困难所吓倒，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胜利。神府特区的军民听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群情振奋，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扭转危局的信心和力量。

1936年3月，刘志丹、宋任穷和唐延杰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同时帮助恢复、扩大神府根据地，开辟东征部队后方基地。3月20日，红二十八军进入神木边界，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神府根据地得到迅速地恢复和扩大。刘志丹在神木见到武开章后，两位老同学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武开章把自己离开榆中后近十年的工作情况向刘志丹作了详细的汇报。汇报过程中，刘志丹不住地点头赞叹，同时，刘志丹就神府苏区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分配等谈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刘志丹又对武开章说：“现在神府苏区正在迅速恢复和扩大，根据地有许多重要工作要抓紧做，我知道你的笔杆子比枪杆子还硬，搞党政工作能进一步发挥你的作用。”武开章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根据刘志丹提议，1936年3月，神府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武开章调离二十一支队，担任神府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神府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创建了神府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团，后发展成独立师与地方游击队共计4000多人的革命武装力量。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严密封锁，神府根据地远离党中央，长期失去直接联系，几乎与外界隔绝，一直独立存在于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纠正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将这块孤悬于陕西省最北端的根据地坚持下来，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5月，党中央向神府特区派来了以张邦英同志为团长的工作团，工作团对神府苏区的工作给以高度的评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精辟地指出：“神府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它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也曾感叹道：神府根据地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1949年5月，武开章由绥蒙区党委再次调回西北局，担任了西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担任机关党委书记和纪委委员。1954年西北局撤销，当年底，武开章由西北局调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担任副书记并兼任织部长。不久，新疆分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武开章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察委员会书记。为了对新疆各方面的发展进行正确决策，尽量减少作中的失误，武开章虽身兼数职，但他还是把大部分的间用在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上。他刚去新疆不久，就去伊犁地区下乡。之后，他又奔赴南疆检查工作，依次到和田、莎车、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巴音郭楞了解情况。他每去一个地方，对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情况都要进行详细的询问和考察。有时，他亲自到田间地头或老百姓家里，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在新疆工作期问走遍了所有的地州市和大多数县市，连当时最偏僻的且末、诺羌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被当地各族群众称赞为“第一个来我们县的自治区领导人”，“我们的好书记”。武开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十分重视。他首先把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放在第一位，要求区党委各级党组织把在职干部的培训作为党委的大事来抓，对青年干部有条件的要送到大专院校学习，对暂时不够条件的要通过办夜校和文化学习班等多种途径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其次，在干部的提拔上，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坚决反对搞从属和依附关系。当时，在研究配备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时，有的领导总是强调要用“当过兵，打过仗”的，否则再好也不行。对此，其他人或者含含糊糊，或者唯唯诺诺，在会上不敢讲心里话。而武开章始终坚持原则，他心平气和地讲：“我们的军队是个大学校，过去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现在全国解放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的干部很多，只靠过去军队来的干部是远远不够、不能满足需要的。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德才兼备，只要干部符合这一标准，就应放手大胆提拔使用。”武开章是组织部长，他坚持原则，尽管有的人对地方上来的干部百般挑剔，但许多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优秀干部还是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和使用。武开章还非常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他担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书记不久，就让监委的同志了解全区各级监委领导班子中配备少数民族干部的详细情况，当他得知少数民族干部在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占的比例很小时，他说：“我们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光靠外来汉族党员干部而没有本地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做不好监察工作的。”并立即指示区党委组织部，要很快选拔一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各级监委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中他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很尊重。当时，赛甫拉也夫是监委的副书记，监委起草文件、讨论问题，他每次都要征求、听取赛甫拉也夫和其他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武开章自到新疆后一直分管农牧业，因为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对新疆哪里宜农，哪里宜牧非常了解。为了把新疆的农牧业搞上去，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制订了切合新疆农牧业发展实际的三年规划和五年规划。新疆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广阔的草场，发展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是，当地农牧民因为不懂农牧业方面的科学技术，农业产量不高，牧业也不很理想。针对这种状况，武开章采用多种渠道和方法，为新疆培养了大批农牧业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新疆农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组织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下乡包县、包社、包队，帮助农牧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武开章经常讲：“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应形成一种制度。”每年开春，自治区各单位都要抽调相当数量的干部下乡支农，对农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农牧业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武开章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予以密切的关注。1958年夏，武开章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剧院作了一个关于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报告，这个报告就农、林、牧生产的各个环节应该如何抓，都讲得十分具体。曾与武开章一块工作过的李国瑞回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新疆农牧业生产的较快发展与武开章同志是分不开的，他为新疆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主观唯心论占了上风。武开章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他怎么也不相信农业生产产量一夜之问就会“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怎么也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些荒唐话会是真的。1958年，新疆有些地方为了哄骗上级领导，把老百姓的锅、铁锁和农具收回来炼成铁向上级报功。武开章当时正在南疆考察，基层的同志反映说，学校停了课，农民也炼钢铁，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大家都吃不饱，尽管昼夜奋战，但成效不大。武开章说：“炼钢铁是应该的，但不能这么干，几百人围着一个坑，能炼出钢铁吗?农业搞不好，群众吃什么！”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有好些地方的粮食、棉花还未组织抢收，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十分可惜，可另一方面老百姓还在受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针对这种情况，他和区党委的同志商量后，发表了《在抓紧大炼钢铁的同时，不要放松农业生产》的讲话，强调各地党政领导要合理安排生产，抓好秋收秋播和农牧业方面的其他工作。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后来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条罪状。随着“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的不断升温，自治区党委的个别领导，不顾新疆的实际，片面地作出了“一切要为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让路”的决定。于是，中央拨给新疆的农用汽车、拖拉机及钢材、水泥、汽油等都被挪用了。在武开章办公室，各地电报、电话接连不断，纷纷反映农场开荒完不成计划，水利工程停工待料，小农具无法维修等等问题。武开章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面对如此严峻的农业生产形势心急如焚，在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武开章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粮食获得丰收，其它经济工作才好做，工农业生产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不能搞‘单打一’。”这个观点本没有什么错误，它体现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但后来这也成为武开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条罪状。1958年11月，武开章按自治区党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在南疆传达贯彻中央1958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农业书记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他结合新疆的实际指出：“农业生产不能一味扩大耕种面积，要把扩大耕地与提高单产结合起来，要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的方式，改变广种薄收的低产状况。”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根本没有错，就是在那个“跃进”年代也应该说是正确的。更何况这是自治区党委的集体意见。可是武开章去南疆不久，自治区党委个别领导就指责武开章不服从自治区党断章取义地说武开章反对扩大耕地面积，反对“大跃进”。武开章为新疆的建设做了很多过很多好的建议。如新疆地区原来都是广种薄收，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他就提出要以增加粮食的总产量，以满足当地的粮食供应。区党委讨论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武开章以及分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认为粮食生产指标过高，要从实际出发，提出根据以往的经验，计划指标定为10%，就是高指标了，超过10%是不现实。全国各地“浮夸”成风，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也认为，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增长的形势。而武开章实事求是，顶风建议，提出新疆农业生产指标不超过10%，这种建议虽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合时宜的。自治区党委的个别领导，明知武开章讲的是有道理的，却仍对武开章横加指责，说他保守右倾。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于8月25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自治区党委的个别领导指责武开章散布“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钢铁挤了农业”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指责武开章“反对大炼钢铁”、“攻击大跃进”、“攻击自治区经济建设方针”以及“反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会议以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的罪名，把以武开章为首的7名领导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宗派。1959年9月27日，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武开章、辛兰亭等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宗派的错误的决议》，撤销了武开章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和监委书记的职务，只保留了区党委常委职务。1960年，西北局在打击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漏网分子时，在新疆自治区批的就是武开章为首的反党集团。武开章无端蒙冤，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60年，武开章被下放到新疆塔城地区的沙湾县，他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积极工作，在下放期问，他跑遍了沙湾县的每一个农村。他说：“既然我来到沙湾，我就一定要把沙湾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搞上去，一定要做到自给有余，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得到改善。”原新疆自治区党委吕建人书记回忆说：“开章同志志无端蒙垢，撤销了他的区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到农牧区劳动锻炼。对于党组织的决定，他从来不打折扣地服从。在狂飙飓风面前，开章同志坚强洒脱，他深入农业区和新疆的牧区，劳动的十分认真，并和农牧民交上了朋友，他同农牧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深入考察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详细地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将他调查的情况和意见随时报告区党委。”与武开章同去农村的李白超、李志学两同志回忆说：“武老在沙湾劳动锻炼时，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酷热的夏天，他头戴草帽，颈围毛巾，挥锄和农民一起劳动，那一招一式完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姿态。”塔城地委的一位副书记感动地说：“武开章同志真是我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的好领导。”1960年11月，武开章到塔城专区的裕民、塔城、额敏、托里等县考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详细地了解那里的农牧业生产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他得知人民公社食堂为过冬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时，他脸上就露出满意的笑容。考察结束后，他把各县的情况综合起来，为塔城专区农牧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将调查情况写成综合报告上报自治区党委。1962年，中央指示为“反右倾”中搞错了的同志甄别平反。在1962年10月召开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三干会）上，武开章直陈己见，做了长达两万字的发言。他把自己在下放劳动期间所调查的结果客观如实地向区党委进行了汇报。这些调查结果，足以证明他在“大跃进”期间所提意见的正确性，他用客观事实否定了1958年到1959年期间，新疆自治区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做法。对武开章客观公正的陈述，区党委的个别领导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对武开章横加指责，并给武开章又扣上“企图翻案”的罪名。在会上，又一次揭露和批判了武开章、辛兰亭、杨和亭所谓的新的反党活动。武开章再次受到无情批斗。1963年10月，武开章到中共中央党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1964年11月，武开章被派往贵州省遵义地区搞“四清”运动。1965年11月，武开章由新疆调往山东，任省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他不计个人恩怨，不图升迁，不图功名，心中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79年7月，武开章担任了山东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12月，又兼任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此时他已74岁高龄，但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十分繁忙。他的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就说：“我已时日不多，要加倍努力，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1980年9月，他因积劳成疾，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但他未等完全康复，就又返回工作岗位。1983年3月，武开章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同年7月，他被选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1986年1月离休，同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