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炳照片

程文炳

程文炳个人资料: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少有大志,爱研兵法,常以无钱读书为憾。程文炳飞黄腾达后,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东南乡中流村(今袁寨村)择风水宝地,修建了庄园;做了福建提督,就在颍州府鼓楼东侧耀眼处大建宗祠。(阜阳县志470面记载)最后官……
资料更新时间:2019-12-07 03:18:41

一、个人简介

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少有大志,爱研兵法,常以无钱读书为憾。程文炳飞黄腾达后,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东南乡中流村(今袁寨村)择风水宝地,修建了庄园;做了福建提督,就在颍州府鼓楼东侧耀眼处大建宗祠。(阜阳县志470面记载)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曾国藩称其“有古仁将之风”。《清史稿》有传。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程文炳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阜阳枣庄镇

出生日期:1833年

逝世日期:1910年

职业:爱国名将,长江水师提督

字号:从周

谥号:壮勤

三、简介

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少有大志,爱研兵法,常以无钱读书为憾。11岁时因家无隔夜粮而辍学。14岁时经人介绍进颍州城为人帮工。17时应募入颍州府衙乡团当兵,知府才宇和见他身材魁伟,足智多谋,并给守兵200名让他带领;后被驻守颍州的袁甲三看中;收为马队选锋,后升为守备。因剿捻有功,同治二年(1863年)补为潜山游击,带2000人驻守蒙城;同治四年擢为贵州清江协副将,统15000人,仍驻守皖北;同治十二年被皇帝加封为九江总兵;光绪九年(1883年)迁湖北提督。中日战争起,奉诏驻守张家湾,迁福建提督。光绪二十六年,节度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勤王师,次年升长江水师提督。宣统二年(1910年)病死于水师提督住所,卒年77岁。程文炳飞黄腾达后,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东南乡中流村(即今袁寨村)择风水宝地,修建了庄园;做了福建提督,就在颍州府鼓楼东侧(今地区建设银行)耀眼处大建宗祠。(阜阳县志470面记载)

四、程墓寻访记

分类:程文炳研究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清末大吏程文炳”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也许是天意使然,也许是机缘巧合,2002年我被派到程文炳原籍、出生所在地的颍东区工作,开始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在支持帮助文化部门申报“程文炳大院”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和史料搜寻的过程中,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他作为一代历史名人、爱国将领的形象,亦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程文炳,字从周(1834-1910)清末安徽颍州东柳沟邨(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人。行伍出身,战功卓著,累官至九江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长江水师提督,援资政大夫,建威将军。程文炳治军严明,却不滥杀无辜。曾公然拒绝曾国藩“杀俘”命令,反为其所赞有“古仁将之风”。在光绪十年(1884)和光绪二十年(1894),中法、中日战事之期,严防内海与护卫京畿,皆为中流砥柱;特别是中日甲午之战中,他力主抗战,并提出“持久”作战思想,坚决反对议和。在上奏朝廷的《请重订和议折》中,表示“粉身碎骨、一死以报国家”。曾先后派3个儿子赴日侦探考查,“尽悉倭国国情”,临终有“遗折”专奏,论陆海军应行事宜,提出严拒“赔款”,重建教育与军事,以经济与市场之力抑制外敌的主张,堪称老成谋国,远览卓见。为朝野钦敬,从而留名青史。后于清宣统二年(1910),因病殉职于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县)水师提督任所。

由于程文炳去世次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灭民兴,尔后又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长期动荡不安,遂使有关他的一些遗物、遗迹、史料、文献,几为淹灭;使我们在近百年之后的研究工作陷入十分艰难困境,往往事倍功半。其中,关于他真实墓地的寻访,便是几经波折,倍尝艰辛。

程文炳一生征战,四海为家;客死他乡,尽萃职守,自当落叶归根,归返故里,陪伴父母,安葬颍东。然而,这些年来我同颍东区文化局局长赵海斌及副局长王亚军等同志,翻遍阜阳现存所有志鉴史录,走访数百位程家后代传人,都说不出程文炳墓地何在,墓冢何处!

可是,我们从查录所得的1910年1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的芜湖消息中,明明写的是:“已故长江水师提督程从周军门灵柩,定于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进淮河,运回阜阳原籍。”此乃字句分明,言之凿凿。明明讣告发布“运回阜阳原籍”,为什么颍东原籍上了无墓冢踪迹呢?抑或中途改道?还是另有隐情?

正在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2004年从程文炳裔孙处得到一套《颍东程氏支谱》四卷。此谱是承续程文炳生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之后,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其第八代裔孙程传铭主持续修的。在此谱“卷二”上有如下记载:

“(公)妻吕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寿州白鹤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寿州白鹤山。吕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详。”

依此可见,程文炳一妻两妾之中,其一妻一妾与之同一墓地为葬。“妻吕氏”夫人,“合墓”云云,显然是同其夫程文炳合墓无疑。妾宋淑人死后也葬在程文炳身边,完全符合封建礼葬规制。

此一信息的出现,马上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曰程文炳的墓冢何以不回颍东原籍?二曰白鹤山在何处?鉴于续谱主持人程传铭已经去世,这两个问题只好由研究者去亲访亲查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

据阜阳文史学者张芳弢走访程氏后人所述,程文炳小的时候家境并不贫寒,为柳沟邨一带富户。闹捻子时,富有人家几乎都成为捻子“勒赎”的对象,有一年,程文炳母亲也被绑票,花了一大笔银子才把人赎回来。后来,程家又遭捻子几次勒索,家财几尽赎光,老宅也被焚烧,家道从此衰落,他也失去读书的机会。再后来,程文炳应募参加了颍州兵勇,曾带人到利辛永兴一带寻找当年绑票的仇人报复。从此与捻子结下不解仇怨。

再则,程文炳从军剿捻,常年攻伐征战之中,尽管他严禁滥杀,从而确也保护了不少皖北乡人,也曾在颍州、亳州、寿州、六安、宿州等地赈济灾民,但残酷的战争,致使双方涂炭百姓生灵在所难免,以至到了晚年在他内心产生不断的反省与悠远的顾虑,也可能是他死后不回原籍安葬的一个“隐情”。也才会有明回原籍,暗葬“寿州白鹤山”之苦心经营。

再说“白鹤山”在何处的问题。

自2005年以来,海斌、亚军两位,就锲而不舍地苦苦寻觅“白鹤山”的下落。

据查,寿州在春秋时属六国地。后汉为扬州刺史治所。隋置州,治所在寿春县(即安徽寿县),北宋治所迁安徽风台县。南宋入于金。元、明时仍为寿州。清同治三年(1864)又析寿县置风台县。辛亥革命后,风台属阜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解放后属皖北、阜阳地区,再于1976年划风台归淮南市所辖。从以上简略介绍可见,寿州与风台、凤台与阜阳,区划反复交叉,治所亦不断更迁,“白鹤山”古属、今属脉络不清,地理位置迷离。寿、凤二县的文化部门也莫衷一是。

不过,在这期间倒访得关于程文炳的一个悲壮的传说:一如上文所记,由于程文炳不仅在中日甲午战争力主抗日,坚决反对议和,而且以“节制三江两省”、“五路联军司令”身份调防张家湾,陈兵一线拱卫京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颗眼中钉。

如此繁复交叉的区划状况,如此惊心动魄的民间传说,且不说能不能找到白鹤其山,即使找到恐怕那墓地也不一定还能存在……

2008年8月23日,我在《颍州晚报》上读到记者张殿兵一篇题为《颍东区枣庄发现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报道,引起我极大兴趣,即于5日后同海滨一起赴实地查看,上刻着“皇清诰封建威将军程三公讳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经核对其序文及刻碑时间,同程文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修《颍东程氏支谱》记载完全相符。

这一块墓碑的发现,使人们自然又议论起程文炳自己墓地的寻访事宜,大家都怀有一种迫切的情绪。特别是海斌与亚军,更加紧了同寿州、凤台方面的频繁联系。

忽然,好似冥冥之中有一种心灵感应一样,在10月13日下午,凤台方面居然传来找到“白鹤山”的电话。

原来,海斌、亚军他们,几年来不仅通过寿州、凤台文化局、文物局、地方志、政协文史委等“官方”部门;还发动亲戚朋友们来配合帮忙,打听白鹤山下落。其中有一位名叫童敬海的朋友,亚东阜师院87级美术系的同学,画家,现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受亚东委托,也帮忙找了好几年,这次的电话就是他打过来的。

2008年10月14日上午一打早,我应海斌、亚军之邀,与原阜阳市政协资深常委、老文史委员陆志成先生一起,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驱车直奔凤台而去。在凤台城里见到童敬海同志,此君待人热情,谈吐文雅。站在路旁,由亚东为双方略作介绍,便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凤台县李冲回族乡乡政府。乡政府建在半山坡上,放眼望去,“环冲皆山也”。我们喜悦地指指点点,似乎“白鹤山”就在眼前或足下。

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亚军同志拿出一张简略的地图,上面画的是一条淮河,在其南岸东边是一条长形的“白龙山”,东边是一座高高的白鄂山,山上标明有一座白塔和寺院。当时,大家猜测“鄂”可能与“鹤”土音不分,也可能有人故意改“鹤”为“鄂”,以暗示程文炳当年在湖北提督任上,“教训”法国驻鄂领事馆“洋兵”寻衅故事……当时有人说“白塔及寺”就在“八公山公园”之内,东行路上远远可见。都觉得只要“按图索骥”,即可马到功成。于是大家就心切地催请敬海同志带领前往。

在“八公山森林公园”门前,朝左一看,果然见到“白塔、寺”耸立在林木茂密的山顶,但门卫的几位同志告曰:塔与寺均是新建,而山既不叫“白鄂”,也不叫“白鹤”,而且在封山育林时作过细致勘察,也没有什么名人墓地。

公园的同志提出到淮南市地质公园看一看。及至赶到那里,也只见到“刘安墓”,打听半天也无人知晓程文炳其人其墓,甚至没听说过“白鹤山”的名子。

正在大伙不得要领的时候,敬海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原来敬海同志是拜托乡长闪电厂在此之前帮助找白鹤山线索的,刚才由于闪乡长在外面开会一时未回,再加之一时心急没等见到他就擅自奔往“白塔寺”。闪乡长来电话说:他已回到乡政府,而且,也已经把那位曾经亲自到过白鹤山,又亲眼看到过程文炳墓和碑的“知情人”请到了乡政府。听到这些,大家登时来了精神,便勒马而回乡政府。

在乡政府闪电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身材魁梧,体魄健朗的老人。他名叫王新民,已年75岁,是1948年的老党员,是李冲乡新中国第一任乡长。又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由于解放后到1976年凤台属阜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所以常到阜阳开会、作报告、参观等等。说及程文炳和白鹤山,老人如数家珍,清楚地回忆道:

有白鹤山这个地方,也有程文炳的墓。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这个姓程的是前清的一个水师提督,老家是阜阳的。他带我去过,后来我自己砍山柴、打猪草也常去那里玩。当年的墓地很大,群众都叫“大老坟”,墓周围是块石垒砌,米浆灌缝,十分坚固,墓前还有像天安门广场上那样的“华表”。

说到凤台、寿州往事,老人讲古年“寿”、“凤”不分,我们这一带48个山头,有的属凤台,有的属寿州,同一座山,水朝哪里方向淌,这面山就属哪县。当年的白鹤山可能不属凤台县了。虽然,我已经有40年没到白鹤山去过了,可是,方位还是能记得的……

这一席令人激动和喜悦的话语,是在闪电厂乡长热情接待的午餐桌上谈到的;老乡长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饭碗一放说:“中午不休息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白鹤山!”

与我们午前所走的路线相比,基本上是原路而返;不过到达紫金山旁时(也即八公山森林公园),下了“风合省道”,左向层峦叠嶂中插了进去。过了一处关隘状的城楼和一座石桥,前路几乎是靠在山边行进了。这是一条只能行驶单车的山间简易公路,曲折蜿蜒,两旁壁立,岩石裸露。一路上只听车轮下碎石的沙沙声,没人说话,只有老乡长在沉静的思索、寻视着童年的路记。

“到了!”车子嘎然一声,停在山岩之下。

“这就是白鹤山了!”老乡长很为自己40年不失记忆之准确,充满一股自豪之情。

抬头望去,半山坡上一座“妙香小学”的石大门,正对着车头方向,学校右侧,有一条向上蜿蜒的窄窄的山径。

此时车旁围上几位村民,告知此处现属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当地原称山王镇妙凹村。问及白鹤山、程文炳墓,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这山就叫白鹤山,程文炳的墓,还有他大老婆、小老婆的墓就在这个山上”。

在老乡长的带领下,我们穿行在杂草、灌木丛中,在布满碎石的山径间探路攀登。行至半程之地,在一座被开挖的十分斑驳的石坑前,遇到当地石匠张国春。他47岁,身材略显瘦弱,在老乡长的动员之下,表示愿意领我们上山找“大老坟”。

攀行在程文炳墓前所在的山坡之上,我们一边挥洒汗水,一边听老乡长介绍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指着脚下又指向远方说,这个白鹤山,又叫五顶山,俗称五桠巴子山,像人的手掌伸开五指,向下向远处伸延出五条山脉,程文炳墓在此山上部半坡,头枕的白鹤山,是全淮南八公山系最高的一座,脚登东、西老虎山,民谚说:“长龙,长虎,长寿星”。也有的叫右边为白龙山,右边的叫凤凰山(据说凤凰曾落此山,也就是凤台地名的来历了)。他让我们同他一同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北依淮水,南眺寿州城,一条溪水(当地叫东沟)环山而绕,山势雄伟,视野开阔,分明是一外风水宝地。边听老乡长“谈古”,一面不停地披荆攀爬,历时一个多小时,前后约行五、六里路途,汗透了几层衣衫,终于来到程文炳墓前。一观之下,却被眼前的景状惊呆了。

只见在山的上半部斜坡之上,墓冢高耸,坟上及周边,长满碗口粗细的杂林,墓顶前后两个深坑,坑底和周边一千多平方米的丛林之中,散落着数以百计的块石和棺木残片,一片狼籍。其中两片棺盖大体保持完整,上面黑漆和斑驳的暗红色字迹,依稀可见,但已漫患不清。石匠张国春告诉我们:这些石块,名叫火石,如果用钢锯锯,即使是白天也可以看见火星四射。还有几段像老乡长讲的“华表”状的圆顶柱石,散落在山林深处,一时难以找到。但可以肯定它们还在杂草灌木丛中。块石之上,经石工艺凿加工过的一条条青白相间的槽纹依然清晰在目,上面用以灌缝的米灰浆块,至今仍然粘附的十分牢固。

又有村民王庆施(76岁)、张庆海(67岁)、贾庆利(56岁),告诉我们:程提督石墓本来是很坚固的,十年之前被人盗挖时,先是用铁锛不能撼动,继而用木碳猛烧几昼夜,破毁外壳后,在墓顶上方前后大开膛,挖掘出三口寿材,分别为程文炳和他的两位夫人的合葬棺,衣物等陪葬品被焚烧殆尽,一些佛珠、玉器和金银手饰之类,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砸碎;有的可能还散藏在一些村民家中。

村民王庆施还说:由于我们这里地处偏僻,程提督墓“文革”期间躲过一劫,保存基本完好。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社会上文物买卖风兴起,盗墓风盛行一时,几乎是大墓小墓都被洗劫一空,程家“大老坟”自也不得幸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程提督不是当地人,客葬在此,没有后代家族亲友呵护,自解放几十年不见后人前来祭奠,早已为持“阴阳铲”之业的歹徒觊觎在心,所以一旦有机可乘,自然闻风而动。加上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薄弱,也助使这些人盗墓得逞。

王庆施还说:听老辈人相传,当年程提督灵柩运来,由淮入淝,自上岸到山上,由于寿材巨大沉重,沿途开路修桥,他颍州老家来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银子。解放后还有人见过东沟专修的石桥和石碑,后来桥被拆毁烧窑了,碑也被当成石料碎了。

至此,程文炳墓地寻访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的遗址照片,提取了棺木寿材样品。虽然未见到墓碑铭文,但考之于“三口寿棺同时出土”,和这里群众近百年来的口口传承,特别是老乡长同村民亲见过的墓冢的事实,均与1936年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卷二所记“合墓于寿州白鹤山”完全一致。所以通过此次考察,可以认定程文炳(及其妻吕氏、妾宋氏)墓葬地就在今日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白鹤山。

两点充满希望的“存疑”:

关于墓碑。此次访查的整个过程中,尚未有人提及墓前石碑的去向问题。抗日时期,由于淮南有大通煤矿,日军为掠夺煤炭资源,最早进入淮南,致使此处沦陷八年。他们极有可能毁损抗日将领程文炳的墓碑,或许散落山野之间。又有老乡长王新民“华表、柱石”之说,都包含着在进一步清理时,可能找到“铭文”碑石、柱石的可能。

二、现今所见墓冢坟头,仍然很为高大;未知掩埋深处,未必不会遗留盗墓者不感兴趣的残石残片,即使墓内棺廓周壁之上,也完全有可能发现文字以及具有程文炳信息的遗物。

所以,说希望在于进一步认真细致的清理之中。恰巧,我们写完这篇访记之末,在2008年10月23日《新安晚报》上,蓦然看到《身后漂流112年,刘铭传终将在家乡入土》的消息,马上联想到程文炳客葬白鹤山也近百年,也希望他的子孙传人在省及淮南、阜阳两市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下,能使其也仿效他的淮军“战友”刘铭传那样魂归故里,在“家乡入土”。倘能如此,岂不是一桩功德无量之事?!

程氏父子史实记事匡正(2008-12-0516:32:57)

标签:谥号长江水师提督捻子程文炳阜阳文化分类:程文炳研究

程氏父子是指阜阳程文炳及其子程恩普等。

程恩普,名锡章,字稚周,程文炳四子。自幼好百家言,尤酷爱兵书,颇具乃父遗风。20岁入安徽武备陆军学堂,后赴日留学,进东京同文书院。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清宣统二年(1910),孙中山亲授图记,嘱回国后组织革命团体,准备起义。恩普返回颍州,组建安仁会,并利用其父程任长江水师提督之便,在水师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颍州在恩普领导下,举行起义,宣布独立。同年,他就任淮北国民军司令,驻防阜阳。民国二年(1913),湖口战起,国民军讨袁受挫,恩普保护了一大批皖籍革命党人。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恩普愤甚,卖地5万元,在上海成立淮北讨袁办事处,为此家产荡尽。国民党中央欲行资助,恩普婉言谢绝。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恩普坚主抗日,收复失地,因忧愤患病,民国32年(1943)逝世于上海。

程氏父子二人,一是名震疆场,久历戎旃的清末大吏;一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元老、安徽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近代中国及安徽的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阜阳程氏家族及程氏父子的研究,解放以来国内几成空白。即便在阜阳文史界,多年以来对这位乡贤及其后人经历的关注也仅限于简单记事,而且语焉多有不详,讹误之处颇多,记事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程文炳的生卒年月、谥号及出生殡葬之地诸问题。

据1978年新编《阜阳县志·历史人物·程文炳》记载:“程文炳(183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人”。又据1999年3月阜阳市政协文史委编写的阜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阜阳古今名人·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描述:“程文炳(1883--1910年),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翻阅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阜阳卷·历史人物·程文炳》“程文炳(1883--1910),字从周,谥号壮勤今,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

很明显,三处记载程文炳的生卒年月均相同;出生地点都说是清末阜阳人或今颍东区枣庄镇人,死后殡葬何处只字未提;谥号“壮勤今”的“今”字明显系“公”字之误。

关于程文炳的生卒年月。据《清史稿·程文炳传》记载:公“宣统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由此上溯77年,程文炳当生于公元1833年即清朝道光十三年。上述资料也都一致记载程文炳出生于1833年。然由其五个儿子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程垚章、程恩普并长孙程传镳“泣血稽类谨述”编撰的《程文炳事略》中却有明确记载:“公生于道光甲午年四月十三日己时,卒于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时,享寿七十有七。”查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第1版《中国历史纪年表》第59页,清道光甲午年(即清道光十四年)为公元1834年,四月十三日己时换算成阳历为5月21日6时。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时,即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时,如果按周岁计算,程文炳享年76周岁。但封建社会老人去世,生卒年份顾及首尾,均以虚岁计龄,故《程文炳事略》记载“(公)享寿七十有七”。即便是在今天,虚实之分依然是城乡社会认定年龄大小的一个共识。因此,程文炳生于公元1834年5月21日6时,卒于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时,享年77岁,当以《事略》为准。

关于程文炳的谥号。何谓谥号?按《辞海》解释:谥号,就是封建时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周礼·春官·大史》:“小丧赐谥”。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周逸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程文炳的谥号,按《清史稿·程文炳传》:“谥壮勤”。而非“壮勤公”。《程文炳事略》中,他的儿孙只所以在行文中称他为“先大父壮勤公”,是出于晚辈对先人的尊重,为尊称。犹如后人称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一样,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廷议时,朝臣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赐欧阳修谥号“文忠”。称欧阳文忠公,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同样,程文炳的谥号,也是在他死后朝廷依照其生前事迹给他评定的一个称号。程文炳身躯高大,伟岸强壮,一生从戎,“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鹧鸪天》)按谥法:“客体盛大曰壮”;(孔颖达语)加之他勤王出力,护驾京师,为朝廷立了大功,按谥法:“不惜出力曰勤”。因此,朝廷赐予他“壮勤”之谥号,形象而准确地概括、评价了他的一生。之所以出现程文炳“谥号壮勤公、壮勤今”之类的低级错误,一是历史知识不够普及,研究不够深入所至;同时也可能是编写者一时粗心大意,校对者误“今”为“公”。希望当地的文史爱好者今后做学问更谨慎、更扎实一些。

关于程文炳的出生及殡葬之地。

在能看到的资料中,都说程文炳是“安徽阜阳人”。(《清史稿·程文炳传》)“清末阜阳县人”。(《阜阳县志·历史人物·程文炳》)“清末阜阳县(今颍东区枣庄镇)人”。(《阜阳古今名人·程文炳》)甚至,阜阳民间还流传说程文炳是颍东区袁寨人,根据是程文炳宅院就坐落在袁寨集东南,已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据笔者手头(目前阜阳所仅有的)2004年出自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件《程文炳事略》记载:程文炳十七、十八世先祖“自蒿县迁居颍之东柳沟村”,而程文炳“弱冠已被举为程家海子之圩长”。就是说程文炳老家为颍东柳沟村程家海子。这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关于程文炳出生地点的最具体、最明确、最权威的记载。

2008年8月22日,阜阳颍州晚报社记者张殿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现场随访,采写了一篇题为《颍东区枣庄发现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消息,刊登在颍州晚报2008年8月23日头版,引起我极大兴趣。五天后,即8月26日,在颍东区文化局局长赵海滨陪同下,笔者亲到枣庄后海实地查看了这块刻着“皇清诰封建威将军程三公讳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碑文的墓碑,只见墓碑右上侧写着“壬山丙向”,为葬墓的方位朝向,左下侧刻有“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显然,这是立碑的时间。碑文所有文字,与程文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记载完全相符。

据此,笔者可以得出结论:程文炳,清朝末年人,祖籍安徽阜阳,出生地为颍之东柳沟村程家海子,即今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

那么,柳沟村又是怎样演变成枣庄集枣庄镇的呢?据黑龙江省漠河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张方韬(枣庄人)的调查和研究,枣庄集在明代就称柳沟村,是一个古地名。清朝光绪年间。因新河的开挖,虽方便了交通和水利,却隔阻了区域和地理,为了方便人流物流和集市贸易,便把枣庄集迁移至柳沟村。一百多年后,时过境迁,柳沟村不复存在,而枣庄集市兴旺,遂成重镇,延续至今,成为中共颍东区枣庄镇党委、政府所在地。程家海子解放后由于人口增多,村庄扩大,遂分为前海子、后海子。2006年行政村区划调整,合村后前后海子归属现枣庄镇童庄行政村管辖。

皖北有句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程文炳从军剿捻,发迹于残酷的军事攻伐之中,尽管在处理捻军残部时,他敢于谏言,坚持不滥杀无辜,保护了不少乡人;又于光绪四年(1878)在颍州、亳州、寿州、六安、宿州及颍上、涡阳、蒙城等地赈济灾民,但他内心对战争的反省一直十分强烈。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也可能是他死后不回阜阳原籍安葬的一个重要内因。

关于程文炳的墓葬,笔者在《颍东程氏支谱》卷2中,见有如下记载:“(公)妻吕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寿州白鹤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寿州白鹤山。吕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详。”由此可见,程文炳一生一妻两妾,原配吕氏“合墓”在寿州白鹤山,与谁“合墓”,显然是与其夫程文炳合墓,连妾宋淑人死后也葬在程文炳身边,这符合封建礼葬制度。至于小妾吕宜人,由于年龄尚轻,程文炳死后何去何从?不涉主旨。

考寿州白鹤山。寿州即今安徽寿县,白鹤山在哪?从2005年开始,颍东文化局赵海滨、王亚军两位同志就苦苦寻找,曾多次电话询问寿县和凤台县文化局亦无下落。因解放以后寿县和凤台有过几次区划调整,历史上的寿州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划概念,白鹤山坐落在什么境内,叫什么名字……看来,只能通过正在进行的全国第三次文物大普查来渐次查清。

不过,笔者还采录过一个悲壮的传说:程文炳一生共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赴日本留学,对日本可谓了解很深。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军人,程文炳力主抗战,而且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共同提出对日“持久”作战思想,坚决反对议和。由于战事日紧,“召趣赴京”,朝廷为防不测,将程文炳重兵调防张家湾,拱卫京师,成为日本人的一颗眼中钉。《马关条约》签订后,程文炳上《请重订和议折》,表示宁“粉身碎骨,一死以报国家”。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军侦得程文炳墓葬寿州白鹤山,便派飞机轰炸,以至于墓葬炸飞,墓园被毁,守墓人从此不知去向。

关于程恩普的卒年及在程氏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诸问题。

1978年新编《阜阳县志·人物·程恩普》记载:“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1999年阜阳市政协文史委编《阜阳古今名人·程雅周传》:“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第六子。……‘9·18’事变后,国难日深,恩普忧愤交加,疾病日重,于民国33年(1944年)7月25日呕血逝世,时年61岁。”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阜阳卷·历史人物·程恩普》也同样重复着上述记载。

凡此种种,不实、舛误和相互矛盾之处有三:一是程恩普为程文炳“第六子”不确不实;二是“雅周”为“稚周”之误,又一处错别字,且标题不用传主名而用传主字号,似有文不对题之嫌;三是程恩普卒年有二,“1943”与“1944”前后矛盾。比较权威的由吴敬人主编、黄山书社1991年7月出版的《阜阳地区历史人物·程恩普》就回避了所谓的“排行”问题,其记载程恩普于“1943年逝世于上海”尚属准确。

关于程恩普的卒年。笔者曾就此事于2005年9月专门访问过程文炳的曾孙,现隐居苏州的程家纪先生。据程家纪说:爷爷程恩普博闻强记,刚毅而深沉。1943年病逝于上海,在上海公墓举行过隆重葬礼,数百人参加。同时在家乡阜阳城,当局也十分重视,专门在古楼中山纪念堂搭建灵棚,以示纪念。一连几天,人流不绝,数千人排队前往吊念,以缅怀这位颍州辛亥革命领导人、老前辈的丰功伟绩。为了表彰和悼念这位同盟会元老,蒋介石曾亲书手稿“耆德旧勋”寄往阜阳,并制成匾额悬挂在纪念堂灵棚前供人瞻仰。

关于程恩普的排行。我们知道,程文炳一生育有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她)们分别是:长程焕章;次女程某某;三程云章,字绍周,名恩培;四女程某某;五程垚章,字叔岐,字述宪;六程锡章,字稚周,名恩普;七程鑫章,字彬儒;八女程某某;九程鉴章,一名森章,字孝周。从九个孩子出生顺序看,程恩普排行第六,当无疑义。

关于程恩普排行第六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一说,就是在由程文炳长孙和五个儿子“泣血稽类谨述”的《诰授建威将军封光禄大夫先大父壮勤公事略》(即《程文炳事略》)结尾的签名中,顺序是:承重孙传镳;不孝孤子恩培、鑫章、森章;降服子垚章、恩普。

何谓“承重孙”?据《辞海·承重》条:承重,即承受丧祭和宗庙重任的意思。按封建宗法制度,本身及父都是嫡长(妻所生的长子)而父先死,在祖父母死亡时即作丧主,称承重孙。如果祖父及父都已死,在曾祖父母死亡时,就称为承重曾孙。都要服三年之丧。程文炳长子程焕章英年早逝,程焕章长子程传镳在其祖父程文炳死亡时作为丧主,鉴名第一,符合封建礼葬制度。

何谓“不孝孤子”?不孝为谦词,父母均亡曰孤。就是父母去世后子女的谦称。由此可知,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的母亲在程文炳之前去世(何年何月,暂不可考)。

何谓“降服子”?查《辞海·降服》条:降服,旧谓丧服降低一等。如子为父母应服三年之丧;其已出嗣(即过继)的,则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为一年之服,称降服子。由此可知,程垚章、程恩普都已出嗣,三子程垚章出嗣先叔祖程文炳弟程文斗(一名光);四子程恩普出嗣先伯祖程文炳长兄程文尉,与《颍东程氏支谱》卷二记载相符。

封建社会,名份非常重要,官宦之家更甚。在自己父亲的《事略》后签名,所有子女中,女儿们没有名份,不签;同时,也不见族谱记载;儿子之中,如有出继者,也要名列居后,且以长幼为序;长子死后,长孙代替,可见封建社会即使是在家庭,等级制度也很森严。正如《程文炳事略》记述其六个儿子时的顺序是:长焕章、次恩培、三垚章、四恩普、五鑫章、六森章。

行文至此,笔者基本可以认定:程恩普是程文炳的第六个孩子,第四个儿子。

关于翁同龢和对程氏父子的记载与疑问。

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受传统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咸丰六年(1856)二十七岁时春风得意,高中状元。同治四年(1865)三十六岁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二年(1876)四十七岁时,在敏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仕途经历,一帆风顺,两朝帝师,屡任学官,回翔于刑部、工部、户部衙门,更入值军机、总署,参与中枢决策。他忠于光绪,反对侵略,引荐康梁,支持变法,因而得罪于顽固派,为慈禧太后所不容。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六十九岁,而且维新刚刚开始,便被开缺回籍,驱逐出北京。维新运动失败后,他被追论罪责,“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后,在常熟虞山下结庐隐居。光绪三十年(1904)七十五岁时抑郁以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翁同龢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竞与程文炳父子有过密切交往。而且记载在他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五日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的九篇日记中。

其中,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记:“程从周提督(文炳)遣弁王泽郑(外委)持书问起居,答之。(给扇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六日记:“长江提督程文炳(从周)函来,送袍褂料两副、燕菜两匣、枣二匣、安息香四包,即作书复之(来人姓蒋,明日交之。)。从周之子恩培(号少周),户部司官,今浙江候补道,办理江苏五属掣销总局(另称世再侄)”。光绪二十九年(1903)元月初九日记:“已刻程少周观察(恩培)自苏扁舟来访(曾为户部司员,入海军衙门办电灯处差,旋办河南开矿,于己亥年以道员分发浙江,先办浙东督销,今办浙西五属督销事,驻苏州。)。长江提督程从周(行三)之长子也,谈至薄暮始去,幸笏在此周旋,否则惫矣(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子二,大十三,小二岁。)。”四月十八日记:“得程从舟(文炳)并其子少周(恩培)书,即各复讫,并致刘健之一函,托其转交”。五月十九日记:“夜风萧萧。集汉碑,为程绍周:克缵家声,决胜千里;广筹民利,不闭四门。《张迁》。上切乃翁程从周,下切现督销浙盐。”五月二十八日记:“已初程绍周(恩培)从苏州来,以嵌竹隶条四扇、日本白米四筒为馈,直谈至酉初乃去,即日至三里桥趁轮也(住葑门严街前,意欲为浙东盐出洋,于课税无亏,而私盐究可少数十百引。此人于各国情形皆熟,曾侦探日本,并娴工艺。)”(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上述六则日记,记述了程文炳、程恩培父子二人与翁同龢的交往。他们之间,不仅书信往来,而且馈赠物品,互有答谢,关系绝非一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记中记载了程氏父子的名号、出身简历和家庭内情,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程氏父子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料。然而也有一些疑点,提出商榷。

关于程文炳的字号和排行。程文炳,字从周。然而在翁同龢日记中,一作如是记载,同时又称“从舟(文炳)”。从周,源于孔子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监,视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论语集注》上卷二)由此可知,程文炳虽一生从戎,为职业军人,但“以家贫不能多得书常引以为憾”;半世征伐,看惯了刀光剑影,骨子里却“夫子美其文而从之”,崇尚周礼,希望天下太平,官民循规蹈矩,而世世平安,故不忘祖训,字号“从周”,是为一解。同时,古文字中,“周”“舟”不通假,文义和字理上没有相同和相通之处,这是迄今看到的关于程文炳字号的第二个称呼。至于为什么翁同龢称“从周”为“从舟”?“从周”典故他自然十分清楚;“从舟”之称也只能是书面随记而已矣!

翁同龢在日记中称程文炳(行三),显然是指程文炳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查《颍东程氏支谱》卷2:程文炳兄弟三人,兄程文尉,弟程文斗,程文炳排行第二。其父程兆麟,两个叔叔程兆麒、程兆贤。兆贤“乏嗣承祀子”,按封建宗法制度,程文炳出继给三叔程兆贤。由此可知,翁同龢此记有误。

关于程恩培的字号、排行、身世诸问题。翁同龢在日记中,称“从周之子恩培(号少周)”,又称“已初程绍周(恩培)从苏州来”,绍周、少周字号各不相同。其实,程恩培,名云章,字绍周,《颍东程氏支谱》卷2也如是记载。翁同龢称恩培号少周,自有他的道理。首先,绍、少意虽不同,而音相通;其次,少意为小,其父程文炳字从周,其于晚辈称少周、小周,是为得法;第三,翁同龢称程恩培号少周,还是一种爱称,亦是长辈对晚生的昵称。程文炳与翁同龢是同时代人,翁同龢称程恩培父亲为“乃翁”,又称程恩培为“世再侄”,不仅表达了对程文炳的尊重,而且透露出翁、程两家两代人之间的交往之密切。

翁同龢在日记里称:程少周,长江提督程从周之长子也,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此记有误。查《程文炳事略》及《颍东程氏支谱》卷2可知:少周兄弟为六人,少周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为从周次子。翁同龢之所以称少周为从周之长子,可能是因为少周之兄焕章此时已经去世,在现有的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一;然翁同龢称少周有兄弟四人,显然不确,就不知是笔误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了。

难能可贵的是,透过翁同龢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程氏父子特别是程氏兄弟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比如,翁同龢称少周“有兄弟四人,一在东洋,三在家”,可知此时(1902年)在日本留学的是程文炳三子程垚章,弥补了垚章留学日本时限之空缺。再比如,翁同龢在日记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少周的经历和家庭:曾在户部当过司员;又入海军衙门负责电灯处的差使;不久到河南开滦煤矿负责开矿业务;于己亥年(1899)被任命为浙江后补道,先负责浙东督销(盐务)工作,1903年负责浙西五属督销,驻苏州。此人通晓国际事务,并深入日本侦探其国情,而且娴熟工商事宜,是为不可多得之镌才。程少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三岁,小儿子两岁。程少周的简历、自身能力和家庭情况,一目了然。

特别是翁同龢对程氏父子的评价,可谓确当。他说程文炳:“克缵家声,决胜千里”;说程恩培:“广筹民利,不闭四门。”这两幅从汉《张迁》碑文上集下的名句,“上切乃翁程从周,下切现督销浙盐”,将程氏父子的画像,勾勒得维妙维肖,十分形象和逼真,是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遗产。

五、宅院

程文炳宅院位于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是清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所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20多年历史,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砖木结构,三院进落,清题建筑为两层楼房,门窗雕几何图案,变化丰富。左右回廊贯通前后院落,整个建筑群内,砖雕、木雕、石雕点缀得体,错落有致,技法精湛。

程文炳宅院原有房屋100多间,解放后被收归公有后一部分被改造成粮站,一部分改办幼儿园,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现保存完好的还有50余间。根据“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2004年4月颍东区人民政府将程文炳宅院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入部分资金,将幼儿园搬迁出程宅。堂楼现存的北宅为传统的四合院,正房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东西两面的厢房为平房,南面是门庭,由此门经南宅直通程家大院的跑马门楼,北宅及东西厢房的花窗经历百年风雨,依然完整精美,像这种具有江南风格的民居在皖西北是独有的。中方内部结构颍东区人民政府根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文物工作五纳入”的精神,按照守土有责的原则,对程文炳宅院进行了修善和全面测绘,并于2000年4月正式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确立了控制地带,为使这一具有典型风格古建筑完好地保护下来。2005年“程文炳宅院”被正式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宅院正在修复中。程文炳宅院修缮:程文炳宅院位于颍东区袁寨镇西头,距今有120多年历史。宅院占地面积67000m2,是阜阳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具有江南风格的古建设筑群。该宅院整体修复工程计划投资350万元,一期工程投资75.5万元,即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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