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惕（1880～1971.11） ，字夷午、彝午，号炎午。汉族，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今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棠兴村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武昌起义后历任新军旅长、军长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判刑，获释后任湘军师长、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赵恒惕主持了亚洲第一个省宪运动，制定湖南省宪法、推动民选省议会和民选省长，赵恒惕作为省长，自己主持制定省宪限制省长权力，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文名：赵恒惕

别名：夷午（字）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

出生日期：1880

逝世日期：1971.11

职业：上将、湖南军政首领

毕业院校：日本士官学校炮科

信仰：佛教

主要成就：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总统资政

性别：男

赵恒惕，举人出身，湖南军政首领、中国首任民选省长，字夷午、彝五，号炎午。1880年1月11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生。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

赵恒惕，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衡阳市衡山县）。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9年回国后，蔡锷邀他去广西陆军督练新军。1911年任广西新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任为左翼军司令，率湘桂联军参加湘军援粤。

1912年，被临时国民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委任为第十六旅旅长，孙中山下野后赴北京，被袁世凯逮捕下狱。1915年被蔡锷保释出狱，返回湖南。次年任湖南第一师师长，旋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1920年4月，被广东军政府任为湘军总司令，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发表“联省自治”主张，组织省宪法规定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宪法起草后，另组宪法审查委员会，将宪草加以审查修正；最后公诸全省人民，由人民投票通过省宪，他也被选为湖南省省长。1922年公布《湖南省宪法》，任湖南省省长。支持晏阳初来湖南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曽镇压工农运动，杀害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

1926年，因反对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军入湘作战，被唐生智逼迫下台，隐居上海10年，学佛诵经。同情十九路军上海抗战。1939年回湖南任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1945年后，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1946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晚年从事佛教活动，曾任台湾佛教会会长。

1880年1月11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出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衡阳市衡山县）。

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

1909年回国，随蔡锷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辛亥革命爆发，率新军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旋率部北上，驰援武汉，任左翼军司令，驻孝感，与南下之清军对峙。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16旅旅长，返湘协助湖南都督谭延闿整编的军队。

二次革命起，率师攻鄂，旋被袁世凯派遣入湘的汤芗铭俘获，押解入京判刑10年。

1915年经蔡锷等具保，获释出狱。次年，回湖南，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嗣后代督军，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

1920年11月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任省长，倡议联省自治，创制省宪，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结甚紧。

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春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赵恒惕倚重的衡阳市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急剧扩张自己的军力。

1921年1月25日，取消省政府所组“制宪筹备处”，成立“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

1921年9月9日，《湖南省宪法》等六个法律草案全部审查通过

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

1922年1月7日，竞选活动。3月30日选举结束，最终全省75县选出议员163人。5月1日，湖南第一届省议会自行集会，选举林支宇为议长，孔昭绶、雷震寰为副议长。

1922年9月10日选举，出席投票者2593人，赵恒惕得赞成票1581张，当选为省长。

1922年12月，赵恒惕先通电解除总司令职，次日再就任省长。

1923年5月，赵恒惕批准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商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成立湖南大学。

1925年3月，赵恒惕决定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赵恒惕召开军政会议，准备精简军队、整饬吏治、统一财政。

1926年2月1日，湖南大学正式成立。

1926春天，衡阳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为了避免湖南再起内战，他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抗战胜利后为省参议会主席。

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在台湾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

赵恒惕，上将，衡阳市衡山县人，字炎午。为继谭延闿崛起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

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赵恒惕在日本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恒惕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恒惕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袁世凯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由于黎元洪说情，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谭的铁杆近卫军。谭好景不长，二次督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赵恒惕虽然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赵恒惕后来倒谭的伏笔。

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靠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谭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被当选为湖南首任民选省长。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就是其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然后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赵恒惕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赵恒惕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赵恒惕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赵恒惕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军的后路！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衡阳等大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赵恒惕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赵恒惕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老赵恒惕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赵恒惕“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靠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衡阳，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赵恒惕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赵恒惕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赵恒惕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任国民政府“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湖南。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盛行一时的宪政思潮和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是最为突出的一省。不但颁布了《湖南省宪法》，而且开始了真正的宪政实践。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是关键人物。在任4年，坚守省宪，兴学修路，公选县长，励精图治，推动了湖南现代化的实质性进展。赵恒惕意志坚定，果敢强硬。与吴佩孚称兄道弟，但蒋介石始终对他礼遇有加。毛泽东早年更是称誉他为“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

一、赵恒惕组织制定《湖南省宪法》，经历起草、审查和公民复决三个阶段，程序合法严肃，开近代中国制宪先河。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公布之日，赵恒惕命人以黄纸书写宪法全文，张贴在一个特制的亭子中，由军警开道，用八人大轿抬着游行市街。还开放各个衙署，任人参观，“以示民主之意”。全省各机关团体和群众大庆三天。各地张灯结彩，宣传讲演省宪，并向全国各地发布通电宣言。湖南造币厂立即赶制了“湖南省宪成立纪念”的银币、铜币，以资纪念。《湖南省宪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式通过的省宪声名远播。

二、民主精神是《湖南省宪法》的主要特色，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体现了要求民主自由，自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愿望。

《湖南省宪法》分序言和正文13章，共141条，五大部分，即：人民之权利与义务；省之事权；省政府机关之组织及省政权之行使（省议会、省务院、立法等）；下级地方之组织；本法之修正与解释。

三、赵恒惕作为中国第一位依据省宪产生的“民选省长”，励精图治，促进了湖南早期现代化的发展。

赵恒惕上任后，努力实施省宪，促进了当时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赵恒惕作为中国第一自治省的省长，还是决定遵循民意，实行裁兵。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湖南军队10万，随后裁去5个混成旅。其次，恢复法院，建立独立于行政的司法体系。再次，澄清吏治，主持县长公开选拔考试。1925年3月，赵恒惕决定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经济方面，赵恒惕竭力整理财政，建成纺织厂，并兴修公路，拓宽城市街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现代化的发展。赵恒惕还重视高等学校的建设，主持建成湖南大学，并资助湘雅医学院。1923年5月，赵恒惕批准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商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成立湖南大学。1924年1月，在赵恒惕的督促下，时任教育司司长李剑农联合教育界，成立了湖南大学临时董事会，编制湖南大学计划书，但因经费拮据而暂告停顿。1926年2月1日湖南大学正式成立。国立湘雅医学院前身为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校合作创办的私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址初在长沙北门潮宗街，后在赵恒惕主持下，由政府拨款于北门外麻园岭购地建校，并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医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赵恒惕主政下的湖南教育，无论学校数、招生数，还是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质量与学科程度，都比以前大有改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私立教育、高等教育等更是丰富了湖南的教育事业，推进了湖南教育的现代化。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唐生智代赵恒惕就任湖南省代省长。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8月初，裁撤湖南省议会，持续六年的宪政自治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