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

中文名：郑超麟

国籍：中国

出生地：福建省漳平县

出生日期：1901年

逝世日期：1998年8月1日

享年：97岁

郑超麟，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与尹宽等人。1923年他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他的入党仪式。1924年7月，因中国革命形势开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派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在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1928年，赴福建整顿党务。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至19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多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选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抗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病，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由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动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郑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写了《回忆录》，写了《三人行》——一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又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传》。为了生活，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写了一本书《国家资本主义论》。在解放军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郑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被捕入狱。从此郑超麟经历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十一名幸免未死狱中的同志被恢复了自由。

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郑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协助一些历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此外他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虽然从1979年起他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还被指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视。近几年来他所著的回忆录虽曾获准以“内部发行”方式印行了两次，他翻译的一本小说《诸神复活》（俄国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D．Merezhkovs女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忆录》曾被班国瑞教授（Prof.G.Bentom）译成英语，由美国人文出版社（Humanitiepress）出版。德国的鲁道尔夫·西格尔（RudoeSegall）又由此书的英译稿译成德语，由德国法兰克福的LSP-verlog书店出版。以此让海外朋友能多少见到中国这位非凡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生平。妻子刘静贞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足半年后逝世。他们的儿子弗来，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郑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孙女照顾的。1998年8月1日病逝于上海，享年97岁。

《郑超麟回忆录》第七章，香港版《史事与回忆》（1998）

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罗曼史”，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CY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CY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儿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CY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罗亦农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CY（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CY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