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1871.12.8-1937.4.25），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首倡女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

中文名：唐群英

外文名：Tang Qunying

别名：字希陶，号恭懿

国籍：中国

出生地：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三吉堂

出生日期：1871年12月8日

逝世日期：1937年4月25日

职业：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诗人、报人

主要成就：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中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

荣誉：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百年女杰

年代：清末民初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一代双枪女将名震辛亥革命

1905年，唐群英积极促成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成中国同盟会，参与了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

1908年，唐群英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相继在湘乡、衡山、醴陵及赣西等地，宣传同盟会的宗旨，策划武装起义。

1910年6月，唐群英赴日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清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

1911年10月10日，唐群英与张竹君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完成武昌起义大业。

1911年秋，唐群英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创建了“女子后援会”；募集粮饷军资送往前线；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

1911年11月初，唐群英率领400名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助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11月下旬，女子北伐队奉命于玄武门助攻；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群英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杀死守门清兵，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攻陷城门，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争取男女平等开创妇运先河

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力平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会后，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人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首倡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终于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

致力女子教育培养新型女性

从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十八年间，唐群英以极大的热情精力致力于普及女子教育，为争取女子参政权作长期打算。她单独或与友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了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所学校，其办学热情之高，办校数量之多，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堪称首屈一指。为筹措办学经费，她除了争取官费补贴，动员社会贤达捐助之外，还变卖了自己大部分家产以应所需。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都从当时斗争的实际出发，唤起女界觉醒。她痛斥“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谬论，她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女权启蒙教育结合起来。她们争女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自己争得与男人等同的地位，并将此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自立联系起来。

1926年衡山掀起农民运动时，她又支持原红茶亭女校和当时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们和其他妇女一起“闹祠堂”，以实际行动为争取女权而斗争，培育出了一批批有觉悟、有知识、有本领、精神独立、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

尽管后来同盟会筹备大会签字的档案材料丢失，早期公开见于记载的回忆与会人员名单里没有唐群英，但唐群英晚年却向后人回忆了这段历史，只是到近年才见记载。而另一同盟会早期女会员何香凝回忆自己是在8月7日加入同盟会，被多位史家认为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提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应该是唐群英，当代衡阳学者盛明明提出，唐群英非但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还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因为她参与了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出于私心并迎合封建势力的需要，取消了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一再上书参议院，阐明男女平等大义，明确提出“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可是，当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竟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女界愤慨万分，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正开会，唐群英、张汉英率领一群女豪杰涌入议事厅，要求参政权。对此，当年《时报》有如下报道：

十九日南京参政同盟会唐群英女士等三十余人，以武装的状态入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声势甚为抗敌。参议院数十人均手足无措。旋告以现在约法案系暂定，俟政府整理完全时，当局再议之，百方慰劝，诸女子始敛威以去。

二十日下午，唐群英等诸女士又往参议院，该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

二十一日早九时，女子同盟会唐群英仍偕女同志等至参议院，该院落已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女士等亲至总统府谒见孙总统，备诉该院派兵阻止之事，谓该院用兵驻守，女同志等亦必请派兵保护女士等入院；并力邀孙总统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孙总统允代向该议院斡旋，当即令女公子前往。……该院允许由女子同盟会再具一呈后，即将约法提议。

这个时候，广东、湖北、淅江等地方性的女子参政活动也十分热烈，广东女子的参政要求因为得到了男性当权者——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的支持，临时议会通过议决“许女子以参政权利，与之代议士员额十名，由女界自行举出”。后来，因为受到《临时约法》的影响，在正式公布省议员选举法时女子的参政权又被取消。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简洁而不失隆重，但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也就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却令人意外地迟到了。这真不能怪他们，都是一群女人闹的。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邀约他一起去参加大典。没想到刚要出发，就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剑，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好说歹说，纠缠了许久，女兵们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喝叱道：“大总统今日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快去总统府，高呼万岁！”听得他如此说，林宗雪冷笑几声，转身率队离开，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

到了地方一看，就职典礼已经完成，现场早就人去楼空。好不容易找到秘书长胡汉民，见面便询问为何来迟，两人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宋教仁余怒未消，愤然说道：“她向我要求参政权，岂不好笑！”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龙公馆不比这处快活得多么？”三个男人相视大笑，握手称贺，共祝革命大业成功。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既压制又安抚的态度。当得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希望唐绍仪能够阻止她们进京请愿，“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尽管如此，袁世凯对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采取了高调安抚的态度。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人，都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女性顾问。

相比之下，革命党内部反而表现出更加顽固僵化的男权倾向。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地下秘密会党组织改组成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在宋教仁、张继等人的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组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他们为了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向其他党派表示妥协，主动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此举引起同盟会内一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人再到会场，“怒目戟手，势甚汹汹”，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此议当场交付大会表决，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赞成而没有通过。孙中山在演说中专门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场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上述文字出自国民党系统的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在上海《申报》8月31日的新闻报道《二十五日之湖广馆》中，另有这样的介绍文字：“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为“誓以死力”达到此目的，1912年10月22日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王昌国等为协理。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群英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唐群英的祖父唐安享，生有六子，个个都显赫一时。

她的大伯父允律，号嶰谷，例赠武功将军。

二伯父允得，号简峰，官至同知直隶州知州，例授奉政大夫。

三伯父允徽，号虞臣，拔补千总，后战死，年仅31岁。

四伯父允征，号莘甫，咸丰年间，在行营效力，官至提督，赏换花翎，并赏给“靖勇巴图鲁”称号，例授建威将军。

六叔父允从，字绍先，赏戴蓝翎，补用干总。

唐群英的父亲唐星照，清朝武官，官至提督，册名允微，号少垣。知书达礼，聪颖强健。青年时投笔从戎，勇谋俱备。咸丰年间，因功升提督，赏换花翎，因军功而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简放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

唐群英兄妹六人，兄名维藩，历官上津通判，湖南南路安抚使，东安、道县、浏阳等县知事。长姐名希孟，二姐名希范，妹妹名希欧。弟名乾一，号坤成，别名子虚子，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官至民国临时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按大房排，群英居第八，故被乡人称为八姑奶奶。后来因其不逊须眉，成为女界领袖，被族人视为光荣，破例将她的名字和事迹载入族谱，并征得她胞弟乾一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次子遂九，过继给她做了嗣子，故人们又称她为“八公公”或“八先生”。按同胞兄妹排，她实居第四，所以也有人称她“四小姐”、“四姑奶”。

唐群英故居位于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现仅存是吾家书屋。是吾家书屋是唐群英祖居“三吉堂”中建设最早的，也是现仅存的部分建筑。最初为唐群英之父唐星照的住宅。“三吉堂”改建后改为书屋，曰“是吾家”，意为是我最初的家。这里是唐群英青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晚年则居此整理诗文，著有《吟香阁诗草》四卷。

唐群英自幼在“是吾家”启蒙并度过青少年时代，夫亡大归后又在此博览群书，接受新潮思想，晚年在此继续倡导妇女解放，从事女子教育事业。“是吾家”与唐群英的一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唐群英故居

2011年12月8日，纪念唐群英诞辰140周年活动暨唐群英铜像揭幕仪式在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唐群英故居举行。中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衡阳市政协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主委刘晓，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邓焕生，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衡阳市副市长等领导、专家学者、唐群英亲属代表等出席。

2014年2月12日，长篇人物传记《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在衡阳市委宣传部会议室举行首发仪式，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余字，作者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刘静，唐群英嫡长孙唐存正。

唐群英及其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被赞誉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上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称其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英雄人物”，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

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8位中华百年女杰，唐群英位列第四。

1997年，为纪念唐群英逝世60周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自台湾寄赠条幅“女权斗士”。

她不仅是“辛亥革命功臣”（周铁农语），“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孙中山语），而且是一位“辛亥革命妇女中很突出的代表人物”（黄启璪），为“争取参政”的一位“很知名”的“英雄”（邓颖超语），颇具影响的女报人、女子教育家和“南社”著名女诗人（陈立夫语），更是高举妇女解放运动大旗的“一代女魂”（康克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