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个人资料简介_袁昌英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袁昌英（1894-1973），女，作家、教育家，湖南省醴陵人。1916、1926年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戏剧有《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等，散文有《巴黎的一夜》、《琳梦湖上》等，代表作《游新都后的感想》等被选入高中课本；出版《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著作；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加入民盟；次年划为右派，后又被判反革命，交街道监督劳动，75岁时被遣送回醴陵乡下，三年后去世；1979年获平反昭雪。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袁昌英

别名：字兰子、兰紫，笔名杨袁昌英等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醴陵

出生日期：1894.10.11

逝世日期：1973.4.28

职业：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

主要成就：“珞珈三女杰”之一 “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 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

代表作品：《法国文学史》《山居散墨》《行年四十》、《孔雀东南飞》等

三、人物简介

袁昌英，字兰子、兰紫，笔名杨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湖南醴陵人。

1894年10月11日（农历甲午年九月十三日）出生；

1902-1905年，在醴陵乡下私塾读书；

1905-1909年，在江西萍乡正本女校读书；

1911-1912年，在长沙遵道女校读书，兼任培德小学教员；

1912-1914年，随父亲袁家普到北京、云南，居家延师学英文；

1914-1916年，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

1916年留学英国，初进伦敦BlackHeathHighSchool，次年升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192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与长其十岁的杨端六结婚。

1922年，由王世杰、周鲠生介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英国小说及散文。

1924年，转至上海澄衷中学教英文。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两年后，经刘秉麟介绍，在胡适主校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及散文。

1929年，开始执教于武汉大学，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法国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

1945年，在顾如的引荐下，被聘为三青团一届中央评议员。1948年，被武汉大学推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后，曾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2年，右派帽子被摘除；

1970年，被当作“五类分子”遣送原籍；

1973年4月28日，离开人世。

1979年被平反昭雪；

1984年，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对其右派问题重新复查后，去掉原改正结论中所留的“尾巴”。

四、人物生平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年），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乃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北京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

袁昌英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启蒙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

杨端六（1885—1966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1921年7月袁昌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上海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杨端六的总角之交、留英国际法博士周鲠生（一说在北京，证婚人是吴稚晖）。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

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3岁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杨杏佛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三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在长沙应毛泽东之邀在第一师范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的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也于1920年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是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他们相识于20年代初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被誉为珞珈三杰。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所聘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法文和“中英翻译”等七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她向学生传授三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夏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但她照样坚持上课。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她则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称来称去；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持批评态度。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大家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

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

在战前，袁昌英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战时，当生活困难，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她坚持完成了二十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学生后来颇有成就，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大法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

附提一则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的私谊较厚。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以小说体裁写了《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几年后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并收入1937年商务版的《山居散墨》文集。研究者一致推测“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实为“解放足”）时那种不安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这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的臆测。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那时袁昌英与杨端六已订婚，并在几个月后于上海结婚。

斗转星移。“三杰”中的凌叔华1947年随丈夫陈源的出使国外而定居伦敦；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间断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他当官也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杨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为前提条件，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解放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继续在武大执教，同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女儿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杨弘远终于做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文革”开始后更与母亲彻底地断绝了一切关系。

杨端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于1966年9月5日病逝。他比袁昌英少受了七年的“文革”劫难，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是时，袁昌英已75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干校，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及其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胡画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由分说，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林彪“第一号令”发布后，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要离开武汉。身处“五七”干校的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乡间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份子”，把她看作是远道归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榜上有名，所以不时被通知去参加“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

袁昌英和杨端六治学几十年的书籍，大部分都捐给了武大图书馆。她到乡下，带着剩余的中外文书，一心想重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可是她身心疲惫之极，实在力不从心了。

她还热情地帮助下乡知青学英文，使她考上了大学。她用女儿按月寄来的20元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八分钱一包，自用；一是“珞珈山”牌，二角一包，待客。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烟，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二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

初下乡时袁昌英身体尚好，有时拄着拐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人聊天。可物是人非，每每忆及往昔，再思现状，湖北的珞珈山、四川的乐山、湖南的骆家山，这些“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令她兴奋，令她悲哀，令她无奈。

袁昌英为她晚年居骆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园”。那恐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园。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这只由爱丁堡振翅的孔雀，在历经79个春秋之后，在故园骆家坳蜕变为一黄土。

袁昌英逝世后，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部手扶拖拉机，以谢乡情。

孔雀毕竟是珍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被遗弃或遗忘总是暂时的。

1978年末《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向袁昌英发函，云该辞书要为她立辞条，请她提供资料。殊不知袁昌英墓木早拱，青草萋萋，她告别人世已经5年了！

她逝世6年后，1979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白纸黑字冷冰冰地称：“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仅以“不当”两个字，就轻轻地为20年的不白之冤画上了句号。武大党组织也对她的右派问题作了改正。然而为武大奉献了一生的袁昌英和杨端六，却没有举行过追悼会。

倒是外国人没有忘记袁昌英，早在1976年美国作家CatherineLee就研究袁昌英的剧本《孔雀东南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女作家》文集，收有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全剧。挪威奥斯陆大学伊丽莎白·艾德女士，为研究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专门到北京访问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

老学生们没有忘记袁昌英。袁昌英逝世20周年，她的年近古稀的老学生们结伴到醴陵乡下为她扫墓，以谢师恩。

1983年6月，胡乔木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关编选人员谈话时说，像“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不能忽视的。”随之，该书第十五集收录了《孔雀东南飞》全文。袁昌英的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作品选》、《袁昌英散文作品选》等随后也相继出版。1989年，湖南电视台播出的《我说潇湘女》节目中，有专节介绍袁昌英……

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为袁昌英出了专辑《飞回的孔雀——袁昌英》。袁昌英与她的老友苏雪林、凌叔华的名字必将被镌刻在新版的中国文学史上。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风流。”

五、代表作

袁昌英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有《法国文学史》（专著）、《山居散墨》（散文集）、《行年四十》（散文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剧作集）、《饮马长城窟》（五幕剧）、《玛婷：痛苦的灵魂》（译剧）等行世。

尽管其著译量不大，但她在法国文学研究、戏剧理论、散文创作、戏剧创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

王哲甫说：“她的戏剧虽然就只有这一集（按：指《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已使她在文坛上占了一个相当的地位。”（《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9月版）

沈从文称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上海《大公报·文艺》1946年7月30日第43期）

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不应该忽视袁昌英的文学地位和学术成就。

六、人物著作

比较知名的有：

法兰西文学（论文）1929，商务

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剧本）1930，商务

山居散墨（散文集）1937，商务

饮马长城窟（剧本）1939（出版单位不详）

春雷之夜（剧本）（出版年代及单位不详）

行年四十（散文集）1945，商务

（统计由于不够详尽，未能全部列出）

七、名篇赏析

游新都后的感想

这股南风的来势，真不可挡！竟把我吹送到新都去住了几天。在拜访亲友以及酬酢清谈之外，我还捉住了些时间去游览新旧名胜。秦淮河畔仍是些清瘦的垂杨与泣柳，在那里相对凄然，仿佛怨诉春风的多事，暗示生命的悲凉。那些黑瘪枯蒿的船只也仍然在那里执行它们存在的使命。臭污混浊的煤炭水自然也还是孜孜流着。只有人─—万物之灵的人─—却另呈一番新气象。肩章灿烂的兵将，西服或长衫的先生，旗袍或短装的妇女，都在那里生气勃勃地喜气洋洋地追扑着小巧伶俐、时而逃避、时而在握的快乐神。他们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龙井的清香、花雕的芳馥、言语的热烘、野草的青嫩、桃李的芳艳、功名事业的陶醉。那自然！人生是这些事，这些事就是人生！

鸡鸣寺前也一样的有两种气象：硕大宏敞的玄武湖满披着蔓延无忌的苇芦及浮萍，表露一种深沉忍毅的闷态，似乎在埋怨始造它的人的没出息，生出不肖的子孙来，让它这样老耄龙钟的身体感受荆芦野棘的欺凌；前面的丛山峻岭也是沉毅不可亲近的在那里咬住牙根硬受着自己裸体暴露的羞辱。只有茶楼上的人却欢天喜地在那里剥瓜子、饮清茶、吞汤面─—高谈阔论，嬉笑诙谐，俨然天地间的主宰是他门做定了的。

走上伟大雄壮的台城，我们的视野却顿然更变了形象。这里有的是寂寞！是荒凉！是壮观！人们许是畏忌梁武帝的幽魂来缠绕的缘故吧，都不肯来与这夺魄惊心的古城相接近。然而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更在何处这样块然流露在宇宙之间呢？喔！我们的脚踏着的是什么？岂不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无数量的砖石所砌成的城墙吗？试问这砖石那一块不是人的汗血造成的？试问这绵延不断。

横亘于天地间的大城，那一寸那一步，不是人的精血堆成的？脚、轻点放步吧，我们祖宗的血汗，你应当尊敬爱惜些。心，你只管震颤，将你激昂慷慨的节奏，来鼓醒，来追和千百年中曾在这里剧烈动颤过的心的节奏。性灵，至少在这一瞬之中，你应当与你已往的千万同胞共祝一觞不朽的生命。他们已经染指过了他们瞬息中生存的甘苦。你现在正在咀嚼着─—苦吗？甜吗？我那里敢代你说出来。你是最害羞、最胆怯、最不肯将你的真实暴露给人的。我如果替你说出来，你一定要老羞成怒的对付我呵！─—你以后更有继承者。继承者之后再又有继承者。在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时间中，你们各个的生命虽然明日黄花，然而合起来在这伟迹上及其他不朽的事业上你们都可得着共同的永生！清风是美酒，白光是金杯，只管尽量的多饮几杯！

对着古迹，我有的是追慕、怀忆、神驰。对着新名胜，许是与我更接近的缘故，我的情绪与精神就完全两样了。欣赏之中总不免批评神的闯入。新名胜之中，自然首推中山陵墓。因为急欲一面的情热，我和朋友竟不避新雨后泞烂的道路，驱着车，去尽兴的拜赏了一番。数里之遥，在车上，我们就眺见了前面山腰上块然几道白光在发耀，恍若浪山苍翠中忽然涌出一般白涛，皖洁辉煌的。以位置而论，中山墓自然较明孝陵高些。然而就一路上去的气魄而言，我却不敢说前者比后者雄壮些。孝陵的大处，令人精神惊撼处就是一路上排列的那些翁仲、石象、石马。在它们肃然看守之中，我们经过时，自然而然的感觉一种神秘、一种浩然的气魄。向中山墓驱进之时，我们的精神并没有感着偌大的摇撼。许是正路还未竣工，我们所经过的是侧路吧，但是一到了墓前的石阶上，往下眺望时，我们才领略了它这一望千里无涯的壮观！

这个位置才真不愧代表孙先生的伟大人格、宏远意志、硕壮魄力。然而我们觉得仍然好中不足。假如这全国人所尊敬的国父的墓能建筑在更高的地点或索性在山岭上，一目无涯的望下来，那岂不更能代表他那将全人类一视同仁的气魄吗？间接的岂不更能代表我们这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吗？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常是在它的纪念胜迹上面看得出来。在这上面多花几百万银钱确是值得的事！这建筑的本身虽然也有优点─—如材料的良美之类─—但是在形式上讲起来，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国父墓。石阶太狭，趋势太陡，祭堂也不够宽宏巍峨，墓与祭堂连在一块更减少不少的气魄。我们觉得正墓如果再上一层，中间隔离一层敞地，看上去，一定更雄伟些。然而这不过是私人的评断与理想。将来这个纪念胜迹完全竣工之后，我们希望它给与人的印象要比我们这次所得的要深刻、要动人些。在这形象粗定之时，我们自然看不出它的全壁的优美。

男女金陵大学及江苏大学自然亦是新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同一城池内参观而比较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大学，觉得十分有趣，十分有益，因为它们就是西洋民族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一个巧小精干，实事求是；一个好高务远，气魄浩然。先就建筑而论，女子金陵大学的中西合璧式的构造，立在绿叶浓荫的花园茂林中真是巍然一座宫殿，俨然一所世外桃源的仙居，它的外貌的形式美；是它那红、黑、灰各种颜色的配合的得法；是它那支干的匀称，位置的合宜；是它那中国曲线建筑的飘逸潇洒的气质战胜了西洋直线的笨重气概。男金陵大学则大大不然。它的建筑的原则是与女子金陵大学一个样：采用中西合璧的办法；然而成绩却两造极端。女子金陵大学给我们一种惟美的、静肃的、逸致的印象。男金陵大学，却令人看了不禁要发笑，一种不舒服、不自然的情绪冲挤到心上来。我起初还是莫解其故，及至立住足、凝神的看了个究竟，才释然而悟。呵！我捉住了它的所以然了。这里不是明明白白站着一个着西服的西洋男子，头上却戴上一顶中国式的青缎瓜皮小帽吗？一点儿不错，它令人好笑的是它那帽子与衣服格格不相入的样子。

中西建筑合壁办法：用在女子金陵大学上面则高尚自然，别致幽雅，在男子金陵大学上则发生这种奇离的印象，是亦幸与不幸，工与不工之分而已呵！至于江苏大学，形势虽然浩大，地盘虽然宽阔，屋宇虽然繁多，然而却讲不上建筑上综合的调和美。这里一栋红的、那里一栋白的、再那里又一栋灰的、黑的……这里是西洋式、那里是中国式，再那里又是不中、不西式……东边一座，西北边一座、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又一座……一言以蔽之曰零乱拉杂而已。中国人做事素来没有计划，只图远大的脾气，由此可以见其梗概了。中国土地广阔，人民繁多，然而政治纷歧，秩序荡然的情景，算是被这学府的外貌象征出来了。

三大学的外貌如此，内容却不敢妄加评断。不过就我们局外人的立足点看去，也可窥见许多殊异的地方。在女子金陵大学求学的人真是前世修来合该享受几年公主的生活。它的里面的设备与陈设的富丽，就是拿欧洲什么女子大学来比，也只有过而无不及的。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耿耿为怀的是：这一班青年女子习惯了这样华侈的生活，将来回到贫困的中国社会里面，怕不容易相安，还许反因教育而惹起一生的烦苦呢。再者教会的学校都有一种共同的缺点，就是它们教出来的学生多不适于中国社会的应用；它们注重洋文化，轻视国粹，它们好像国中之国，独自为政，不管学生所学的于她们将来对于本国社会的贡献，需要不需要，适用不适用，只顾贯注的将西洋货输到她们脑子内去。我们希望教会学校多与中国社会接洽，让学生去寻找她们对于社会切身的问题去问学，不必将我们好好的青年去造成一些纯西化的只会说外国话的女子。

男子金陵大学农科的成绩却真是斐然可观。三四年来对于森林农业的研究调查的具体成绩都历历可数：对于中国花草标本的收集已经有五千种、万余张之多，树木标本亦有三千种之普，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已有十七省了，考查后写成了的报告图书亦不下十余种。尚有什么测量淮河流域的图表！什么新发明的量水机，令人看了真不能不惊叹他们师生的努力。听说江苏大学的农科也办得极有精彩，极有成绩，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不能拿来与金陵比衡一下。男子金陵大学图书馆所存的中外图书共有十万零五千多本。这总算像个样子了！听说江苏大学还不到此数。这是我们盼望当局极力注意的事。假如这样一个硕大重要的学府还让师生感觉图书不足之苦，那真是不应该之至。学府大部分的生命应该维系在图书与仪器上面。没有它们，自然学也无从学，问也无从问的了。江苏大学自然科学院新近添置了许多机器与仪器。给以相当时期的恢复与预备，前程总当是无限量的。以气魄与可能性而论，江苏大学自然远过金陵。让我们翘趾仰望着它的未来的光荣吧。

旧名胜也好，新名胜也好，新文化也好，我都与你们暂时分别了。何时再来瞻仰你们的芳容，我却不敢预言的了。我又回到这尘埃满目，钱臭通衢的上海了。新都呵，你的油然嫩翠到处花香的美貌此刻仍在我心眼中闪灼着，嫣笑着！你有的是动人的古迹、新鲜的空气、明静的远山、荡漾的绿湖、欢喜的鸟声、缘得沁心的园地！这是何等令人怀慕呵！

八、人物评论

她在话剧创作方面有很好的功底和很高的创作水准，同时精通外文，博览中外群书，并可以化为己用，是一个知名的剧作家。

《孔雀东南飞》则是代表，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她的散文创作，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

她的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已达到与朱、俞并列的地步。

袁昌英还是一个热忱的爱国学人，抗日战争开始，她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

袁昌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翻译家，生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课余时间她写剧本、小说，散文，均有所成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袁昌英散文选集》，全集选的文章共有十三篇。文章虽然选的不多，但通读后，是能够了解袁昌英散文的写作特点。

她的散文大多以议论见长。如《关于莎乐美》、《论女子留学的必要》、《在法律上平等》等文章。这些散文没有地道的抒情风味，由于说理透彻，写作运用巧妙，加之语言活泼，读这类文章并不感到枯燥，有一种淋漓快畅的感受。《论女子留学的必要》一文中开头先说自己日思梦想出国留学为引题，于是她便从人类两性到社会文明需要的角度一一说开去，竭力举出事例来说明国家应该多送女子留学应给与男子并驾齐驱的好处。

袁昌英的观点虽然是以一个女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但她这种真诚的感情，是在抨击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分明深深系着对祖国前途的担忧与女同胞命运的深沉思索，这种爱祖国的高尚情怀是饱含深情的，是情透纸背的。文中对男女两性共存发展写得很精彩：“女子性情本是柔的，如果没有强健的感化力去激励她们，她们将成为一班畏蒽无用的人了。男子的性情意志本是刚强的，如果没有柔和的感化力去缓和他们的本性，他们就易流于蛮横不守法，或流于烦闷、抑郁、无生气。”这样的感悟，既有坚定，又有情怀，让我的心也跟着颤动。其实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男女两性共同支撑这个世界的。两性共存，缺一不可。倘若偏离一性，一个完整的文明和谐的社会能够前进发展吗？袁昌英这类散文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并存，确实令人深思叫绝。其实，袁昌英的议论说理有其独特一面，其广博的知识和心理的分析，字里行间时时充满了睿智。

如《行年四十》将人的心理素质和阅历以及四十前忙于建家立业忙于彼命，分析得十分透彻。“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说得露骨一点，在四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一大部分生活力都被那创造新生命的意识霸占了去，做它的工作，所以他的行动大半不能自主。”那么四十以后呢？她说：“经过生命力最后大挣扎的战争得到了平衡，于是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净澄澈，不波不兴，幽闲自在的接受天地宇宙间一切事物，而加以淡化的反映。一生有意义的生活才真正开始”。一问一答，有趣有理，贴切的感知使我真正领悟了人在四十刚刚是生命之花盛开的时节，同时又感受到时间是无比的珍贵，匆匆而过的时光给我留下难以挽回的感慨。阅读袁昌英的散文，我了解到袁昌英学识非常广博，知识面很宽，深情的文字里其旁征博引不掉“书袋”，信手写景具形象之美。

无论是以议论为主的《漫谈友谊》，还是游记体《游新洪都后的感想》都有写景抒情的精彩片段。“记得一个晚秋的午后，一轮偌大的金球斜挂在碧天如玉的迤西。我和一个女友坐在一片疏林下谈天，眼见着金球的一侧，屹然蜿蜒着一条金辉灿烂的万里长城，另一边则是峨山金顶美幻化的侧景，峥然嵘然而巍巍然；同时一股股有温渥又清新的金晖，如万里探照灯般，射过头上的枝叶，直透入我们愉快的心情。”（《漫谈友谊》）既写景，又抒情，把人与人的友谊之情渲染的温情温馨，与天地合二为一。《巴黎的一夜》、《再游新都的感想》、《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等游记见闻延续了袁昌英朴素纯美的文字风格，文中所见所闻所感，那行云流水般的笔触，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此类文章读来不嫌冗长，让人在饱览山川秀色之余，心灵得到了沉淀和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