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娟：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一支古老的歌》等。

中文名：茹志娟

别名：阿如 初旭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25年9月

逝世日期：1998年10月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

信仰：中国共产党

主要成就：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

代表作品：《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

茹志娟生于上海。3岁时亡母，幼年随祖母做手工活为生。11岁进上海私立普志小学读书，一年后辍学。1938年祖母逝世，曾被送入上海基督会所办的孤儿院。后经补习插班入浙江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当过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此时在《申报》副刊发表作品《生活》。1944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发表小说《一个女学生的遭遇》。先后任文工团组长、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创作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获南京军区55年文艺创作二等奖。1955年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出版小说集《关大妈》、《黎明前的故事》。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期），以细腻的笔触、清新的文风受到茅盾的赞赏，声誉鹊起。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出版了小说集《静静的产院》。“文革”中创作中断。1974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组工作。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1977年发表小说《出山》，重新开始创作。对历史现实进行反思，批判极左路线的作品《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是其“文革”后的代表作品，文风柔美中见刚强。《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历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还有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等，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集《惜花人已去》等。1998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

从孤儿院走出的茹志鹃对母爱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多少年后，当她成为中国杰出作家的时候，人们发现她的作品流淌出来的柔美情绪其实都可以用母爱来诠释。

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当她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败。3岁时，母亲因患白喉去世，接着父亲又抛下家眷不辞而别，幼小的茹志鹃只好跟着祖母奔走于沪杭两地，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在杭州，她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她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破旧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童年的遭遇使她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对父爱母爱的强烈呼唤冲击着她的心。

1936年11岁的茹志鹃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她就近水楼台在这个小学读了二年级。然而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情形危急，祖母又带着茹志鹃和四哥回到杭州，在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不久祖母一病不起，丢下未成年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茹志鹃失去了世界上惟一的亲情。

失去祖母的茹志鹃和四哥先是由三哥接济，然后又被迫来到上海自谋生路。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没完没了的祷告。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为了逃出虎口，她以“死”要挟院方放她出去，最后三哥赔偿妹妹在院里生活数月的膳宿费，领走了妹妹。

茹志鹃怀着一颗忧伤而又迷茫的心在上海街头彷徨，后来才在三哥的支持下入了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后来同学又介绍她入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茹志鹃的文化基础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

一年后，茹志鹃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她在庐隐作品中找到了那一直荡漾在内心的女性的温柔和母爱的细腻。这股激荡于胸的情愫弥漫到她后来的作品中，也强化了后来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她1958年发表的代表作《百合花》是典型的抒情心理风格的小说，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柔美、纤细，洋溢着深沉的女性气质，后来的《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剪辑错了的故事》、《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无不蕴含着像百合花一样迷离的女性的温存和冷俏。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在上海一家私立小学任教。1943年她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结束了无家可归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茹志鹃与剧作家王啸平结为伉俪，育有二女一子。多少年渴望和积淀的母亲的激情终于得到释放。做了母亲的茹志鹃是兴奋和骄傲的。她认为母爱是神圣的，但并不深奥，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朴素”和“无私”。

茹志鹃和她的二女儿王安忆被称为中国文坛柔美的母女花。外界注意到了王安忆的成长与她母亲茹志鹃之间的神秘链。人们甚至设想茹志鹃如何手把手引导女儿走向辉煌的作家之路。但茹志鹃却声言王安忆的文学之路是她个人的选择。王安忆也坦承她成为作家与她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母亲的形象或角色而不是写作本身。王安忆1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其实当初母亲茹志鹃并不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作家，她倒曾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做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王安忆上小学之后，茹志鹃特别关心她的算术，经常检查她的数学作业本。茹志鹃还买过一架旧手风琴，让两个女儿安诺、安忆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学拉手风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烦来。也请过家庭教师，教女儿学英语。可王安忆却对文学情有独钟。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看图作文，别的小朋友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王安忆一下子就用去了半个作文本。从此，她就有了专门的作文本，把自己想说的全记在那厚厚的本子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茹志鹃和丈夫去了“五七干校”，大女儿安诺去安徽当了插队知青。1969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也来到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王安忆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劳动，举目无亲，刚入社会的王安忆思想波动很大。母亲写信教导她如何面对生活，如何与命运抗争。

那时一天劳动下来工分刚够寄一封信。她平时在日记里写自己，在给母亲的信里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着重写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她在信中描写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写得很认真，很细致。她把日记和信当作小说来写，她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认识了生活。王安忆也是从写给妈妈的信和日记里，无拘无束地、不知不觉开始了她创作前的练笔阶段。写作是女儿的选择，茹志鹃尊重她的选择。但她对女儿说，要当作家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

王安忆创作的初期，茹志鹃还看过她写的初稿，尖锐地提过意见。王安忆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母亲看了以后，就给父亲看，当母亲写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后来茹志鹃就拒绝对女儿的作品提意见了。她觉得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来的，要想做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探索。

女儿一开始不理解母亲对她的“冷淡”，后来才体味到母亲的良苦用心。这使得王安忆在创作上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文坛脱颖而出。1976年，王安忆的散文处女作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接着创作了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尾声》、《这个鬼团》、《小院琐记》等小说。1978年王安忆调上海《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小说《雨，沙沙沙》在全国引起反响。

王安忆的笔下多是平凡的小人物，或凄迷执着，或倔强刚毅，但都饱满可爱、栩栩如生，无不贯穿了王安忆心中的"人性美"和"理解美"。她的小说《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在文坛上引发的震动，不仅是艺术的，也是人性的。评论家认为，也许是源于某种血脉相承的东西，也许是女性作家的共通，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底蕴，但作品中透出的清新、柔美和正义感同样精彩。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茹志鹃经过苦难的童年，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人世间的爱怀着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王安忆从母亲那里体味到一种母爱般的人间之情。有一次，女作家陆星儿生了病，王安忆马上从浦西赶去浦东，帮助办理各种杂事，料理她的生活。

1999年，在云南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办了一个依靠社会助学的小学四年级班。收读的都是家境困难的女孩子。王安忆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与其中一位女孩子结“对子”，每年资助她上学的费用。像她母亲一样，她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一颗朴素而执着的爱心。生活上的王安忆浸润在自己的读写领地里，像一个农人一样，辛勤从事着自然诚实有所期待的劳动，朴素、安静，不制造话题和事件，更不炒作自己。理解和继承了母亲所有朴素的美德。

有人说，作为母亲，茹志鹃最大的骄傲就是二女儿王安忆的功成名就，但茹志鹃却认为，作为母亲，她只教会了孩子如何面对生活。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深刻理解人生的意义，是茹志鹃赋予儿女们的智慧。她的大女儿王安诺在安徽农村饱受锻炼，凭着顽强的毅力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日子，后来成为了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编辑。她的儿子王安桅原来也只是一个售票员，但通过勤学苦练成长为电影剧本的编辑，完成编辑电影剧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线》、《无品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线》电影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茹志娟幼时家贫，3岁丧母。后随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袁靠家庭手工劳动艰辛度日。其哥茹笳，上海美专毕业，担任过某剧团导演，与国民党武康县县长杨维礼为旧识。当时上海在日军的铁蹄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茹笳通过杨维礼的关系，1941年秋，把他17岁的妹妹茹志娟转到办在莫干山腰的后坞天泉寺的“武康县立战时初中”（前身是湖州东吴大学附中，1938年搬至莫干山遥现为德清二中）读书。当时校长为张镜心，老师有何建春、徐则达、陈锦枚、罗辛蒙等10余名，罗老师为茹志娟班的语文教师。　　校址虽距敌占区有十余公里之遥，但日军时有窜犯遥为保学校安全，包括茹志娟在内的200多名师生，又搬迁至崇山环抱，异常偏僻的安吉县晓村何家祠堂上课。很多学生分散住在当地村民家中。不久，因条件艰苦，远离武康等原因，学生减至100多人，有3个班。1942年又搬回莫干山公埠局（现在的俱乐部处）。1943年7月，茹志娟在野武康立初中冶毕业，由她哥茹笳接回到上海，在颐生小学任教半年。　　1943年11月22日，她的第一篇小说《生活》在《申报》发表，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革命部队期间，创作不少歌词、快板和广场秧歌剧。1952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解放后第一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成名作《百合花》。同年9月，被《人民文学》转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又被改编成电影，许多读过《百合花》作品的人都知道，里面有很多描写山冈尧搬扛毛竹等情形，应该说都是在德清、安吉时茹志娟生活见闻的某些投影。　　2003年8月上旬，王安忆到德清寻找母亲青少年时的足迹。8月3日，到母亲曾经就读的母校——德清二中，寻访母亲当年的校友，德清二中离休的高级教师，曾与茹志娟同学两载的汪祖荣向王安忆讲述了1941年—1943年其母当时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学习生活和避乱等情况。这段回忆使王安忆感触颇深。同年8月5日，王安忆又在原莫干山报社内为德清县60多位文学爱好者进行文学讲座，讲授了写作动机、写作背景、写作命题、写作方式等课题，并与大家进行座谈和面对面的交流，在德清的广大业余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茹志鹃擅长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

儿时跟茹志娟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讲述：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1998年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茹志娟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丈夫--王啸平是一位优秀的导演艺术家。早在部队文工团时期，由他执导的十多部大戏和十多出小戏，均产生了很强反响，获得了广大指战战员的好评。进入上海人艺后，由他执导的《海滨激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姜花开了的时候》、《红鼻子》、《深深的爱》等一大批剧目，更是以严谨、质扑而又极富情感张力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同时，他早期撰写的一些涉及舞台艺术的论著，也曾在广大戏剧工作者、特别是部队戏剧工作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二女儿--王安忆国当代文学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茹志鹃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

《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

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

《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

《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

《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

《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

短篇小说集

《关大妈》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小说选》等

茹志娟是王安忆的母亲。

《百合花》描述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战场。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我”在战争爆发前被安排到前线包扎所，由小战士护送——一个十九岁的农村青年，不善言辞，特别的纯朴善良。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无论是与我的相伴而行，还是借被子的情节都突出了小战士怯于女性，以及与两个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变化。没有太多的笔墨描写小战士的动作，只有他和两个女性的交往以及神态的变化，再就是他的衣裳上的破布片，放在石头上的馍馍。《百合花》〔被选入北师大版/苏教版九年级上册〕　原文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我又问：“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

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

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

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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