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岭1979年调入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国画创作研究室，现任创作研究部主任。陕西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社会科学院书画研究会理事，华联书画院副院长，陕西省电影美术学会首届艺术顾问，陕西花鸟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院客座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当今长安画派领军人物实力派画家。

中文名：王金岭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新乡

出生日期：1940年2月

逝世日期：2017年10月

毕业院校：西安美术学院

代表作品：《泼墨荷花》、《华山松》

王金岭，长安画派代表性画家，擅长写意花鸟。作品有《泼墨荷花》、《华山松》等。作品《荷花》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曾参加国际水墨画邀请展、中国当代名家画展等。出版有《长安土风画派王金岭中国画作选》一辑，《山水画库》、《长安十家》、《中国美术馆藏品选集》、《中国美术全集(第四卷)》、《百年中国画集》、《当代中国著名中国画家作品精选》等大型画册发表多幅作品。论文有《中国画程式初探》、《石鲁用意之道》、《诗与画的变形》、《笔墨谈》、《赋彩谈》等散见于报刊。

王金岭先生画风沉雄，笔墨恣肆无羁，能于常见题材中独出心裁，具有强烈的西部风格和东方意味。画界人士称他的画是阳春白雪，学者型画家。1984年，王金岭在一幅题为“荷花”的作品中，采用淡墨画法，将月下荷塘的朦胧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全国引起轰动。

早在六十年代初，石鲁的作品就以智力型的典范蜚声画坛。当时尽管人们想以“野、怪、乱、黑”贬低他的艺术，但是对于他那高深莫测的构思，连攻击者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时代文明的发展，在创作范畴中，也愈显得独具匠心的价值。二十多年实践证明，石鲁的用意之道赢得了读者，而“野、怪、乱、黑”也成为新国画运动的一面旗帜。

谈到用意，必然涉及意匠，从石鲁的大量习作中可以看到他的匠心独运。我恋念六十年代以来那些轶作，一则是因为那些作品遭到冷遇而感到不平，更多的则是因为那些作品充满着神秘感，使你久久不能忘怀。

一次我和朋友探望石鲁，在他画室墙上钉着一幅习作，六尺立幅的纸上尽是苍劲的野草，看后，顿时觉得狭小的画室漠大起来。一种单纯的线的律动美令人心肺一震。这种强烈的形式感是删去了皴、擦、点、染的俗套，直书而成，他没有去表现草的生态，长在什么地方……。而是抓住微风波澜的刹那，提纯大自然的美。再看下去，草间空隙处，似有一条小道弯曲上去，勾起人们联想和人生道路的回忆。或许你也曾走过这样的山路，你当时想些什么……。

画面单纯来自清醒的用意，强烈的形式感是意匠经营的结果而经营又检验了意的真切程度。绝，是石鲁用意的核心。从其他发表的作品中也可找到注脚。

由这幅“野草”联想起六十年代初在西安展出的一幅四尺方对开“野百合花”。处理不同凡响。

画百合花或其他杂卉不乏其人，但多半在枝节上下尽功夫，充其量有几分生态。而石鲁这幅“野百合花”通篇野草，细看，其间那清俏的百合花瓣，挺立的植株格外动人，他舍弃了人们惯用的穿插，折枝构图，取野草为画面基调，突出野百合，以达到山野寻芳之情的表现，这种取舍，摆脱了惯用的取花舍草的习气。抓住稍有疏忽便可失去的感觉，以意取舍，达到清新的艺术效果。

六尺“野草”用减法舍去草以外的其他形象，通过常见的草，调度人们情感。而野百合的处理，意在表现野花，而取草来强调山野放情的逸致，却用加法。“人们写花舍草，我却写草托花”。与人不同自有不同之道理所在。人说石鲁怪，在怪的后面，你可以很快悟出些道理，这是石鲁用意的成功之处。

人们常把粗笔画曲解为“写意”，实在是谬种流传。得意之作，不在笔墨繁简，而在于独到的发现，并能将这个发现形象地表现出来，画面仅是载此信息罢了，当然见诸于意、理、法、趣各方面的发现都能成其为好画。记得石鲁一幅仅有巴掌大的习作——“白石”，可以看出以意生法的试探。

这块白石以淡枯笔卷云皴画成，没有擦染，但质感和空间表现的非常充分，显然是一笔淡墨画完，前面对比强烈，渐变含浑，无一笔不在结构上。由此看来，石鲁没去依胡芦画瓢照搬前人的技法，而是从感受出发，有意在表现力上作文章。

六十年代石鲁对“气”的研究，用了许多功夫。现存的一幅是淫雨天的秦岭山林，浑然一片，画面下部露出几个勘探队的白帐篷。山林任其笔墨渗化，从整体上把握气氛。另一幅同样表现这一场景的习作，自六二年在西安展出后再也未见，深感遗憾。

这幅画面充满着山林放晴的新鲜空气，每棵树都由一个程式叠加而成。树干以焦墨中锋画出，一边用石绿点排出，另一边用石青点排出，这样使得满山树冠阴阳分晓，充满阳光和空气。画面下部帐篷旁凉晒着勘探队员的衣服，点出晴字。使画面与前幅气氛完全不同，两幅同一场景的习作，两个调子，两种手法处理，仍以表现自我感受为出发点。以意贯之，绝弃常见。

为了表达一种感受，石鲁作了很多尝试。站在山巅俯视山下的体会人皆有之，而怎样表现出来却不那么容易。有幅小品获得了成功。

这幅画面近景脚下山石纹理强烈与山下模糊的树顶形成对比，令人观后有心欲堕入深渊之感，而这种感觉又有谁表现过呢！

人们在画面上常常经营虚实。在石鲁笔下，虚实的妙用可谓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如：“为盲弹艺人韩起详造像”，除了神似之外，那两条腿一虚一实，令人叫绝。一条放三弦的腿用焦墨写出，而另一件打连板的腿用淡、虚、动的笔去表现，加之画连板运笔干脆，那条腿上下闪动的节奏就活龙活现地描绘出来，虚实自有虚实的道理，这些都是惨澹经营的结果。

国画大家王金岭

用同样的虚实处理还有一幅画令人难忘。这幅画上淡淡的远山静穆欲睡，近景山坡白雪覆盖，斜插残松一株，树下山路盘旋而上，路以赭墨画出马车过后辙痕，融雪红泥间杂，其间有寸许高点景人物，处理非常精到。山民身披老羊皮袄的背影踉跄前行，一脚以焦墨画出，另一欲抬起的脚淡墨处理，拔不起脚的神气一下把人带到那个泥泞的山道上去了，画面上的一切，全是为这一只欲拔不起的泥脚作铺垫，这一只泥脚使你不能忘怀。人生道路都要走过一段艰难的里程，而石鲁的艺术，主意既定，就是从这一步一步的跋涉中过来的。失去的东西既然不可挽回，凝固在画面上的脚印却能帮助我们甄别未来的去向。

2017年10月25日上午8时10分，陕西花鸟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画家王金岭在河南省新乡市南濠圃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8岁。

2004年九月与赵梅生、周韶华、鲁慕迅、齐辛民、贾平西、赵贵德、刘荫祥、张桂铭九人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行《中国花鸟画九人探索交流展》

2007年6月29日“当代中国画名家杜甫诗意画邀请展”开幕式在杜甫草堂大雅堂举行。市政协主席黄忠莹、市政协副主席贺大经出席开幕式。画展展出了赵梅生、鲁慕迅、周韶华、祝焘、齐辛民、贾平西、赵贵德、刘荫祥、王金岭、谢春彦、杨思胜、颜泉、蔡寅坤、韩墨等14位国内知名画家为草堂精心创作的70余幅杜甫诗意画精品。开幕式上，14位艺术家还分别为杜甫草堂博物馆捐赠了他们创作的杜甫诗意画。

2008年5月9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山水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山水画研究院“走进西部”巡回展，在省美术博物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理出席，著名画家王金岭、徐义生、戴希斌、何纪争等与近千名书画爱好者参观了展览。

2010年11月7日，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景德镇作品展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当代著名实力派画家和瓷都美术家欢聚一堂，共同祝贺。

参展艺术家有：于志学，马海方，方学晓，方国兴，王孟奇，王培东，王金岭，冯远，老圃，陈醉，杨金星，张复兴，杜应强，陈家冷，李碧霞，汪国新，周矩敏，苗重安，孟祥顺，周尊圣，施立华，贺成，姜成楠，郭公达，等

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于2011年5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何毅亭，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国务院副秘书长焦焕成，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等领导，冯远、潘公凯、吴长江、杨晓阳、杨力舟、尼玛泽仁等四十余位著名画家出席了开幕式。方增先和上海美术馆、杨之光及部分岭南画家分别发来贺电。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和陕西省美术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汇集了著名画家刘文西、崔振宽、王子武、王宝生、张振学、王炎林、王金岭、江文湛、王有政、张杲、徐义生、郭全忠、赵振川、张之光、罗平安、王西京、陈国勇的一百三十余幅精品力作。以上十六位画家，在漫长而艰辛的艺术生涯中，立足于中国画传统，广泛而深入地取鉴中外文化资源，积极探寻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与表现潜能，以充沛的创作激情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为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密切关注，在全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联展，无疑是当代陕西画坛的巅峰呈现，为美术理论界深入解析“长安画派”之后陕西国画的发展历程，把握当代陕西画坛新格局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学术价值。

2011年12月30日位于大唐通易坊的翠溪画苑内名流云集，艺术气息浓郁，以“南圃随想”为主题的我省著名画家王金岭国画展在此开幕，崔振宽、郭全忠、王有政、江文湛、钟明善、张之光、张杲、周一波、李成海等知名书画家与近千观众一起观看了展览。

2012年6月19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大美长安—中国国画名家展”19日在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展出了西安6位著名画家的60余幅传统国画作品。

此次展览由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国家旅游局东京支局共同举办。中国水墨画界著名画家王金岭、西安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玉田等6位著名国画大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山水、人物、佛教和壁画艺术等。

2009年4月22日“悟入丹青——首届中国禅意书画邀请展”今天上午在洛阳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研究中心、洛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洛阳市花会办、龙门博物馆等单位承办。展览旨在探索禅与中国书画的关系，揭示心性与写意相通相融的艺术规律，从而启发人们摒弃虚妄假象，求真求美，共建和谐社会。参展者包括季羡林、任继愈、范曾、黄永玉、范扬、王金岭、何劲松、等当代大家，以及龙门博物馆珍藏王铎、潘天寿等名家的书画珍品。据悉，在洛阳的首展结束后，这批艺术佳作将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香港、北京等二十余个城市进行巡展。

1．在陕西乃至全国画坛您的笔墨水准无疑是一流的，您怎么看待国画的笔墨问题？

王金岭：一流不一流，我不敢承认。我是在50岁以后才意识到国画笔墨的重要性，也开始了对笔墨内在精神的探求。当然在年轻一点40多岁时，经常喊风格、喊创新，喊的是不厌其烦了。

当然只要一提到国画大家都很关注笔墨问题，都把笔墨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谈。笔墨就像中国人说话语境里很细微深入的东西，实际上它和中国画是在形式上平行的两条线。说起笔墨，不象一些人认为的“不是指笔，就是指墨”。实际上笔墨是一种表现中国人或东方文化的载体，这种文化精神可以用“笔墨”二字来概括的。

有的人对笔墨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对中国画来说笔墨并不重要。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新”。“新”与“旧”可能是年轻人的着眼点，年轻人也谈的最多。其实不是自己认为的“新”就“新”，比如现在好多人认为的形式已经很“新”了，但实际在30年代很多探索比现在“新”多了。象林风眠他就是哪个时代的佼佼者，因为他不是表面的“新”，他的新是有文化内涵的。所以林风眠的画在国外人看来是比较地道的中国画，而好多中国人认为他是标新立异的，是创新的榜样。笔墨问题我认为它不是孤立的，不是工具，是一种中国文化人运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是一种“比兴”的手段。像朱熹在《诗集注》里讲的“什么是笔，取兴于笔。”什么是“兴”，就是取意。取意于笔，比兴在中国文化里普遍的讲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画画时用了笔和墨就是讲究了笔墨。

笔墨是一个特定概念，像“八大山人”画的一只鸟在莲蓬上卧着，莲蓬上有很多莲子。莲子按常规画法，如素描它肯定要造型非常逼真，但“八大山人”他非常巧妙简单地画了几个圈，他画的这个圈本身就叫笔墨了，因为它不是素描，要讲体积，讲明暗，讲线条，它完全是一种意象表现、意象联想。莲蓬可以联想为鸟巢，可以把里面的圈——莲子，想象成鸟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中国的笔墨构成。仅仅把笔墨附着于“形色”之上，这不算好的笔墨，中国画里真正的笔墨是比较深入的东西。它讲究用笔，中锋用笔，齐白石画《兰草》在上面提了“处处中锋，俗不可耐”这样一个款，这就很有意思了。这说明了中国画的笔墨不是一个模式，练地好了就是笔墨。所谓特定的“笔和墨”是为构思服务，为表达服务的。

2．长安画派的精神高度是笔墨与生活的一种比较完美的统一，也很符合中画从传统向现代迈入的一种前瞻性思维，您是否觉得当今陕西画坛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

王金岭：按这个思路发展很难的，“难”到什么地方呢？首先，作者必须要有思想准备，思想修养。不是当代画家想按这个思路走，或想按中国文化这个高度画下去就能画的。要不然多少年才能出几个人们心目中的“大家”，像李白、八大、曹雪芹、齐白石，这么多年才出几个？因为这些人他自身具备了这些素质，有了这种文化底蕴才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所以说当今画坛，也不是说想出一个就能出一个大师，天天呼唤大师，但最后要落实到一个人身上。不论在盛世还是乱世都可以产生大师，这与时代没有关系，只与人有关，与中国文化深厚的熏陶有关，当然我不敢说陕西画坛有没有真正能突破的大师，起码现在还不太具备，就是这种人才还不具备，不仅是陕西，全国也是这样的，没有人能达到这样一种颠峰的状态。

3．有的评论家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类似文坛上“陕军东征”般的国画作品，而不是聊以抒胸中逸气的旧文人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金岭：这种提法我觉得比较片面。不能像“文革”一样搞什么“红、光、亮”，搞时代的大杰作。那都是虚的。黄河大合唱算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象征，齐白石在当时画虾，也已经非常惊人，你不能认为他的艺术修为不能代表时代精神。对于古代抒情性的文人画，加上这个“旧”字，我想说这是带有偏见的，“新”和“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比如说李白，旧不旧？但他的诗很精粹。文化不存在新和旧，只存在高度。站在任何一个时代来看，李煜的几首“歪”词让人读了都能催人泪下，它“新”还是“旧”？对新的一代人说就很“新”，不存在“旧”。所谓“旧”，是发了霉的明清味，看似地道，其实与文人画根本不沾边。每个人胸中逸气不是个概念问题，共性都体现在个性上。所谓“共性”，有的人讲时代脉搏，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我曾写的一篇文章是“笔墨当随己意”。我不是想发展什么，也不是语出惊人，仔细想想，表面看来我们是随着时代，但结果不是随着中国最精髓的文化。很多人在经济时代抛弃了很多深沉有力的东西，而巧取一些容易生成的东西。所以所谓“陕军东征”这个概念就是很多名家到北京形成一种氛围。可以这样说，陕西是个穷地方，但陕西艺术家的高度并不符合这个简单的逻辑，不能因为经济落后就认为文化落后，我从来就不这样认为。在一个非常潦倒的时代照样可以出大师，再就是要真正具备文化上的一种高度。在文坛上留下些痕迹，不是现代人随便能说的，当然也不是虚幻的，说死了以后会怎样，多少年后怎么样。起码好的作品都要经过50年的淘汰，50年的洗礼，50年后再看。清朝有个道学家刘熙载说：“君子薄命一时，不薄命一世”，“一世”就是一辈子，“一时”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时”60年与“一世”差不多，但“一世”不一定就是一辈子，可能是多少代。八大山人到现在三百七八十年了，到这时才把他当成了不起的“鼻祖”，中国画的后现代主义，现代派都很推崇他。为什么？这是人们逐渐深入认识的一个过程与结果。

这个问题来讲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这里面说到一个人胸中的逸气，人心中就需要有一点逸气，需要一种静气，现代人讲和谐、讲沉稳，讲坐得住。我想这都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它不是落后，因为文人不搞其它的，只搞文化。拿文化人与其他人比，我觉得用不着，非要文化人有什么更多的关注时代的作品，我想这不是自身想怎么样就能达到的。

4．您认为作为一位真正的中国画家应该具有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王金岭：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有的人把经济看得重，会搞一些商品画，这无可非议，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追求不一样。但也不能否认，人的“物质第一性”，实际上物质第一后，马上就是精神第一，有的人追求经济，不一定就忽略精神。有的人挣了钱后仍然痴迷于中国画上，说明这就是精神性的，所以人可以有各种生活方式，千人千面，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很正常的。

一个艺术家就应该画好自己的画，应该处在一种艺术的陶醉状态。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你把自己的这一行搞好，所谓道生，“得道多助”大家的拥戴与敬仰，你在自己的行当里守住了，或有更深的追求。李白、郑板桥、齐白石等所有人都讲“金默之道”，就是坐冷板凳，不能在风头浪尖搞。中国画要下死功夫潜心研究，当然我不排斥有的人在风头浪尖搞的名堂，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也不羡慕这些人，因为这个我做不到，我站到那些热闹的地方就难受，我一直喜欢坐冷板凳，但我并没有停止我的笔，我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去清苦的活一生，每个人只要觉得自己的处境刚好合适就好。

5．传统文人推崇“高蹈的心境”您怎么理解这个词汇？这种心境是否和一种现代的文明精神相背离？（比如博爱精神、天下为公精神）

王金岭：传统文人，比如陶渊明，他当了官以后就不自在，“为五斗米折腰”他不自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过着那样清贫的生活。这被后来的所有文人所仰慕、所敬仰。中国文化人在过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官，不做官就飞黄腾达不了。但当了官又心情不自在，这是最后陶渊明在出仕以后又做隐士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化人的榜样。这说明逃仕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人心中占据很大的地位。其核心就是精神自由。陶渊明与野老可以谈天说地，这种生活方式对后来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历代文化人标榜陶渊明这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的险恶，人生的诡异，都构成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憧憬。这种心态是正确是错误，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不同，我仍然是个旧文化人，当然我文化底子也不厚，但作为我来讲，陶渊明能深深打动我。

这个时代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要热热闹闹的。大家都在不同的坐标与位置上生活，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有些人的生活方式象陶渊明一样，他们的生活境界你也无可厚非，无所谓对与否，好与坏，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香港很繁华，但对中国文化追求的人很多。日本、韩国也是很现代，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到现在远远比大陆要深沉的多。台湾也是这样。谁能左右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挖掘？没有人能左右。大家要是都生活在一种无聊状态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6．在你的理想境界中，中国画界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王金岭：中国画仍然与其它艺术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不是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比如我认为一个朋友画的花很俗气，就对他说了。他却说“我还舍不得这些色彩，舍不得那些观众”。这就提出一个“观众群”的问题。打个比方，我喜欢的观众是“将军”，数量不要多，但份量很重，质量很高。但有些人喜欢的是“士兵”，数量多。不是说“士兵”就素质不高，这只是个比喻。有的人对数量的要求很多，但我觉得数量和艺术无关。为什么这样说？比如好多件古代青铜器里，只有一件“马踏飞燕”让人记忆深刻。马蹄踩着燕背，描写马快步如飞，都踩着燕背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修辞，这就是表现。这种铜器少的不得了，几千年一共才有几件这样的东西？但人们对这样的东西，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不断地发掘它，把它提升到一种高度。对于所谓的数量，像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他们的权力很大，但现在人们能知道几个皇帝？有几个皇帝让人能记住呢？话说回来了，没有人不知道李白、曹雪芹的，所以好多东西，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

7．王老师请您谈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西方表现主义的异同？

王金岭：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尤其是现代绘画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画从开始就不是写实的。中国画最后都落脚到笔墨上了。就像我们看戏曲，它不只是动作，戏曲是提炼了的生活，是生活的出形放彩。这就是超越了形式本身的。中国画一但形成画了，它就带有游戏的、很潇洒、很活泼的成分在里面，而不是拘泥的放在形和色上。西方绘画更多的是要在“似与不似”两者上做文章。所谓“不似”就是纯粹的抽象，是一种修辞。中国人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就是内涵。

中国画与西方现代画最大的不同点就在这，西方在中国画里也吸收很多东西，中国画和西方绘画在最高的地方是一致的，是相通的。中国画的东西外国人照样可以理解，原因就是中西方在思想最微妙的地方思想是相通的。中西艺术的领地是同源的。中国人对西方现代绘画东西的误解很多，那只是无知而已。

8．文艺评论界有人认为中国文人画之所以追求一种所谓的笔墨境界，是因为文人缺少一种改变社会的勇气，所以用这种消极的感觉来麻痹自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金岭：每个人都在麻痹自己。相信真理是在麻痹自己，崇拜某人也是在麻痹自己。这是一种精神状态。人要是没有精神了，那就没有三教九流之分了。这种提出“麻痹自己”是带了“高帽子”了，是非常虚幻的高帽子。

所谓“强”，我认为是你把自己的主业搞好搞精，搞到极致，不要泛泛要求每个人都是一种模式去所谓的奋斗。艺术家辛劳一辈子，没有人承认这是献身。这不是献身吗？他把整个青春，都奉献到这里面了，最终还不一定能成功，但这不是献身吗？我想这是非常悲壮的，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要求，非要艺术家怎么样。艺术家就是搞艺术的，他没有别的能力，或者说别的人也没有艺术家这种能力。

9．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艺术成就？您将一直坚持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之路吗？

王金岭：实际上我从喜欢画到大学毕业，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停，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爱好，觉得

这是一种美。至于目标是什么样？就像我经常说的“目标都是死亡”，肯定都是死亡。但是你死的怎样？死的是不是光彩，死的是不是闪光，这不是每个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谁不想当大师？但不可能都成为大师，这只是自己的愿望而已，甚至这样说，和前人来比，好多人说谁超过谁了，我觉得你永远也超不过人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人家在你前边，是人家淘汰你，不是你淘汰人家。所以好多人说谁超过谁了，我觉得这种提法就很错误。根本没有可比性。要超过老子，超过孔子，给《易经》里加注再多的东西都超不过的，因为人家在前边，人家在几千年前就让世人轰动，你能达到吗？这个时代都是沙子，找金子要靠淘沙，淘到最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人要有“知丑心”，人要知道“丑”了，就不会美丑不分了。

从39岁，石鲁将我调到美协，我觉得我才真正把艺术当个事业来搞，我的艺术有多高？我不是谦虚，我可以大言不惭得说，我知道好坏，但我拿不出来，不等于我将来不能逼近，我仍然要逼近这个目标。到美协后，我就开始发表些论文，那两三年写的就是真正的把中国画的笔墨、章法、色彩等元素从宏观上来把握。现在能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刚进美协或进美协前画的画。那时的画比现在的更开阔，更无所顾忌。当时到美协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是不断在实践中完善的过程。至于我，肯定要按自己的目标来画。因为我从开始到现在对艺术的理解没有变化，对细微的东西体会地更深刻了一些。

10．作为艺术界的前辈您对陕西画坛能否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或忠告？

王金岭：没有更多的前瞻性，也没有资格来提出什么方向性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只能说我自己，我既然前半辈子几十年都是这样过了，将来我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一定把自己的这片净土守住。就算市场经济再活跃，我够吃够花就行了。

作为陕西来说，虽然是个穷地方，但陕西有这么多深沉、辉煌的历史以及。为啥陕西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因为陕西这个厚土。像“汉唐遗风”，其它地方没有。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后，这种很深沉的东西，艺术家都可以捕捉到。在这里要呼吁的不是艺术家，而是领导。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文化大省，但更多的领导不太关注文化，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太少。这对艺术家的处境非常不利，甚至造成了很多优秀艺术家出走的局面，好多艺术家都是在陕西成名的，而且现在仍然在给陕西人，给陕西这个地方争光。现在把这个现象叫人才的边缘化。我认为陕西的文化是个资源，实际上这个资源远比经济资源要深沉得多，要融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