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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伶

于伶个人资料:于伶(1907~1997),中国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江苏宜兴人。1926年赴苏州第一师范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秘书,并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以戏……
资料更新时间:2020-05-17 15:36:09

一、个人简介

于伶(1907~1997),中国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江苏宜兴人。1926年赴苏州第一师范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秘书,并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以戏剧、文学活动的方式,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左翼电影戏剧的创作和理论工作。1949年以后曾担任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一系列职务。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于伶

别名:本名任锡圭,笔名尤兢、叶富根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宜兴

出生日期:1907年2月23日

逝世日期:1997年6月7日

职业:剧作家、导演

毕业院校:北平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代表作品:《夏夜曲》、《回声》、《蹄下》、《汉奸的子孙》、《聂耳》 等

三、人物简介

于伶(1907~1997),周士观之婿、周伯理的丈夫。主要笔名有尤兢、叶富根等。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四、笔名来源

“于伶”这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姓本名,他本姓任,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是他的父亲从《尚书·禹贡》篇上取“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而来。小时候念五年书塾的时候,用这个姓名,后来,念小学和考入苏州草桥的江苏省立二中时也用本名本姓,所以,与他交往深的人都称其为:“老任”。邓颖超就这样称呼他的,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于伶在苏州念师范学校时就喜欢读剧本,南国社的演出剧目,尤其是田汉的作品,几乎能背出全部台词。从读剧本开始他爱好戏剧。虽然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念书,读的却是俄文政经系。“九·一八”事变后,于伶投入到抗日爱国的运动中,由于宣传的需要,他开始学习写独幕剧,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工作。1932年诞生了他创作的第一部独幕剧《瓦刀》,署名“任伽”,这是他的第一个笔名。

以后,他被“剧联”总盟调到上海,从此,连续创作了三十三个独幕剧,用“尤兢”这个笔名。这个名字很特别,有什么来历?承他相告,这外国式的名字,是学习俄文的关系,从外国人名演变而来。他从1934年开始,差不多每天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影评文章,也用这个笔名。那么,为什么这个笔名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呢?

因为“尤兢”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当时,他创作的《回声》、《汉奸的子孙》等是当时保持最高上演记录的“国防戏剧”,使他获得了“国防专家”的声誉。当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已经不便用这很有声誉的“尤兢”这个名字公开活动了。也是一种无奈,或者说是于伶在话剧运动中思考的结果。

1938年,从创作四幕剧《女子公寓》开始,他用了“于伶”这个笔名。夏衍曾说:“一个笔名的改变,代表了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从此,于伶从“国防戏剧”转入“抗战戏剧”的创作,用“于伶”这个笔名创作多幕剧,前后共有十七部多幕剧(不包括集体创作五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时代同步,尤其是反映上海“孤岛”时期,上海市民抗战这样的主题,如多幕剧《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创造了用话剧表现上海人民抗战的历史画卷,而得到观众的认可。

为什么用“于伶”这个名字?原来,“于”字与“禹成”的“禹”同音,又有于姓,不致被人怀疑是假姓。而“伶”字,即是“戏子”的意思,旧社会“戏子”被人看不起,他愿意做个戏子。于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很坦然。

他还用过其他一些笔名,如1938年,代主编《译报》“大家谈”专栏的时候,用“叶富根”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因为某某根、某某富,往往是劳苦大众,苏州一带农民叫“根”的特别多,他年轻时在苏州待过六年,还写过江南农民题材的独幕剧集《江南三唱》,无怪乎他要使用这个带有地方色彩的笔名了。

用笔名延为以后的大名,在作家中不在少数。而于伶不仅用笔名改为自己以后的姓名,而且,他的子女,和再下一代子女,也都改姓“于”了。姓什么已不重要,在老于家。

五、参加革命

于伶本名任锡圭、任向之,字禹成,1907年2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书香门第。

于伶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参加了苏州学生的话剧演出,这是他戏剧活动的开始。1930年,于伶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有感于当时的国危民困,一连写了3个独幕剧,抒发自己的激愤,从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1932年,于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次年,又与宋之的、陈沂等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北平分盟,还组织了校外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学生互济会等,以戏剧、文学活动的形式,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1932年5月,于伶、宋之的组织苞莉芭剧社在北平上演了于伶写的剧本《瓦刀》。6月都联合呵莽剧社等演出,两次演出都受到反动军警的袭击,于伶受伤,演出被禁。

1933年1月,于伶由北平被调往上海“左翼剧联”,参加戏剧运动的组织工作。8月,任三三剧社负责人。同年剧社因与国民党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被迫停止活动。这一年,于伶写了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独幕剧《腊月二十四》(《太平年》)和《一袋米》,首先在上海演出。

1934年4月,于伶调到左翼文化总同盟工作,在夏衍的领导下,分管“剧联”等组织的联系工作。同年建立了上海无名剧人协会,于伶为负责人之一。为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五一”和支援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协会进行了3次公演,同年7月,遭国民党反动军警破坏。

1934年冬,在于伶主持下,“左翼剧联”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认为为了更有效的斗争,应开展建立剧场艺术的运动。于是1935年春,组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系列中外名著,提高了舞台艺术水平,扩大了话剧影响,使左翼戏剧运动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自1934年4月至1936年底,于伶在从事繁重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夏夜曲》、《回声》、《蹄下》、《汉奸的子孙》(章泯、洪深、张庚集体创作,于伶执笔)、《撤退,赵家庄》(沈西苓、章泯、凌鹤、夏衍集体创作,于伶执笔)、《神秘太太》等11个独幕剧,为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战斗意志,揭露妥协投降的卖国贼,发挥了战斗作用。

六、独守孤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剧作者协会决定集体创作剧本《保卫卢沟桥》,于伶参加写作,并担任演出委员会主任兼舞台监督。此剧于8月7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8月23日,日本侵略军把战火引向了上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于伶等主持下,动员上海广大戏剧电影工作者,迅速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1月7日,国民党当局弃守上海,上海只剩下法、英租界两块土地,处于日本侵略者包围之中,开始了史称上海“孤岛”的时期。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于伶团结了留沪未走的欧阳予倩、阿英、许幸之、李伯龙等组成青鸟剧社,于1937年末开始演出《雷雨》、《日出》和于伶赶写的《女子公寓》等。1938年中,于伶和阿英、吴仞之、李健吾等人几经波折筹建了上海剧艺社。经过合法斗争取得法租界当局的支持后,演出了法国剧作家萨度的《祖国》、R.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戏。以后,又先后上演了张骏祥创作的话剧《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及曹禺的《正在想》、《镀金》。通过演出,上海剧艺社的队伍不断扩大,还和法租界当局合作开办了中法戏剧学校,培养了一批日后有名望的编剧导演和舞台美术工作者。

自1937到1941年止,在“孤岛”约5年时间内,于伶创作了《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海文》、《满城风雨》、《女儿国》、《大明英烈传》等10多部多幕剧、11部独幕剧和广播短剧。其中《夜上海》和以前创作的《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在香港、上海摄制成电影。

从《女子公寓》开始,他改用于伶笔名,和以前用尤兢笔名发表的剧本相比,创作水平有明显提高,并开始从哲理上进行人生观的探索。

七、抗日宣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于伶和部分战友于3月间奉命向香港转移,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同司徒慧敏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有金山、王莹、蓝马等参加,在被称作“话剧不毛之地”的香港,播下了话剧的种子,赢得了众多观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大批文化人逃离,于伶也于1942年抵达桂林。7月,在桂林写出《长夜行》,此后,即调往重庆。1943年,于伶于夏衍、宋之的、金山等人组织了民间职业剧团中国艺术剧社。成为抗战后期重庆戏剧运动的中心力量。这一时期,他还写了《杏花春雨江南》、《心狱》等剧,并与夏衍、宋之的合写了以中国话剧界艰难历程为题材的《戏剧春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于伶回到上海,立即恢复上海剧艺社,团结了上海和重庆复员东下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升官图》(陈白尘著)等。同时,他还创作了《无名氏》,由国泰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1947年春,在反动政治迫害和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剧艺社被迫解散。于伶同上海戏剧界一起,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并积极支持雪声剧团改革越剧,演出《祝福》,支援越剧为筹建艺校联合演出《山河恋》。1948年末,于伶去香港,不久进入解放区。

八、建国之后

1949年春,于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任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接管上海的文化、电影机构。后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5月,潘汉年被诬为“潘杨反革命集团”主犯,于伶受到株连。

1959年7月,于伶同孟波、郑君里合写电影剧本《聂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62年6月15日,完成了歌颂上海人民在抗日救亡中英勇斗争的《七月流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伶于1966年8月起被囚近10年,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于伶在病势稍轻之后,即欣然命笔,重新写作。1983年2月,党中央正式为“潘杨”冤案平反昭雪,于伶在病中写了《怀潘汉年同志》的长诗。

1996年2月22日于伶90高龄时,上海文化界领导为他祝寿,称他是:“中国革命戏剧的拓荒者,革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1997年6月7日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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