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升(1912～2001)，历史学家，教育家，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东洋文库之邀，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史论丛》（包括论文三十三篇）、《中国经济史研究》（包括论文二十一篇）、《汉冶萍公司史略》。其他有专著《元代的纸币》、《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中国行会制度史》等。

中文名：全汉升

国籍：中国台湾

民族：汉

出生地：广东顺德

出生日期：1912年11月19日

逝世日期：2001年11月29日

职业：教育家

毕业院校：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

主要成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代表作品：《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

先生讳汉升，公元1912年11月19日生于广东顺德。

1915年因避水灾，举家迁居佛山镇。先生初就读佛山私塾；1926年移读广州，翌年入读市立第一中学，1931年夏毕业。不久负笈北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

在学期间，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史学系主任兼教授陈受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史学系教授傅斯年影响尤大。陶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先生跨系修读，对其极具兴趣，深感该门学问有很多新领域亟待开发，于是决定以此为终生志业。

先生因家境贫困，学业时有中辍之虞；陶先生鼓励先生投稿《食货半月刊》，并出版其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凭借笔耕，先生大学三、四年级生活费用方有着落。对此大德，每一忆及，先生还是感念不已。

陈先生推荐先生两篇习作《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及《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于《岭南学报》刊出；有人评论《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乃早期国人治晚清思想史者以“单一概念”作中心题旨的仅有的两种论著之一。

傅先生治学求博求深，教导学生认真搜罗史料，不尚空言；此一务实求真之治学态度，日后成为先生之研撰方针。1935年毕业后，蒙陈先生推荐，傅先生拔尖，进入史语所为助理员，自此潜心研究，与史语所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抗战军兴，先生追随史语所辗转于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及四川李庄。一九四一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三年成为副研究员。期间先生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方仲先生交谊至契。先生每有新撰，梁氏必细加校阅，并提出批评意见，由此深获良友砥砺问难之益。

自入史语所至移居李庄，先生研究兴趣集中唐、宋时期，兼及魏晋南北朝及元代，而先从宋代商业着手。唐、宋经济史研究中，《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根据史实，剖析了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畅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成就突出，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别颁奖。

先生另一重大贡献为探研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

或因战时通货膨胀之经验与体会，货币与物价变动成为先生毕生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先生也因之成为中国物价史研究前驱。1942年先生所撰《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一文发表于《史语所集刊》，备受学界赞誉。

东北史及宋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阅后，于其日记中评价此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为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后于翌年正月致傅先生函中谓先生“治学之劬，近所罕见。”

先生另一发表于《集刊》之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迄今仍为研究魏晋至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之最重要论著。中国物价之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唯先生仍作出可观成绩。吾人对民前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先生实厥功至伟；其于此一领域之卓越成就，亦非他人所能企及。

1944年10月蒙傅先生及社科所所长陶孟和先生提拔，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P.Usher,ShepherdB.Clough及John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基础。

先生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之物质文明，又深受Nef《英国煤矿工业之崛兴》一书启发，于是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可陈的重要历史课题。

1947年先生回南京，除史语所本职外，又到中央大学经济系兼课，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

1949年1月先生随史语所迁台，累迁为终身职研究员；并受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嘱托，任教台大经济系，为培育经济史人才而尽力。1952至1955年间并兼系主任。胡适之先生出掌中研院期间，先生任研究院代总干事，迄1961年9月赴美研究止。其时财源困窘，先生为新所筹备与史语所设备扩充，煞费苦心。

1949年以降，先生研究重心转移至明、清及近代，大致集中于两大课题；近代工业建设及近世货币与物价史研究。

1961年先生赴美前，或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关键企业、地区及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

1955年重访哈佛大学后，经欧洲回国，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的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此一课题。藉弟子王业键襄助，乃能进一步利用史语所庋藏数据，备尽心力，探究清代物价，发现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食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另外先生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也详加考察。

其后，王业键先生利用经济发展及货币学理论，拓展研究范围，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贡献良多，先生甚感欣慰。

1961年先生第3度赴美，以两年时间访问芝加哥、西雅图华盛顿及哈佛3大学，得阅《菲律宾群岛》此一重要史料，日后先生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

1965年11月先生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等课程；1975年任新亚书院院长，两年后从中大退休，转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1年。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兼教务长，1983年起接任为所长凡11年。1984年12月当选为中研院第15届人文组院士。1989年起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1995年9月先生夫妇离港返台，定居新竹。

先生居港30年期间，尤集中于探研明中叶以还，中、西、日、葡、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明中叶以降约四百年间，中国币制堪称为银铜复本位制；先生之研究尤着重于其间的货币供给，藉以明了币制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及《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等重要论文多篇。

先生治学60年来，著作弘富，上自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经初步统计，凡专著9部、论文115篇、书评10篇、杂著5部；于史料广征博引，于分析细针密线。其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重视推崇。

先生刚进史语所，就遵照傅斯年先生“闭门读书”之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发掘问题，撰写论著为一生志业与嗜好，并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史研究方法及成果，堪称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带动新风气，开拓新视野，并提升研究水平，极尽筚路篮缕，拓荒发轫之功。

回顾20世纪此一学术领域之发展，无处不见先生足供后学跟进之耕耘足迹。其研究造诣之深与广，贡献之“多而重要”，以及奖掖后进之殷切，惠泽士林，中外仰止。对先生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哈佛大学已故杨联升教授曾题诗：“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实在是至言。

先生木讷寡言，兢兢自守，生活简朴，身体素健。近数年始因年迈，体气渐衰。2001年9月21日因肺炎入台北万芳医院急诊，转加护病房，终以高龄体弱，于11月29日上午10时20分辞世，享年90。

先生的夫人名黄蕙芳，广东新会人，1938年嫁给先生，鸿案相庄，勤俭持家；生子二：任洪、任重。任洪，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现为休斯敦UnitedSpaceAlliance工程师；媳陈慈玉，东京大学博士，现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任重，加州大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媳郭蕙芳，加州大学博士，现执教中原大学数学系。孙三人：若望、明道、明远；孙女一：心梅；孙媳詹欣玲。若望、欣玲，俱为美国Baylor医学博士，现在美国业医。孝子贤孙，皆善绍家风。

综先生之生平，毕生劬学，奉献于中国经济史，学足传世，年则登耄，今虽弃其后生，而鸿业长在，惟好学慕贤者之景式焉。

全汉升治史以贯通古今和融会中外为其特色，治学求博求深，显示出深厚的功力。他非常注重史学的实证性，认为务实求真，有证据方能有发言权。其研究成果以史料丰赡、论证慎密见长。

重视量化及数据

中国史料的数据记录，大多零碎而欠明确；土地买卖劵契、租簿、商号帐册等原始材料，则甚少存留。复因度量衡和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难以从时间上或地域间加以比较。全汉升排除万难，多年来奋力搜求整理，将唐宋期间的物价变动勾划出一个轮廓。无可讳言，诚如剑桥大学唐史专家DenisC.Twitchett教授所说，这段时期史籍记载的物价数据，主要失之于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编制成物价变动曲线，时有夸大失实之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汉升先后与王业键及RichardA.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语所典藏资料，探究清代物价，并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详加考察。他们认为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在经济繁荣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时最为可靠。全汉升根据这些数据，旁参其他记载，因数据所限，探讨范围只能及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时间则集中于18世纪，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区的资料尤为丰富，更是他的切入点。

为了便于统计，在列表图示前，他和王业键等先生就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级、取代表值及时空等技术问题或事项作出界定规范，使数据可相比较；数据选择方面，凡因灾歉造成急剧波动的米价数据，他们都不予采用，藉以避免这些数据存在的重大不规则变量。盖他们所要解释的，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长期的趋势。

全汉升着手这项研究时，在掌握到的资料中，部分虽仍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推测，但无论就质或量来说，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价史时不可比拟的。他的研究显示清代“已有一个自由的米粮市场……清政府虽力图以官运、仓储及籴卖米来影响米价，但明显地从不直接干预市价机能的自由运作”。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实非他人所能企及。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清代原始档案的开放，资料远比全汉升开始研究时丰富，不但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及考虑因素（如气候循环等），学者相应地也可应用较为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处理资料，很多重要历史现象因此得以解释，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至一个新境界。饮水思源，当拜全汉升开山之功所赐。

全汉升的研究范围，上至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据初步统计，凡专着9种，论文115篇，书评10篇及杂着6篇，专精博通兼顾；无论就研究的质量和深度来说，实同辈经济史家所稀有。论者云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成绩以经济史等三数领域最为显着；较早期国人在经济史方面堪与日本学界相抗衡者，或仅他一人而已。

全汉升木讷寡言，自进史语所后，但知遵照傅所长“闭门读书”的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研撰经济史论着为一生的志业与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务的印象。

据全汉升同事石璋如记载，1935年7月底他抵南京，与那廉君、全汉升、丁声树等同住。“丁、那两先生住在大房子里，全汉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独居在大房子旁边的小房子。”见《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陈存功、陈仲玉、任育德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14—115页。

实际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现实意义。他自言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动为毕生最感兴趣的课题，实与抗战时对通货膨胀的切身经验与体会分不开。他既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的物质文明，复深受Nef《英国煤矿工业的崛兴》一书启发，遂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足陈这一重要历史课题。

广征博引，扩大史料搜集范围

全汉升着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细靡遗。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于《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东北史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读后，在日记中谓该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其实全汉升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1949年后，全汉升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讨之列更扩及中外档案、书信、年谱、碑刻、矿冶资料及地志。

1961年，全汉升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两年期间，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55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

按，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为了参考西班牙人过去330余年间的统治经验，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统地搜罗西班牙公私文献，迻译为英文，辑成是书。因中国邻接菲岛，当西班牙人的势力从美洲墨西哥扩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以后，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故书中有关中、菲、美贸易的史料非常丰富。自西班牙占领菲岛后，输往中国的银货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史籍记载几付阙如；全汉升以是书为根据，搜罗详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研明中叶以还中、日、萄、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发为累积效应，取得累累硕果。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勃兴，知识分子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关系实况，籍以指引革命的进程；学术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现象，当推1927—1937年10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不仅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

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转趋穷研史料，撰写专题式的学术论著，而对于先前社会史论战参与者所专注思索的理论问题，仅略表关切。同时，新史料如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及系统性整理，更促成学界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从而开始出现。

全汉升是这一学风转变中，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史学工作者，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

发掘新问题，开拓新领域

全汉升初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唐、宋时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剖析经济重心南移后，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畅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

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厥为探研唐宋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货币经济与物价变动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所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古自然经济》，至今仍是阐述魏晋以迄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错综复杂现象的最重要论着。明代中叶以降约400年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铜银复本位制。

全汉升的研究特别着重货币供给，藉以明了币制的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多篇。中国物价的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但全汉升仍作出可观的成绩。对民国以前约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全汉升实厥功至伟。他对清代物价史研究用力尤深，透过他从物价、货币及国内外贸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方能对清代整个经济体系的演变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认识。

他另一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或就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一些关键企业、地区和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着，俱为力作。他数十年来的研究工作，点出许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课题，留下足供后学跟进的轨迹；最显着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及清代粮价及米粮市场与贸易，近已成为经济史坛显学，名家辈出。凡此实以全汉升的着作为嚆矢。

吸收西方经济史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

全汉升甫进史语所，即勤习英语，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学说启发，认为“约由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较占优势”，撰成《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文中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商业盛衰对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关系密切。当交换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费品，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时，交易过程是C（自己所余货物）—M（货币）—C（自己所需货物）；反之，当交易频繁、专业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费者从事商贸，货币需求因而大增，交易过程便转变为M（货币[自己资本]）—C（货物）—M（货币[含有利润]）。汉末以后因战乱的影响，商业衰退萧条，货币使用自亦相应退步。

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提拔，全汉升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P.Usher，ShepherdB.Clough及John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的基础。

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汉升受Usher及Nef等论着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LocationTheory），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决定关系至巨，藉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

1955年全汉升重访哈佛大学后，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发现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价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这一项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显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Earl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布的论着《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所启迪。

全汉升胪列多种史料，参考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Irying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按全汉升文中没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细针密线的分析，发现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对物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即使遥远中国亦被波及。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全汉升实事求是，不先入为主，削足就履，根据先有的模式选择材料。

全汉升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并非全无异议。如针对中古自然经济，何兹全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14）一文中便认为此时期南北两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战乱迭起，逆退至自然经济状况；南方因大量移民迁入开发，反而逐渐繁荣，货币经济遂居主导地位（按全汉升考虑过几位Hildebrand论说批评者，如HenriPirenne、J.H.Clapham及NormanAngell等的意见，对Hildebrand的意见有所修正。他认为尽管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截然划分，但同一时期内只能有一种经济形态占较大比重；南朝的钱币势力虽然雄厚，但无法取代自然经济的地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经济史家即对美洲金银与西班牙物价革命是否相关存疑。他们表示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货币数量学说方程式的用处极微；早在数量可观的美洲贵金属运抵西班牙前，当地的物价便已迅速上升；解释历史现象方面，货币论不及“实质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况改变，来得有说服力。（按，全汉升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也提到：“这一世纪内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产大大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率的影响，粮食供给赶不上需要的增加……于是米价不断上升。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白银的大量进口。”）

王业键教授也指出18世纪的百年间中国政治安定，国内外贸易空前发达，生产所得大增，当时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并不单纯是美洲白银大量进口的结果；即使从货币供应方面考虑，也是白银、铜钱、私票三种货币大量扩充所导致。

又全汉升认为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资本匮乏为其主因。唯据美国学人CarlRiskin的研究显示，战前中国国民生产中可观的比重耗用于非必要消费上；故问题不在于贫乏，而在于不能将潜在的剩余转导入投资的途径。

物价史研究

关于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汉升更属开路先锋。研究20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满清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胀的着述以外，他还着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

关于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

（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

（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

（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

（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

（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

（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于政府实施砍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于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

（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于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汉升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160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于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

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钜，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

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

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王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于了解的。

全汉升对于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于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着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RiceMarketsandTrade，与RichardA.Klaus合着）、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合着）、《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合着）、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于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很大贡献。

一、专书

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影印本，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

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4，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重排版，台北，1995。

台湾之城市与工业，与ArthurF.Raper、陈绍馨等合著，台北：台湾大学，1954。此书以中、英两种文字刊行，英文书名UrbanandIndustrialTaiwanCrowdedandResourceful.

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

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影印本，台北：稻乡出版社，1992；稻禾出版社，1996。

Mid-Ch’ingRiceMarketsandTrade:AnEssayinPriceHistory(co-authoredRichardA.Kraus),Cambridge,Mass.:EastAsianResearchCenter,HarvardUniversity,1975.

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上、中、下册；影印本，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上、下册。

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

二、论文

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货半月刊》1.1（1934）：23-28。

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半月刊》1.2（1934）：28-33。

中国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食货半月刊》1.4（1935）：1-7。

中国苦力帮之史的考察，《中国经济》2.1（1935）：1-4。

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食货半月刊》1.9（1935）：5-10。

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半月刊》2.2（1935）：42-44。

宋代东京对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食货半月刊》2.3（1935）：31-34。

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4.2（1935）：57-102。

清末西洋医学传入时国人所持的态度，《食货半月刊》3.12（1936）：43-53。

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岭南学报》5.3/4（1936）：122-166。

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1936）：91-119。

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2（1936）：199-254。

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1939）：189-301。

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39）：303-356。

宋代寺院所经营的工商业，《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昆明，1939，页16-22。

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2）：75-176。

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於物价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2）：201-230。

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2）：403-431。

秦汉以後的社会是停滞不进的吗？，《文史杂志》2.5/6（1942）：29-32。（以笔名皮伦发表）

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101-148。

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149-176。

北宋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337-394。

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395-423。

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425-447。

元代的纸币，《史料与史学》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之2，1944，页1-57；复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5（1948）：1-48。

宋代南方的虚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9（1947）：265-274。

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上（1948）：189-221。

清末汉阳铁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1（1948）：63-97；复载《社会科学论丛》1（1950），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

从工业生产观察英国在世界经济中之地位的转变，《社会科学论丛》2（1951）。

煤、水力、石油在近代机械动力上的地位，《财政经济月刊》1.1（1950）：48-53。

清季的江南制造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上（1951）：145-159。

世界动力资源与世界工业化，《财政经济月刊》1.2（1951）：55-62。

近代中美工业化运动的比较，《财政经济月刊》1.3（1951）：39-44。

二次大战前後的远东经济，《财政经济月刊》1.4（1951）：44-48。

论工业革命，《财政经济月刊》1.5（1951）：59-63。

二次大战前後的日本纺织工业，《财政经济月刊》1.7（1951）：16-20。

论落後地区的经济发展，《财政经济月刊》1.8（1951）：21-24。

二次大战前後东欧与西欧间的贸易，《财政经济月刊》1.9（1951）：47-49。

从人口问题谈到台湾的工业化，《财政经济月刊》1.11（1951）：8-13。

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财政经济月刊》1.12（1951）：32-35。

交通建设在落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财政经济月刊》2.1（1951）：21-25。

二次大战前後北大西洋两岸工业生产的变动，《学术季刊》1.1（1952）：146-151。

从东南亚经济谈到台湾经济，《财政经济月刊》2.2（1952）：3-7。

从布价狂涨谈到台湾棉纺织工业的保护，《财政经济月刊》2.4（1952）：9-12。

落後地区的外资问题，《财政经济月刊》2.5（1952）：53-56。

论西欧钢铁煤矿工业联营的许曼计划，《财政经济月刊》2.6（1952）：6-9。

美国的钢铁工业，《财政经济月刊》2.7（1952）：5-9。

论台湾的工业化，《财政经济月刊》2.9（1952）：20-23。

美国工业对於外国矿业资源的倚赖，《财政经济月刊》2.11（1952）：37-40。

二次大战後世界动力燃料生产的趋势，《财政经济月刊》3.1（1952）：38-41。

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1（1953）：117-123。

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社会科学论丛》4，1953。

论台湾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财政经济月刊》3.3（1953）：13-16。

清季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与铁路建设的关系，《社会科学论丛》5（1954）：115-128。

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学术季刊》3.2（1954）：63-66。

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5（1954）：59-79。

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1（1954）：83-89。

清季的货币问题及其对於工业化的影响，《中央研究院院刊》2下（1955）：51-60。

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大陆杂志》11.11（1955）：28-32。

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中央研究院院刊》3（1956）：161-185。

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下（1957）：517-550。

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9下（1958）：461-497。

鸦片战争前江蘇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1.3（1958）：25-51。

清雍正年间（1723-35）的米价，与王业键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1959）：157-185。

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与王业键合著，《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1960，页351-357。

铁路国有问题与辛亥革命，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1，台北：正中书局，1960，页209-271。

汉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2，台北：正中书局，1960，页277-385。

清代人口的变动，与王业键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139-180。

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王业键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上（1962）：265-274。

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大陆杂志》28.2（1964）：25-32。

从徐润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1964）：283-300。

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页333-352。

从西班牙物价革命谈到中国物价革命，载中国文化学院西班牙研究所编纂，《中国与西班牙文化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学院，1965，页147-154。

美洲发现对於中国农业的影响，《新亚生活双周刊》8.19，1966。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新亚生活双周刊》9.15，1967。

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8.1（1967）：157-186。

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9（1967）：245-267。

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1968）：27-49。（以下简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969）：59-80。

清朝中叶蘇州的米粮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下（1969）：71-86。

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新亚学报》9.2（1970）：49-96。

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3（1971）：391-403。

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345-369。

明中业後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与李龙华合著，《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1（1972）：123-157。

明代中业後澳门的海外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1（1972）：245-273。

明代中叶後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与李龙华合著，《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0（1973）：169-244。

清代云南铜矿工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1974）：155-182。

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学报》11上（1974）：61-88。

“TheChineseSilkTradewithSpanishAmericafromtheLateMingtotheMid-Ch’ingPeriod，”inLaurenceG.Thompsoned.,StudiaAsiatica:EssaysinFelicitationoftheSeventy-fifthAnniversaryofProfessorCh’enShou-yi(CMRASCOccasionalSeriesNo.29,SanFrancisco:ChineseMaterialsCenter,Inc.,1975），pp.99-117.

近代早期西班牙人对中菲美贸易的争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1976）：71-85。

清季的商办铁路，与何汉威合著，《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9.1（1978）：119-172。

“TheEconomicCrisisin1883AsSeenintheFailureofHsuJun’sRealEstateBusinessinShanghai，”inChi-mingHouandTzong-shianYueds.,ConferenceonModernChineseEconomicHistory(Taipei:InstituteofEconomics,AcademiaSinica,1979），pp.537-542.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上（1979）：63-103。

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页164-173。

清代蘇州的踹布业，《新亚学报》13（1980）：409-437。

“TradebetweenChina,thePhilippinesandtheAmericasduringthe16-18thCenturies，”《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页849-854。

明中叶後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2（1982）：213-225。

明中叶後中日间的丝银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4（1984）：635-649。

略论新航路发现後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1986）：233-239；又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1986）：30-37。

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1986）：35-42。

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影响，《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88，页231-237。

从马礼逊小册子谈到清末汉阳铁厂，《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页707-723。

略论明清之际横越太平洋的丝绸之路，《历史月刊》10（1988）：72-80。

略论宋代的纸币，《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8，页3-6。

略论大唐帝国与运河，《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页1-6。

略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1（1989）：123-129。

三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页83-94。

“TheImportofAmericanSilverintoChinaduringthe16th-18thCenturies，”《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页23-27。

从山西煤矿资源谈到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页399-403。

美洲白银与明清间中国海外贸易的关系，《新亚学报》16上（1991）：1-22。

再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33-66。

略谈近代早期中菲美贸易史料：《菲律宾群岛》—以美洲白银与中国丝绸贸易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223-229。

略论新航路发现後的中国海外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页1-16。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茶叶贸易，《新亚学报》17（1994）：237-255。

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679-693。

三、书评

评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文史杂志》4.5/6（1944）：52-56。（以笔名皮伦发表）

“ReviewofLien-shengYang,NotesontheEconomicHistoryoftheChinDynast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Ⅶ.1（1947）：98-100.

“ReviewofJohnKingFairbank,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TheOpeningoftheTreatyPorts1842-1854，”BulletinoftheChines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Ⅱ.1（1954）：1-3.

“ReviewofSsu-yuTengandJohnK.Fairbank,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JournalofEconomicHistoryXⅥ.1（1956）：100-102.

评普利白兰克(EdwinG.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之背景(TheBackgroundoftheRebellionofAnLu-shan），《清华学报》新1.2（1957）：265-268。

评费慰恺(AlbertFeuerwerker）：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China’sEarlyIndustrialization），《清华学报》新5.1（1965）：142-146。

评崔维泽(D.C.Twitchett)教授对於唐代财政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下（1966）：427-434。

“ReviewofW.AllynRicket,Kuan-Tzu:ARepositoryofEarlyChineseThought，”JournaloftheHongKongBranchofRoyalAsiaticSociety6（1966）：138-140.

评杨联升：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在统一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969）：246-249。

评DwightH.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347-351。

四、其他

「鬼市子」与「黑市」，《食货半月刊》1.8（1935）：17。

移植美洲的中国理发师，《食货月刊》复刊1.3（1971）：176。

全汉升教授来信，《食货月刊》复刊1.5（1971）：342。

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人会议概述，《中国学人》（香港：新亚研究所）5（1973）：257-264。

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0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页487-494；又见《古今论衡》1（1998）：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