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衡，地质学家、科学管理学家。早年从事抗日救亡与国防科学之宣传教育。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组织与管理，对于中国科学院若干机构之筹创、制度之建立有很大贡献。他对国家海洋局的设置、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开展，发明与专利制度的实施，以及若干大型的系统工具书、丛书的编纂等更有突出的贡献。

中文名：武衡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江苏徐州

出生日期：1914 03.18

逝世日期：1999 01.15

职业：地质学家、科学管理学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武衡(191403.18-199901.15)地质学家，信息学家。江苏徐州人，1934年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参加“12·9”运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委员，平津流亡同学会宣传部长。1936年入党。延安，任中央青委宣传科长，联络处长，陕甘宁边区学联主席，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和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地矿系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嫩江省工业厅厅长。1949年任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地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196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7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1977年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国家科委顾问。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后任名誉主席(正部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国家大地图集》编委员会主任，《当代中国》丛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中科院地学部常委，中国科技情报学会1－3届理事长，中国发明协会会长。5届全国政协委员。6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8大大代表，12、13届中顾委委员。1999年在北京逝世。

1914年3月18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

1937-1939年在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广州、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西安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宣传科长、联络处长。

1940年任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干事。

1941年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地矿系教员。

1945年去东北解放区工作。

1948年任黑龙江省工业厅长。

1949年任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

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学部委员。

1958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任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

1981年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家大地图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3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

1984年任中国国际文化中心副理事长。

1985年任全国发明协会会长。

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98年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1999年1月5日病逝于北京。

武衡，曾用名武仁惠，1914年3月18日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一个小商家庭。其父武朗轩经营小糕点铺。兄弟姐妹7人，他最大，有4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在徐州城上小学，1927年因战乱学校停课上了两年私塾。1929年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因反对校长克扣学生伙食而被记大过一次。1931年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他在整个中学时期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思想活跃、开朗，爱看进步书刊，如鲁迅编的《语丝》，丁玲、郁达夫、蒋光慈的小说等。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腐败黑暗。

1934年，武衡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当时正值抗日救亡高潮在全国掀起，武衡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特别是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示威大游行（即“一二·九运动”），受到很大锻炼。1936年2月，“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立，他是首批队员。他同时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会干事，管理食堂、消费合作社、进城班车等服务工作。同年秋，他又当选为学生会干事会副主席，在“民先”队部领导下，参与“清华大学实用科学研究会”的工作。他们利用改组派的报纸《北平新报》开辟了若干专栏，武衡任《新科学》副刊的主编，在清华大学编撰稿件后送到城里报社，没有任何报酬。当时国民党当局不准谈国防，他们就以“实用科学”的名义唤起人民的国防意识。他亲自撰写《怎样防毒》、《绥东战争与中国科学界》、《怎样利用寒假》、《长卢盐》等文章。此刊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到7月27日才被迫停止。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大多数进步学生与少数右派学生因为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发生争执，演成斗殴，武衡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前去劝阻，遭到扭打。事后学校当局反而将武衡等11人通令记大过2次。次日学生会召开谈话会，与会代表认为处理不公，签名请校长重新考虑对学生的处分，此事在北平《世界日报》披露，得到社会广泛同情。地学系也召开系务会议，系主任冯景兰、教授袁复礼、涂长望等仗义执言，同情抗日救国的正义活动。会上通过决议，对武衡遭受不公正处分表示慰问，系务会议记录贴在系的布告栏里，武衡感到莫大的温馨和鼓励。

1937年7月底，北平论陷以后，武衡化装乘难民车到天津，又坐中国小海轮到山东龙口港，再经潍坊到济南。他在济南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又在“民先”山东省队部工作，输送大批革命青年去山西临汾、陕西延安。他们还在济南《民国日报》开辟了《冲锋号》副刊，鼓励抗日救国。武衡在济南工作了三个月，直到济南沦陷，后到泰安，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介绍入党。然后他去了山西临汾，又到武汉，再回到徐州前线，成立“民先”第五战区办事处，该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让他们公开活动，诚意合作。1938年5月，徐州突围后，武衡到了广州，后又去长沙见到叶剑英同志。不久，国民党当局火烧长沙城，他连夜逃出，去桂林。最后到重庆，任川东特委巡视员，联络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初，他奉调去延安，于是经西安乘八路军军车前往。

武衡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宣传科长，以后又任联络处长，分管延安的大学生工作，又管国统区青年团体的统战工作。

1940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示下，由武衡与于光远、屈伯传等同志负责筹备组织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2月5日，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武衡是大会主席团委员之一，并当选为研究会干事。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光临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此研究会成立时即有会员320人。可以说，全边区的科学技术干部都先后参加了此研究会。研究会组织了边区科学理论的探讨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

1940年5月，为纪念“五四青年节”，举办“青年运动成就展览会”。武衡由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引荐，请毛泽东主席题词，毛主席挥笔写就“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12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并签了名。后来武衡一直珍藏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41年，武衡任延安最大的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主任，他积极与边区外联系，利用各种渠道征集、购买图书。当时作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同志兼任中山图书馆馆长，武衡常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林伯渠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因此也在各地为该馆募集书刊。中山图书馆经常收到许多邮寄来的书报杂志，有的来自重庆，有的来自香港、法国巴黎等地，多半是海外侨胞捐赠的。该馆当时藏图书数万册，报刊100多种，成为全延安的图书阅览中心、文献情报中心，为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1年，武衡兼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地矿系的教员，在院长徐特立等领导下，在极艰苦条件下办学，为边区培养了地质矿业方面的人才。他还参加了边区的地质调查，又任延安《解放日报》、《科学园地》副刊主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武衡奉派去东北解放区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吉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黑龙江省杜尔伯特旗旗长、吉林省扶余县县长、嫩江省企业局局长。1948年初任黑龙江省工业厅厅长。这期间，他一方面从事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又领导工人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完全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衡走上了科技管理领导岗位。

武衡由于武衡在东北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954年1月被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拜会郭沫若院长时，郭对东北分院的工作倍加赞赏，希望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他刚到任，就协助郭沫若院长起草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此报告于1月28日经政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科学院以后多年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

按此报告精神，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学术秘书处并筹组4个学部（后增至5个）。武衡负责学术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共有36个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1725人，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347人。面对这样一个机构庞杂、全国著名学者荟萃而且举世瞩目的工作集体，任务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学术秘书处参与制定了两项具战略意义的决策。一是建立研究生制度。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研究生暂行条例》，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公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科研人员的法令。与此同时，通过并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这是全国最高的学术奖励。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建立研究生制度，对有重大成就的科学研究工作或成果论著给予奖励，是发展科学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左”的路线干扰破坏，科学奖励制度不久就夭折了。研究生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迫中断，这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武衡在学术秘书处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新建及调整研究机构，使其地区布局更加合理。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共45个，研究人员占人员总数的28.9%。各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的成果，为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思想逐渐被广大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所接受。为了加强学术领导，按学科分类，成立学部，设学部委员。学部只管学术领导，不管行政事务。经过一年多紧张筹备，从31个学科中共选233位学部委员，1955年6月1日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武衡自始至终参加了学部的筹创，并当选为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第39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15年发展远景规划的指示”，这就要求学术秘书处去研究15年发展的总布局。武衡率全处人员，根据各学部提出的草案进行综合平衡，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后报院常务会议。这个规划后来缩为12年，规划的方针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按“任务带学科”来制定。1956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的会议，提出了57项任务，下分为6169个研究课题。规划还包括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与国际合作等内容。此规划是较全面的、高水平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57年初，衡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该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并对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高等院校三大系统的研究事业进行协调。该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于1958年底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武衡与范长江、韩光等被任命为副主任。这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有了统一的领导，开始了新的阶段。

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与武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谈到对国际科学技术发展了解甚少，周总理当即指示要尽快建立科技情报机构。武衡积极参与筹划，从中国科学院各所抽调人员，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袁翰青任代所长。后扩大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附设科学技术资料馆。为了解决科研的条件问题，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中国科学院经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改进档案资料工作方案》、《改进科学仪器生产修配和供应方案》、《改进化学试剂工作方案》四个草案，上报国务院，于1957年9月6日得到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资料、仪器、化学试剂4个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武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

图书组按规定在北京和上海建立第一和第二“全国中心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应成为全国图书馆的核心和图书业务辅导中心。同时还要建立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为了有计划地大量收集、进口国外科技图书资料，根据陈毅外长的意见，将原来国际书店进口图书的任务由国家科委接管。武衡具体承办，196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外文书店（1973年改名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1981年改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档案资料组提出建立统一的档案与资料工作制度，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技术档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仪器设备与物资器材组的工作是为了协调、改进科学仪器生产、修配和供应。在与有关部门疏通好的情况下，武衡请聂荣臻副总理向国家的计划、物资部门正式提出要求。1962年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器材公司，由国家科委直接领导。1964年又经国务院批准，在天津、辽宁、湖北、四川成立4个中国科学器材公司的分公司，初步形成了全国科学技术服务网。化学试剂组的工作是要求北京、上海发展成为化学试剂生产基地，同时充分发挥天津、大连、沈阳、成都、哈尔滨等地现有试剂厂的生产能力。后来，北京、上海等9个城市建成全国化学试剂供应网，按通用试剂（1600-2000种）目录供应全国用户。上述4个小组的办事机构分别设在各主要负责单位，所以，在短短时间内科学研究工作条件显著改善。

武衡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遭到冲击，但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1971年，他重回中国科学院工作。1972年任党组副书记，1978年重又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极力主张要在“四五”期间搞点振奋人心的课题，扭转当时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的局面。他还认为，科学院应该研究新兴的科学技术问题，要尽快将新的研究成果交给工业部门。武衡与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一起，又抓了机构的重建，为了恢复学术领导，1973年1月决定成立科研工作组；2月恢复了中国科协工作；3月成立了科学出版社领导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基本就绪。武衡等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后，把工作重点由原来主管全国各地方、各部门之组织协调工作转到抓该院各研究所的具体研究工作中去，具体地说是抓科学研究成果，抓经费条件，抓标准工作。

武衡中国早期海洋科学事业最初作了全国海岸带调查、海洋科学综合普查、中越联合北部湾调查等，并成立了山东海洋学院。国家科委海洋组1963年3月在青岛召开会议，制订了中国十年海洋科学发展规划（草案）。由于中国过去海洋工作基础薄弱，解放后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海况资料，但随着工作的深入，越感到与国际水平差距大。特别是没有一个专管机构，工作分散，资料不集中，人员、器材、船只各搞一套，很多困难、问题无法解决。为改变这种状况，建议在国务院下成立国家海洋局，全面负责中国海洋事业之各项任务。经过酝酿协商，武衡代表科委于1964年1月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2月11日，党中央批准在国务院下设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7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124次会议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

1977年5月，国家海洋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奋斗目标。1978年10月10日，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展南极考察”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从此开始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198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武衡为主任，该委员会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最初的工作是派遣科学家参与友好国家的南极考察工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自己组队考察及建站作准备，并争取参加“南极条约”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1984年，武衡率团出访，先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了两国的南极局，参观了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和工厂；然后又去日本和美国，访问参观了日本文部省及其所属的国立极地研究所、东京大学海洋研究所及海上防卫厅管辖的“白獭”号破冰船；访问参观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属的南极规划局、若干研究所、研究中心及海岸警备队的“极海”号破冰船。

中国科学家先后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达5年之久，大家认为中国有必要独立组织南极考察队，建立南极考察基地和研究机构，开展系统的全面的南极科学考察工作。经科学家的建议，提出了在南设德兰岛建立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构想。南极委、国家科委、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于1984年6月联合提出建议报国务院，得到批准。1984年11月28日，来自全国48个单位的考察队人员乘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考察船、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由上海港启航，经过37天11000余海里的航行，成功地横渡太平洋，12月26日安全到达南极洲的乔治王岛民防港。12月31日举行了奠基礼，经过45天的努力奋战，中国南极长城站于1985年2月15日在乔治王岛建成。武衡任代表团长，率团于1985年2月18日到达南极长城站。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此站的建成，填补了中国科学考察事业史上的一项空白，标志着中国极地考察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于人类奠定了基础。

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武衡还从事其他一系列科学活动。1979年11月，他出席并主持了第2届全国地层会议，当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1987年8-9月，他作为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地质大会的主席，主持了这次国际地质界的盛会。1991年9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上届会议主席，参加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2届国际石炭纪一二叠纪地层地质大会。武衡在国家科委分工主管资源和能源的科技工作，他积极支持新能源与再生能源的科学研究，他先后领导了沼气、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的研究与开发。

武衡担任的其他重要职务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中国档案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技术市场研究协会顾问，中共中央第12、13届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组织、管理方面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崇高精神和创下的光辉业绩永为人们所学习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