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诗逼杜甫，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鸿博授检讨。尝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行、楷书用笔秃率，意近颜真卿。著《古今韵考》《受祺堂诗文集》《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他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

中文名：李因笃

别名：字子德 一字孔德 号天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陕西富平

出生日期：1632年

逝世日期：1692年

职业：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

信仰：关学

主要成就：弘扬关学

代表作品：《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

幼年时人呼为“神童”，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东乡（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父亲，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从师明末关学儒宗冯从吾，为得意门生。崇祯七年（1634年）4月，患病而亡，年仅27岁。其母田氏，为富平人田时需的女儿。是年7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富平，其居韩家村被围，祖母杨氏囿于传统“忠君”思想，率族人81人俱焚，3岁的因笃与弟因材随母去外婆家才幸免于难。从此，李家门户萧条，无依无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

李因笃外祖父为增广生员，对因笃“提携教诲”，使因笃受到良好教育。因笃天资聪颖，5岁即读经史，过目不忘。7岁时，其母见因笃逐渐懂事，便取出其父遗书及冯从吾小像，哭诉曰：“此孔孟真传，若父畴昔之潜心从事者也，小子从此自励，若父为不亡矣。”因笃从此昼夜诵习，手不释卷，继承父志，学益大进。“八岁能文章，出语辄惊人”。11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入庠学习，时人称之为“神童”。不久，他抛弃了科举应考，“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攻陷北京，明亡。时因笃13岁，深感亡国之痛，立志反清复明。顺治五年（1648年），18岁时，他告别故里，出外游学，看见山河依旧，朝服易改，思想故国家邦，祖先遗训，不禁感慨万千，仿杜甫作《秋兴》诗八首以寄之。翌年，经友人苏生紫、赵一鹤推荐，抵达代州，在知州陈上年家任塾师，后陈上年调至雁平道，因笃随同前往。此间数年，他益发愤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籍，所著诗文更加高古精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其中著名学者昆山顾炎武、太原傅青主、粤东屈大钧和他结为至交。人称“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

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二次会因笃于代州，他们在陈上年的庇护下，联络志士20余人，于雁门、五台之间，披荆斩棘，垦荒种田，以图复明之举。李因笃在塞上八、九年间，被陈上年“视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使李因笃无内顾之忧，精心研读学问。康熙六年（1667年）9月，陈上年离职而去，李因笃携家归秦。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顾炎武因文字狱牵连，在济南入狱，经李因笃、朱彝尊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营救，于是年10月获释出狱，与因笃在北京相会。此后，李因笃与顾炎武的情谊愈加深厚。

康熙九年（1670年），39岁的李因笃再次东出潼关，走河南、下扬州，南游湘、鄂、楚等地，结交四方学者。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乱”突起，社会动荡不安，因笃虑及老母安全，遂急速返里。此时，陕甘一带也发生动乱，朋友郭九芝、总兵张梦椒欲推荐他从军，因笃力辞，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但军政官员仍不断缠扰，后“避地凤翔，又之延安”。

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以避兵氛”，应县令郭九芝之邀，隐居于郭为其修建的隐士庄拟山堂别墅（在今富平王寮镇军寨村），李因笃为其作序以记大略。以后，李二曲与顾炎武、李因笃、王山史、李雪木等学者名士经常在此研究学问，和诗唱文，讲学质疑，长达五年，后二曲返回周至。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延揽人才，缓和与汉士族的敌对情绪，攻固统治基础，开博学鸿词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一日，李因笃扶病考试，皇上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晚史。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具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当时他与周至李二曲、华阴王山史、三原孙豹人，被王渔洋（士真）誉为“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不受清廷笼络的“关中四君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诉李因笃，因笃即派人探视。岂料次年春节，宴请宾朋后的一天，因上马失足，初九即去世。噩耗传至富平，因笃即挥泪写了《哭顾亭林先生一百韵》，深表悲痛与怀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李因笃应聘到关中书院讲学。此前，为重振关学学风，因笃与关中李二曲等名士积极倡导修复关中书院。他告诉二曲先生“闻米侍御至省，当乘间一言，此天地盛典，吾徒份内事也。今执事举少墟先生之任，委之於笃，是以乌获百钧，界不胜匹雏者，况京兆人文之薮，轩冕之彦，相望于涂，何至惟席无人，使谫陋如笃者，俨辱布衣祭酒之座乎？”虽然他谦让，不任书院负责人，但为关中书院的恢复和关学的振兴奔走效力。经常在这里讲学，与诸学者切磋学问。随后，关中书院成为“关学大兴”的圣地。是年7月，其母去世，因因笃平日谨尊母训，“乐善亲贤”，四方亲友万余人前来送丧。是年李因笃已54岁，坚持不仕。后又应邀为创建朝阳书院撰写序文，并在此讲学，推动了关学的进一步发展。

李因笃晚年，因为年迈体弱，出外讲学不便，便在家乡镜波园或家中收徒讲学，常以著书立说写诗唱文为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突患偏瘫，友人朱长源前来探望，李因笃拉着他的手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又抚摸胸口说：“无一字不以此中刻画出”。从此说话困难，但仍伏案读书，撰稿不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代著名学者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李因笃一生乐于教育事业，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一代英才。他青年时在私塾任教，中年时游学全国各地，曾在关中书院、朝阳书院、富平镜波园讲学、名声传至关中内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乡举办私塾，收徒讲学，直到临终，为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学习，然后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认为，天子经过努力学习后，必须能立大志，勤其政，诚政事，迪本德、怜臣民，明礼乐，尊贤才，孝祖先。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最终必博修而明。提出学习应有辩证的方法，“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张学习要“经世致用”，认为学习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做文章要结合现实。这与今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论。这些都是李因笃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与研究，为我们的现实服务。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论中，其《漕运》《圣学》《荒政》《治河》《史法》《盐政》《钱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为治国兴邦之论。在这些文章中，既无奉迎之词，又无粉饰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针砭时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运》中“汉武官多徒役众，故恒苦不给，官多而不切于用，宜汰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宜汰冗卒，则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观之，国计之赢缩，在用之奢俭。”的主张，对当前机构改革与勤俭建国、富国、富民的政策有借鉴意义。

在《用人》中说：“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说矣。今夫天下忠孝廉节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况且不能言之乎？”主张“以人取人”，反对“以言取人”，他又说：“夫资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创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后至言为资格，以阻贤才登进之路”。反对资格论，主张破格选用人才。又说：“愚以为选举诚不能无弊，然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贡亦不可尽废，参用之可也，欲用之，则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铨衡之典。”并讲到选人要严格考核。这与选拔德才兼备，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的选拔人才的原则和程序如出一辙，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盐政》篇中，“古者开创之初，类薄取于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后，加赋数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国之贫富，在上之俭奢。故夫圣主在上，躬行俭德，尝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后之有可加，是计之一时，且享之数世矣。”之说，主张“薄取于民”，“躬行俭德”，通于今日之减轻农民负担，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其思想主张可为今用。

在《圣学》篇中，“今天下之弊极矣，其患在奢，其风自上，愚谓公侯之家，世禄之胄，一马之肴，费之数千，一食之须费之数百，以至宠赂公行，恬不知愧，害将有不胜计者。今令不严禁之，然骄奢之源不杜，货贿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则必自上始也。”所讲，犹如李因笃面对今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讲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扩大灌溉，在《钱法》里讲如何发行贷币、发展贸易、平抑市价、增加财政收入。在《荒政》中讲要以丰补歉、防止灾荒。在《屯田》里讲军队如何开荒种田，于兵寓农，减少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在《漕运》里讲到运输、建仓、开渠、垦田、屯粮等等。恕不一一列举，其充分体现了李因笃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之学的观点。完全讲的是治国之法，富民之术，这与顾炎武“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不谋而合。这对我们当前科教兴国，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理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无借鉴作用。

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以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就如他对友人朱长源所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据此，李因笃堪称一代大诗人也。

李因笃写诗源于风骚，出于古歌谣、乐府，而以杜诗为宗，有一次在宴会上，大家谈论起杜甫诗歌，他即应口讽诵。有人意为偶然，又问及其它方面，因笃皆能应对。他提倡诗必盛唐，认为只有盛唐诗歌才达到了最高境界，以后历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为法。在风格上他主张“直抒性灵，磊落壮凉”。他很讲究作诗的章法句法，坚持“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抵意气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之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李因笃最擅于五言排律、曹溶论诗，把他推为一代之首。他在诗歌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著有《诗说》《汉诗评》等。

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创建于1998年9月28日，办公地点设在西安具有400年历史、环境优美的关中书院内，院长郑涵慧女士。他们曾于前几年与陕西关学学会、李二曲研究会、西安文史馆联合举办了“关中三李学术思想研讨会”，陕西省哲学、史学界和周至、富平、眉县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出席。大家着重对陕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学行卓绝的李二曲、李因笃、李柏三人的学术思想、历史贡献、对关中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以及当时和今天对他们的评价做了研讨。

在谈到“关中三李”的历史地位时，郑女士说，他们以其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学行操守在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和声誉。当时和后来有“熙代学宗”、“理学源渊”、“当代犹龙，人中天人”、“盛世之羽仪，士林之木铎”、“三李处境各殊……但皆以道德气节闻天下……熏陶所及，遍于乡国……均足以信今传后”、“一代真儒，三秦佳士”之称誉，与当时南北大儒并称“三大儒”或“四布衣”。康熙皇帝亲赐拒不入朝的李二曲“操志高洁”匾，更使关中大儒名响全国，士林敬仰。

“关中三李”通过交友论道、诗文唱和、书札往答、寓所解惑、山川寄情、著述传世等方式对传扬关中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当时传扬的地域十分广阔。

A、李二曲学术文化活动地区：省内有周至、富平、长安、华山、同州、兴平、泾阳、高陵、咸阳、临潼等；省外有襄城、扬州、常州、苏州、无锡、江阴、靖江、杭州等。

B、李因笃学术文化活动地区：省内有富平、周至、长安、礼泉、岐山、延安等；省外有代州、雁门、五台、太原、大同、蔚州、涞水、涿州、保定、北京、德州、济南、太和、凤阳、扬州、荆州、武昌等。

C、李柏学术文化活动地区：省内有眉县、周至、长安、岐山、武功、商县、耀县、蓝田、沔县、汉中、城固、洋县、褒城等；省外有南阳、樊城、长沙、衡州、荆州等。

2、传扬的基本内容虽各有所重，但都具有关学学统学风，从不同方面凸现了关中文化的鲜明特色。归纳起来包括：

A、主治关学兼学别家的哲学思想。

B、不畏权势，重操守，讲气节，不断追求完善人格的道德风范。

C、鄙夷空疏，崇尚实践的学风。

D、刚毅洒脱的文风诗韵。

E、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师德。

F、恶贪重友乐助的情操。

通过传扬关中文化，“关中三李”的思想影响深远。表现在

（一）：李二曲从杭州返时，“郡人闻之，皇皇挽留，士绅送别依依，雨泣而散……建书院，安奉肖像，遵其教规。”“江浙之间遥闻二曲夫子－仰如泰山北斗。”

（二）：是时江浙、四川、广东、甘肃等地常有宿儒致信或亲自向三李请教，据记载天水一学者每接到李二曲书信都要焚香沐浴三躬捧读，敬仰至诚令人感动。三李与当时大儒交谊颇厚，成生死之交而不避艰险。李二曲与顾炎武志同道合，顾几次到周至会见交流心志，留下佳文篇章。李因笃与名儒顾炎武、朱彝尊、傅山为莫逆之交，顾炎武下狱，托信求救，李因笃“冒暑入都，行三千里救之”，震动全国，致使李因笃“骚客词客，趋之若鹜，致邸舍不能容”，“邮使相闻，络绎不绝”。

（三）使关中文化传之四海而发扬光大，好评如潮，“吾秦三李，穷愁著述，传之万祀，使天下正义不绝于綖”。“三李以道德气节闻天下，诸儒慕之，均重操守”。

（四）：20世纪我国史学大师侯外庐、冯友兰，教育史专家陈青之等先生在著述中对李二曲等先贤均有专章评述（其中对三李之首李二曲较为详细）。

郑女士说，当代学者对二曲的研究成果不少，周至各界对乡贤的研究也多重视，但对李因笃、李柏的研究很感不足，不少学人有哲人渐被湮没之虑。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李因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学者，，与周至李颙、眉县李柏号称“关中三李”。李因笃自幼勤学好思，聪颖过人。八岁就能咏诗读论，提笔应赋。十一岁参加西安童子试，高中魁首，时人惊奇，誉为“神童”。

看着李因笃学有长进，才华过人，一家人特别高兴，尤其是外祖父视因笃若掌上明珠。这年过春节，外祖父特意为外孙买了新衣服和花炮，亲自带着李因笃给老师拜年。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诲。这位老师对李因笃也十分钟爱，常和因笃作诗题对。因笃每次都对答如流，使老师非常满意。大年初一，师生见面，自然格外高兴，免不了吟诗作对，以逗乐助兴。老师见李因笃身穿蓝色缎袍，朴素大方，彬彬有礼，天真可爱，开玩笑道：“三尺天蓝缎”。吟罢，老师和外爷都静静地盯着小因笃，看有如何反应。李因笃抬头骨碌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想起路过薛镇时，药店广告牌上的药名，随即和对道：“六味地黄丸”。这题对。幽默风趣，新颖别致，惹得外祖父和老师都哈哈大笑，连声称赞：“好，好，对得好。”

此时，适逢师母上楼。老师闻声，再出一联：“登楼望南北”。李因笃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一边“咯嘣咯嘣”往嘴里填，一边说“行路吃东西”。老师一看浅对难不住他，想出得更深一点，试试他的才思如何。老师向门外眺望，想起过顺阳河时便桥年久失修即将断裂，不由叹息，遂出上联：“今日过断桥，断桥何日断？”李因笃略加沉思，想起除夕夜的一线残月，应声脱口而出：“明朝盼明月，明月几时明？”老师又指着书桌上的蜡烛道：“红烛冲天亮光华射斗”。李因笃随即取出外爷给他买的“二踢”点燃。只听“呼”的一声飞上天空，立即对老师说：“爆竹落地响怒气冲天”。接着老师又出一联更难对的：“除夕月无光点数盏灯为乾坤增色”。李因笃一时无对，急得抓耳搔腮，双目四顾。突然发现上房台阶上有个小鼓，立即说：“有了，”疾步上前，扬槌一击：“新春雷未动击一声鼓替天地扬威”。老师看小因笃文思敏捷，智慧过人，喜不自禁，连连称赞：“神童，神童，真乃神童也！”外祖父见外孙才学大进，更是喜不自胜。带着小因笃，向老师深施一礼，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李因笃(1631-1692)，字子德，又字天生、孔德，号中南山人，陕西富平人，其父李映林为关学名儒冯从吾的私淑弟子。他11岁入邑痒，13岁即食饩。1643年(崇祯十六年)因李自成农民军攻占西安，遂弃诸生。1659年(顺治十六年)至1667年(康熙六年)，在泾固道(1660年后转至山西雁平道)陈上年署中坐馆授读。1679年(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检讨，月余即以母老为由上疏陈情，获准归养。此后十年长居关中，著书立说。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病卒家中。著有《受祺堂诗集》(三十五卷)、《受祺堂文集》(八卷)、《汉诗评》(十卷)、《古今韵考》(四卷)等，《春秋说》、《诗说》、《杜律评语》，惜已亡佚。

李因笃向以学者著称于今人，在经学、史学、诗学、音韵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事实上他对诗歌创作颇为看重《病居承杜姻家方叔整辑诗稿感赋古体五百字》一诗曾经提到早年顾炎武规诫他曰：“所崇必经术，为赋何足取?”他对曰：“我闻称六经，诗与易书偶。”赵园先生说：“诗在明亡之后，不啻为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李因笃即是在明亡之际始用心于作诗。据载，他摈弃诸生后，“一意经学，旁通《左》、《国》、《史》、《汉》暨唐宋诸大家，专力古文辞，尤好为诗歌。”他17岁(1658年)遍游长安，目睹易代乱离景象，吟得《秋兴八首》，成名关中。后在南北游历过程中，与顾炎武、傅山、屈大均、朱彝尊、曹溶、龚鼎孳、王士祯等一代名家相识订交，诗文往还。其行状载曰：“居雁门数年，益发愤读六经及关闽诸大儒书。所著诗文高古深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足见其声名之盛。他一生吟诗不辍，现存诗总计2650多首。

关学作为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流派，在学术精神上具有鲜明特色。赵馥洁先生将关学精神归结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作为关学传人，李因笃继承并发扬了关学精神，注重经世致用，道德践履，殊少空谈天道性命等理学话题，曾就荒政、钱法、漕运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撰有策论，具有鲜明的实学特色。在诗学思想方面，他推崇明格调派，宗唐抑宋，贬黜议论。因此，他的诗歌题材从感时伤乱到咏史怀古，从忧国忧民到思亲念友，从言志抒怀到唱酬赠答，从山水田园到咏物题画，范围甚广，却未有阐述义理的所谓理学诗。钱穆曾说：“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作者的一部生活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作者的心灵史。”李因笃也曾表示自己为诗：“情寄信最深，勿论其妍丑。兼多俊豪共，尽是心血呕。”因此，其诗亦可视为一部李因笃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可为今人深察其复杂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提供最佳窗口。就其主题取向而言，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因李因笃曾任翰林检讨，后人就将他排除在遗民之外。如曾对关中遗民诗群做过研究的张兵先生即依此将其略过。事实上，至康熙十八年，李因笃已自居遗民达三十多年，与顾炎武、李颙、傅山、屈大均等铁杆遗民交谊笃深，气节共尚，曾于康熙四年、康熙八年两度凭吊明陵，向以志节奇高著称士林，辞官一举更是名动天下。曹溶《赠答李天生》一诗曾云：“胸中一掬遗民泪，物外千年处士庐。”钱仲联先生曾有言曰：“李因笃、朱竹坨亦表现了爱国主义。”特别是他的前期诗歌，浸润着浓厚的遗民情怀。

表达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据江藩《宋学渊源记》载：“时天下大乱，因笃走塞上，访求勇敢士，召集亡命，歼贼以报国，无有应者。归而闭户读经史，为有用之学。”这表明李因笃曾有报国义举，但诗集中不曾见到关于早年这段英雄历史的叙述。现存较早的作品是顺治五年的《秋兴八首》，诗人逐一描摹了长安、咸阳等十多处汉唐胜地的残败情状，对兵燹战乱之余的关中作了全景展示，抒发了浓郁的黍离之悲、家国之痛。如其一：“西风萧瑟陇云游，沃野黄图一气秋。地阔河源寒自谢，天清华掌翠同流。烟霜渐老伊人色，日月犹悬故国愁。捣练声悲摇锦树，长安独倚最高楼。”遗憾的是，自1649年(顺治六年)至1659年(顺治十六年)所有诗歌全然无存。在诗集中他自注曰：“初至雁门，尽焚已前诗稿，陈使君、屈翁山争之不能得。”十年之后，清朝统治基本稳定，易代几成定局，诗人渐由悲痛转入反思。在《追问诸将五首》中，他回顾了居庸关、潼关等系列重大战事，以“释甲不须烦击矢，战场无处赋招魂”等语痛斥将士不战而降的无耻行径。又常于清明时节以诗致哀，如“蒋山风雨夕，谁扫孝陵田”。然最能见证其忠贞故国之情的诗篇，当属卷四所录的写于康熙八年(明亡已达二十五年)的8首谒陵诗，如在《同顾征士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一诗中盛赞崇祯帝励精图治、以身殉国，径以“三献声复吞”、“臣志在躬耕”等语直陈忠心，由此可知该卷当时不敢刊出的原因。

表达抱道守节之志。复国无望之际，也是考验气节之时。1659年(顺治十六年)，他对其出处明确表态：“…尊时在明哲，抱道唯守嘿。芝草歌汉恩，蕨薇荷周德。”此后，栖隐守节就成为反复吟咏的基调。“乱世可为惟著述，高人何必尽林岫”则表明他要做文化遗民的志趣。他虽与曹溶等诸多官员过从甚密，也曾坐馆人幕，却始终拒绝出仕，守节自励。清廷访求隐逸，他婉言谢绝道：“性癖耽薜罗，心高耻稻粱。”辞职之事最能鉴其气节。据载：“因笃未遇时，圣祖闻因笃名，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称为‘四布衣’。”故而在开博学鸿儒科时被强致京师应试。期间，反复陈情上疏，并作有数十首赠答诗，借咏怀以明心迹，如《答无异先生》曰：“冥鸿随所往，不话上林枝。”授官月余即辞职归乡，践行其诺言。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十八年后，李因笃不复再有遗民情怀，相反，他还写了一些歌功颂圣的诗歌，表达他对康熙帝恩准他归养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右文政策的拥护，描绘日渐兴盛的社会局面，因多出于应酬，内容较为空泛，但也真实反映出了康熙盛世气象初显的历史态势。

李因笃秉承父亲遗志，夙有匡时济世的宏图壮志，但生不逢时，导致其精神苦闷、生活困窘。于是，他常借屈原、贾谊、阮籍、杜甫等前贤以自况，如“屈原老至空拭袂……阮籍途穷未回车”。诗中多次出现“男儿”、“丈夫”等词语，如“男儿不勒万年鼎，龌龊空悲三寸觚”，显现出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英雄失意的悲愤。此外，游食乞援的生活境遇也令他备感屈辱，“男儿有去就，大义浮乾坤。焉能弃所好，浪迹如穷猿。况我白发母，倚闾朝复昏。数缗不救饿，衔恤鞠诸孙”，言辞朴诚，真实映照出了遗民苦痛的身心境遇。

另外，李因笃精熟古史，游走南北，写下了近百首怀古咏史篇章，风格大都慷慨沉雄，遒劲有力。如《渡易水》：“荆卿将西去，高唱易水滨。……含笑叱祖龙，此声逾千载。……中流生慷慨，两岸风萧萧。”借颂赞荆轲隐寓抗清之志。其他如《赵武灵王墓》《早秋五丈原谒诸葛忠武公庙》等，所咏人物皆是英杰圣贤，实于敬慕中寄托着李因笃本人的高远理想。

李因笃不仅身怀济世之志，而且兼备治世之才。因而，一方面坚守民族大义拒仕新朝，另一方面则对时运民瘼密切关注。如《未得》：“未得归朝信，南征事若何。普天兼水旱，终日只兵戈。吏术转相饰，皇猷空自多。安能复清静，击壤再闻歌。”忧心战事灾情，盼望社会太平。《良乡》则对满清贵族大肆圈地予以揭露。令人瞩目的是，他不仅敢于直刺时弊，且能提出应对策略，《发代州书触目七十六韵》一诗最见功力。诗云：“比来冀北水，无疑兼尤旱。……甚则茹毒蓼，捐生引白练。……世治庇其根，世衰庇其蔓，世治睹其微，世衰睹其粲。…窃疑天道远，人事可近按。……移民就三辅，往返要为券。……西北盛阴气，属羌皆伺便。……高歌以当泣，洒涕何漫漫。”该诗前半篇细描了令人怵目惊心的灾隋，后半篇则从天道和人事两方面追索根由，并提出治理方案，警示后患在即，尽显其体察民情之细微，运筹帷幄之专精。

刘学智先生曾在其《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从“关中三李”谈起》一文中，对李因笃认真践履“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的事例作过梳理。其中，笃爱亲朋是其人品中的重要特征，因此抒发亲情友情成为他诗歌的重要内容。

1．亲情诗李因笃四岁丧父，母子相依，成年后长期外游，因有许多思亲怀乡之作。在《清明长安寓中忆先子》中，他缅怀早逝的父亲道：“未辞怀抱抛遗早，曾接音容想象难。”《寄舍弟三首》写他和弟弟的深情厚谊：“齿序原相亚，肩随忽至今。啸歌兼好友，贫病是知音。”最感人肺腑的作品是则是写他远赴雁门的《纪别八首》。诗云：“其一……慈母就持箸，欲言先嘘唏。……病妻伏下床，相视首蓬飞。其二……兄言勤门户，弟言慎车马。……其三小子复牵衣，歧路含百虑……”全诗刻画出每位亲人依依惜别时的个性化表现，骨肉深情跃然纸上。

2．友情诗李因笃为人豪爽仗义，极喜交游。李颙曾称：“舍弟天生文而侠，肝胆气谊有足多者。”加之南北游历，朋友遍及天下。曾作《存殁口号101首》，列出知名好友达二百多人，因而赠答酬唱之作几占作品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这些诗篇多数情真意挚，义气充盈，如《送约生表兄西归》云：“男儿会当有知己，骨肉何遽轻一毛。肝胆互披向明月，酒酣浑欲拔佩刀。”他与顾炎武情如兄弟，义兼师友，为莫逆之交，相关诗歌将近30多首。其中，《旧年宁人先生以无妄系济南走书报我触暑驰视苦疾坐辞还先生寄赠三十韵诗春日晤保州重会蓟门奉答前诗广五十韵》一诗，记叙了他为顾炎武入狱一事千里奔走的历程，毕现其侠肝义胆。

1．山水诗以描写关中、晋北等地苍凉奇壮的自然风光为主，其中《望岳》气势最为雄浑：“太华三峰列俊屏，晴霄飞翠下空溟。晓云东抱关河紫，秋色西来天地青。玉女盆中寒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乱余林壑怀遗客，缥缈幽栖赋采苓。”全诗意象飞动，境界阔大。另外也有一些意境清逸幽远的诗作，如《登代州白人岩因饮孙园十四首》其三云：“万仞悬孤嶂，双崖划一门。好人多在野，春水自依村。”表现了诗人淡泊自适的精神境界。

2．田园诗李因笃田园诗不多，代表作是《田家诗暇日用杜拟陶得近体二十首》。诗人细描了暮年的耕读生活，充溢着闲适自得的田园乐趣。

对于李因笃诗歌的艺术特点，前人多有评价。以潘耒所作的《受祺堂诗集序》较为全面。序曰：“富平李天生先生，关中豪杰也，为人豁达慷慨，自负经世大略，无所试其奇，一吐之于诗，其诗本风骚，出入古歌谣乐府：而以少陵为宗，意象苍茫，才力雄赡，既与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讲之尤精，千锤百炼而出之，此学杜而得其神理，非袭其皮毛者也。……诚得先生辈数人主词盟而树之帜，大雅元音庶几不堕矣乎！”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诗大抵意气苍莽，才力富赡，而亢历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时时有之。”基本依潘氏之说。总体而言，李因笃诗歌的艺术特征别具特色，并与其诗学主张密不可分。

李因笃于盛唐诸家中最重杜甫。他不仅是清初注杜名家，在创作中亦自觉以杜甫为典范，最终得其神韵。表现为：内容上，他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关注现实的精神，关心国家安危，反映百姓苦难；在风格上，感时伤乱，悲慨苍凉，颇有老杜沉郁之风；在形式上，或直接借用杜诗题目、体式，音韵，讲究格律，共有2100多首格律诗，比重约80%。其中，《陪曹秋岳先生宿雁门关即事四十韵拈玉露凋伤枫树林之句分调字》最为时人称道。王士祯评曰：“富平李因笃天生……长律得少陵家法，尝以四十韵赠曹秋岳。曹叹日数百年无此作矣。”屈大均亦称“孔德诸体陵轹少陵，而五言长律尤善”；在表现手法上，借鉴杜甫实录时事的“诗史”精神，写下了一些反映社会历史场景的长篇叙事诗。如《发代州书触目七十六韵》《宿敷廉坊》等。但是，李因笃绝非单纯模拟之辈。他主张作诗须有真性情，曾批评“于鳞学太白者也，用其事，失其辞矣，其失却在于规摹”，因此，他的诗歌能够立足亲身体验，不落窠臼。

李因笃不仅尊崇盛唐，并将学习对象上溯至《诗三百》，对《驷铁》《车邻》等“秦风”篇目尤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常鼓荡着一种大秦风度，汉唐气象，体现在他对济世壮志的慷慨吟唱，他在抒情咏怀时的豪爽坦荡，他对英雄圣贤的颂赞，他对壮美山川的叹赏，在形式上则体现为规模宏肆，韵律激昂。由此铸成他鲜明的风格：雄放苍凉。这种风格既受风云动荡的时代氛围感召，更直接来自他豪侠刚直的个性气质，来自于他心怀天下的人格境界，这又得益于雄深雅健的关中地域文化的长久熏陶。他在《康孟谋诗集序》中说：“孟谋诗数百首诸体略具，雄姿逸气不受羁衔，顾皆直抒性灵，磊落壮凉，得秦风本色。”他的创作风格亦可看作对其倡导的“秦风”这一诗学主张的自觉实践，是对关中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

《清史·儒林传》称李因笃曰：“博学强记，贯穿注疏。……深于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作为学者兼诗人，李因笃力主诗人须博学。他曾称：“天之赋才，非啬于今而丰于古，江河日下，视古人不啻径庭。岂独其才疏？学之不逮古人矣。”他善于运用经史典故以深化诗歌内涵，如《得傅征君信》中称赞傅山曰：“不卜同舟瞻郭泰，徒知中论拟王通。”以郭泰、王通两位山西籍前贤故事比喻傅山，至为恰切。故屈大均赞曰：“孔德长律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熔铸成篇，词无空设，悉有典故。”此外，实学思想也常渗透在其咏史论时的作品当中。而他之所以能够擅作律诗，与其深厚的音韵学、杜诗学功底密不可分。

杨际昌《国朝诗话》评析曰：“诗格奇僻，五言律犹工造句。……‘塞马嘶玄岳，关榆堕紫荆’等句，浑成工妙，直入初、盛唐之室。”其实这样精妙之笔屡见不鲜。如《潼关》：“河经百二开天地，华枕西南锁雍梁。”如《雁》：“万里江湖去，三春雨雪归。”另外，他还喜用叠字。如《东湖拜苏端明公祠有感呈茹明府》：“淡淡湖中水，青青山上树。峨峨哲人祠，衮衮东门路。杲杲初出日，盈盈公府步。”连用6组叠词，平实稳协，似自然拈来。

李因笃的诗歌展现了一位关学名家崇高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才艺，蕴含着丰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有待进一步开掘。在明清之际，曾经享誉诗坛的关中籍诗人还有孙枝蔚、李柏、李楷、王弘撰、李念慈、王又旦、康乃心等人。相比之下，李因笃的诗歌无论是数量上、内容上、艺术上，还是诗坛影响上，均有突出表现。更为重要的是，他长期活跃在关中地区，是关中一地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关中地域文学风貌，应是清初关中诗人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