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禽(1930—2010)，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诗人，原名罗燕，笔名有罗砚、罗马、壬癸等，本名罗显烆，1950年他随部队来台，曾作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副总编辑。商禽16岁从军，在动荡的岁月中走遍大陆西南各省，一路搜集民谣、试作新诗。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重量级诗人商禽近年帕金森氏症缠身，于2010年6月27日凌晨因并发吸入性肺炎过世，享年80岁。

中文名：商禽

别名：罗显烆

国籍：中国台湾省

出生地：四川省珙县

出生日期：1930

逝世日期：2010年6月27日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随回家探亲的兄长加入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在逃脱与拉夫中辗转于西南各省。后从军，1950年从云南去台湾。翌年在《现代诗》上发表诗作，1956年加盟纪弦组织的现代派阵营。之后加入《创世纪》，成为台湾超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1962年创作诗集《长颈鹿》。1968年退役，穷其20余年军旅生涯，仅获“陆军上士”军衔。

退役后生活无着落，似漂泊不定的浮萍，后辗转下层社会,从事多种职业,先后当过编辑、码头工人、私家园丁，跑过单帮，开过牛肉面馆等。曾任编辑，后辗转下层社会，从事多种职业。

1969年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进修，获荣誉作家称号。曾任台湾“现代诗奖”评审委员。曾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任职。商禽曾获某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且入围，最后关头功亏一篑。生活中太多的不平，太多的挫折，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磨难，令诗人无法平静地面对现实，只有逃遁到超现实主义的诗的意境中去寻找慰藉，以诗的超脱，达到对现实的超脱。诗作追求超现实主义，不承认文学(尤其是诗)有社会使命。作品还有《梦成黎明》、《用脚思想:诗及素描》、《梦或者黎明》、《商禽·世纪诗选》等。商禽的《门或者天空》，抒情主人公如同“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写诗即是反复从一个虚拟的“门”中走出，也就是从事精神上的逃亡。真切的身世感，使看上去荒诞的喜剧情境，其实充满了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超现实的想象，是关于生存的神话，它以脱离现状的心理态势，来追求高扬的诗意。商禽说“回想起来，过往的岁月仿佛都是在被拘囚与逃亡中度过。”诗人在“拘囚”中体味屈辱，在“逃亡”中追回人性的尊严，即是立足于困境去寻找出路。若说超现实表现手法只是玩弄技巧，便抹杀了诗人在梦想中的良知，实在是出于某种误解。如果把创世纪诗社的艺术追求“悬挂在空中”，而忽视了“烟囱”在困境中难以脱身的痛苦，自然得不出公正的结论。诗人说“泥土本就是我的母亲”，唯其如此，他以超越现状为其文化精神。商禽、叶维廉等的超现实艺术实验中，都主动地趋向于探索诗歌的艺术美规律。他们强调在语言诗，也许纯诗比超现实更能代表创世纪诗社的艺术理想。超现实的诗歌观念，本不缺乏追求纯诗意向；尤其运用意象语言来从事写作时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技巧，应该是诗歌艺术中最为精微深奥之处。在这方面，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确实有过人的长处。因为自主的创造性想象能够为纯诗创作开辟一条走向自由王国之路，所以创世纪诗社在60年代初选择超现实主义，也可说必然之中有偶然，大体其偶然性在于与世界诗坛接轨时的艺术风尚，其必然性则来自他们一以贯之的追求纯诗意向。

商禽被誉为五十年代台湾散文诗的开山者，以超现实主义风格闻名，虽然终生诗作不超过两百首，产量极少却句句经典。他的至交好友、诗人痖弦哽咽地说：“上帝给他的生命太短，但他的诗会流传下去，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成绩也最好的诗人，是我们的表率。”据报道，2009年5月印刻出版在商禽79岁生日当天为他举办《商禽诗全集》新书发表会，这是商禽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当时他身体瘦削、说话略为迟缓，但与云民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诗人楚戈、管管、辛郁等众好友相聚，他仍非常感动，双眼炯炯有神地说：“我从未放弃写诗的念头。”

散文、随笔、翻译、诗歌

1980年　《翁闹、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卫。

1991年　《王昶雄集》，台北：前卫。

1993年　《驿站风情》，台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1996年　《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台北：前卫。

1998年　《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王昶雄散文精选集》，台北：前卫。

2002年　《王昶雄全集》，台北：台北县政府文化局。（共分为散文、随笔、翻译、诗歌。）

期刊、报纸、散篇

1970年　“宝岛心影──发人深省的延平邵王祠”，《今日生活》4卷4期，5月30日页2-5。

1983年　“追悼文环兄”，《台湾文艺》81期，页57-86。

1983年　“‘性’的升华：从我国传统观念谈起”，《台湾文艺》82期，页80-84。

1993年　“巴尔札克在家吗”，《联合报》4月30日43版。

1983年　“不信童年唤不回”，《学前教育》6卷7期，页1。

1985年　“乐天知命一学人：悼念吴本立先生”，《文讯月刊》21期，页274-279。

1999年　“浩劫当中悼斯人”，《文讯月刊》169期，页95-　96。

2000年　“安魂歌”，《淡水牛津文艺》7期，页62-63。

2000年　“王昶雄自订日治时期著作目录”，《文讯月刊》34期，页68-78。

2000年　“感慨谈家山──沪尾风情画”，《淡江史学》11期，页265-267

他冲击诺贝尔奖，被誉为世界诗坛“鬼才”，精通英语、擅长书法、工于丹青，任美国大学客座教授，但他只上过初中。15岁离开宜宾，浪迹天涯，命运坎坷。请看一个川籍现代派台湾诗人的故事——这个步履匆匆的男人，仿佛又奇迹般地站在我们面前。去年腊月他从台湾打通了电话：“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拜年，希望家乡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商禽先生于今年的清明节回来，探亲祭祖，拜会亲朋好友。前不久，我又收到了他亲手写的“自传”。

在海内外文坛享有盛誉的商禽，身材并不高大，也不伟岸，但总是匆匆行走的他，却出奇地练就了一副硬朗坚定的身板，一双大大的眼睛有着四川人那种特有机智和风趣，额上密布的皱纹，刻下了他一生的苦难、坎坷与拼搏，岁月无情却抹不去他难以言表的“故土情结”。

商禽的诗在大陆、台湾、香港、日、韩、法、英等国家和地区享有盛誉，他已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提名。

他只上过初中，却擅长书法、精通英语、工于丹青，涉猎广泛，对于中国版画颇有研究并将出版这方面的专著。商禽是个“功成名就”的流浪者。

他是怎样挑战命运，一步步登上艺术高峰、进而冲击诺贝尔奖，成为我国作家继沈从文获提名之后的又一人呢？

浪迹天涯　梦想未泯

从商禽多变的笔名，就可以想象他一生的沉浮不定与变幻无常。最早，父母给他取名罗显烆之后改名罗砚。作品上先后采用的笔名有商禽、罗燕、罗马、任葵等。名字上蕴藏着他生活及艺术的历历艰难。这其中他用得最多也是最为人们熟悉的笔名就是“商禽”。他说《诗经》说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燕是商民族的禽鸟。“商禽”笔名，故取意于此。

1930年3月，四川宜宾巡场镇上，佃农罗振富的妻子严氏生了一个男孩。按字辈，罗振富给这个瘦弱的男孩取名罗显烆，也许是怕“命中缺火”，所以名字里含有火字。

1945年初，15岁的商禽，尚未中学毕业，就与哥哥罗显永结伴出走，来到省城成都，准备从军抗日。可他刚到成都不久，抗战胜利了。他当了三年兵，自动脱离了部队，他觉得在国民党军队混实在没前途，且目睹了旧军队的种种腐败。但不幸的是刚开小差的他又在成都被抓了壮丁。没几天，他又借机脱逃，并开始踏上漫漫流亡路，沉重的脚步踏遍了两广、两湖、云、贵、川各省的崇山峻岭及原始部落，饿了，用野果野菜充饥，好几次被山林土匪抓住要他“入伙”，他都机智地脱身逃走，不知道多少次昏倒山涧林旁，所幸的是没有被虎豹吃掉、也没有被病魔夺去性命，差一点到了缅甸时，又被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抓去当兵，就这样，抓了逃，逃了抓，连商禽自己都记不清共有多少次了。1950年初，在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集体大逃亡中，他随军从云南绕道撤往台湾。历史戏剧性地开了个玩笑，当初那些抓他当兵的人，也一同到了台湾。

商禽在成都时迷上了鲁迅、郭沫若、冰心、艾青等人的作品，便从此醉心于文学研读和创作。正因为他倾心于艺术，台湾的教授、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常常和他切磋技艺，加上特立独行的他一直拒绝参加国民党，他的“长官”怀疑他有不良思想倾向，可能是“危险分子”，以至1968年退役时，从军20多年的他军阶仍是“陆军上士”。

1953年商禽开始用“罗马”作笔名，在《现代诗刊》发表诗作，并于1956年参加诗人纪弦领导的现代派，继而迅速成为现代派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实力诗人，随后他又迅速成为了台湾超现实主义诗派的“点火人”。1959年，商禽在台湾发表了代表作《长颈鹿》诗篇，展示其非凡才华。该诗很快被译成法文刊登在比利时《诗人报》上，同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播出后，收入胡品清教授所译法文版《中国现代诗选》中。商禽逐渐在国际诗坛扩大影响并受到重视。在美国著名汉学家白芝教授编印的《中国文学选集》中，商禽也有多篇作品入选。

艺名远播的商禽从军队退伍后，生活陷入了贫困。他与爱人罗英吟诗作赋，一唱一和，共度艰难。结婚两年后，大女儿罗珊来到人间。喜中有忧的商禽，更加穷愁潦倒。为了生活，他先后干过出版社编辑、码头搬运工、仓库看守、甚至跑单邦，还作过私人家庭的花工，主人通英语，为了交流方便，商禽借机学会了英文读写，也算是“因祸得福”。1969年，商禽第一本诗集《梦或者黎明》在台湾出版，立刻引起文坛关注。1970年，商禽又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奖励，继续留校讲课。1970年商禽的诗作《灭火机》选入韩国《中国名诗选》。1975年，随着二女儿罗咏言降世，已成为国际知名诗人的商禽为生活所迫，又在台湾永和市开了家牛肉面馆，他为自己的面馆取名为“风马牛”，意为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并显示出生活的无奈与辛酸。但处境不妙的这位四川老乡同样不乏幽默与乐观。他在夜深人静之时，依旧研读，依旧打磨他的诗篇。商禽从1978起任《中国文化复兴月刊》编辑，第二年他却因印《新月月刊》说了真话，被立刻免职。商禽再一次面临严酷的现实。但他从未丢下手中笔。理想的光芒在胸中时刻温暖着他，支撑着他，这时，他的《梦或者黎明》中的20多首诗，经巴黎艾梅里教授翻译发表在法国权威杂志《诗》的第五期上。

命运之神总算为一生多磨难的商禽打开了绿灯。1981年他供职于台湾《时报周刊》，直到担任副总编，这时他才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与写作环境。斯时，大陆诗人流沙河先生在《星星》诗刊和他编著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中，较早地向大陆读者介绍了商禽先生的诗作。

1989年春，商禽终于回到了他苦苦思念魂牵梦萦40载的故乡。游子归家，老泪纵横，他禁不住吟出了“我的双脚走在故乡的土地/母亲呵/我的泪水打湿了故乡土地”。正是这一年，商禽更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诗及素描集《用脚思想》出版，《梦或者黎明》一书一版再版。他的一位朋友、一个知名记者问他：“商禽，你用脚思想，用什么写作呢？”商禽只是机智地笑而不答。

国际文坛“鬼才”　痴情故乡山水

商禽被国际文坛称作“一个绝无仅有的鬼才、怪才”。因为他的诗立意、意象、结构、语言具有自我风格，绝不与他人雷同。

更多的时候，商禽在沉默。他是一个善于思考不多讲话的人。尤其是关于他自己，他更少向媒体谈及。他的信条是：“工作时候努力工作，写诗时候认真写诗”。商禽说：“每次回家乡，别的人可以不见，但故乡的作家、诗人、作者，我是一定要见的。”

他说：“当作家诗人就要当一流的”，“要做到‘四多’：多读、多想、多写、多观察。”笔者曾问商禽：“您只上过初中，如今却知识渊博，可有秘密？”商禽若有所思：“我生在动荡年代，没机会上大学，生存都艰难，全靠在社会上苦读自修。”他常穿的衣服是旅行者衣服，里里外外20多个大小不同的口袋。“这些口袋可以装资料卡片、笔记本、采访本之类，还可以装眼镜、感冒药等，方便得很！”他的观点是：“作家诗人要凭良知、良心、良能写作，关注人类社会自身命运。”“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华人作家不要自暴自弃，汉语是世界上内涵丰富张力强盛的语种。”商禽语出惊人：“作家、记者要多读书，大陆、港台一流作家的书要读，国外佳作不可不读。但也要学会忘记，不要迷信名人，大胆创新！”他看不惯一些艺人的浮躁粗浅：“有志于写作的人，不要下决心当‘苏东坡’再世、‘郭沫若第二’之类，这样没出息！”笔者提出了大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困惑”：“通俗文学甚至庸俗文化风行，高雅艺术不景气，一方面繁荣，一方面萧条。”商禽却说：“这很自然，读者选择艺术，艺术也选择读者，国内外都这样。”商禽认为：“健康严肃的文学从古至今存在，今后也将存在，人类总在追求亮点。”他的眼光充满自信：“我和台湾的朋友就自己掏钱办刊物，发表全世界华人优秀之作。”

作为艺术家，商禽是一个感情型的人。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倔强、不驯，不人云亦云，但他对朋友、对妻儿却很负责。不论在台湾还是在海外讲学，他总要及时给家人打电话询问情况，报告平安，几十年从未间断。不管有多忙，他总是耐心地辅导女儿学中文、学英语，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慈父。

商禽不在乎物质享受，崇尚古朴、自然、纯真，他一直拒绝穿名牌衣服。他唯一的嗜好是故乡山水和名酒。回故乡祭祖探亲，他就要急着伴着月色去寻儿时走过的青石板路，寻他母亲当年洗衣的小河，寻山泉奔涌的“凉风洞”，寻野山鸡出没的“火烧山”，寻芙蓉山上的千年古寺，扯一把思茅草在口中细嚼，捧一把甘泉洗去满脸风尘。他对家乡的高粱酒、米酒、玉米酒特喜欢，回乡时总要请亲朋一饮为快。

有一年，因海峡两岸信息不通也不许探亲、商禽想家又无法回的时候，他的好友、艺术家李先生特邀商禽相聚，拿出一瓶自酿的高粱酒，声称是来自他家乡的“五粮液”，以营造气氛。谁知商禽一见那酒瓶就泪水纵横，连饮几口：“好酒，好酒啊！”他又陷入了归家的梦中。1992年他的诗集《用脚思想》在伦敦出版，出版社问他对稿酬的意见，他却幽默回答：“钱就不要了，但希望得到最好的威士忌！”他回乡时曾希望故乡作者为台湾报刊投稿，最欢迎写大陆河山风景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