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棣照片

王来棣

王来棣个人资料:王来棣(1926.01.02-2012.12.31),女,中国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研究员,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先后参加……
资料更新时间:2025-04-25 07:39:00

一、个人简介

王来棣(1926.01.02-2012.12.31),女,中国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研究员,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52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先后参加汪士汉主持《五四运动》、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负责《中国近代史稿》等书编写或增订修改。2012年12月31日,王来棣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王来棣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26.01.02

逝世日期:2012.12.31

三、个人履历

1926年1月2日,王来棣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一个富裕家庭。祖父王理孚是鳌江开埠先驱,父亲王文川(王载彤)是20世纪30年代温州地区著名实业家,创办了浙南闽北著名的王广源商行,为鳌江的历史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王来棣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1940年代初在永嘉中学(现浙江省温州二中)读书时,在话剧和文学上显示出天分,成为学生剧团的骨干。王来棣当时的国文老师是著名词学家夏承焘的高足、“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的女作家琦君(原名潘希真)。王来棣参与琦君组织的诗社和话剧社活动,和同学自筹经费演出抗日剧,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到社会公演。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来棣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浙江大学“求是”精神影响了王来棣,这位1949年毕业的浙江大学女生80岁时回忆起老校长竺可桢仍心怀感激,“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子一样。”王来棣迅速靠近中共地下党组织,并成为地下党员,还担任过地下党浙大总支委员。也是在浙江大学,王来棣与当时物理系助教、王来棣地下党负责人许良英相识、相爱。

1952年9月,王来棣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从事现代史研究,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相关文献资料极少,工作很难深入,王来棣从口述资料的搜集入手。当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在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帮助下,自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间,王来棣先后采访了30多位中共创始人和早期党员,其中包括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人。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这为重建早期中共历史作出了贡献。

研究刚有进展,王来棣的家庭却突遭横祸。1957年6月开始“反右”运动时,王来棣的丈夫许良英本来不是“反右”对象,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3月1日,许良英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黑龙江省密山国有农场监督劳动。许良英选择退职“自谋生路”。王来棣没有马上与丈夫“划清界限”,1个月后即以包庇“右派”丈夫的罪名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被取消,访谈计划中止。为不连累王来棣和两个儿子,1958年4月,许良英决定回浙江老家务农。此后近20年,王来棣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来棣开始研究民主制度、人权理念,同时重新思考20世纪的中国革命。

1978年后,王来棣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等多篇论文,其中,王来棣和许良英共同署名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走出伪民主误区》产生了很大反响。王来棣还对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作了重新整理,对受访人删改整理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将部分整理稿和修订稿同时影印出版。

从1987年起至去世前,王来棣与先生许良英一直致力于启蒙性的学术著作《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写作,王来棣负责希腊部分、中国部分,许良英先生负责从罗马、荷兰、英国、美国到法国民主演变的历史。

四、个人作品

1.《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10.7千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10.5千字,《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英文稿(加拿大陈志让教授翻译)发表于“ChineseStudiesinHistory”Spring-Summer,1985年。

3.〈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21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20千字,《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39年。

5.《论希腊民主制》,10.5千字,《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

6.《驳民主在中国“古已有之论”》,6千字,《莱茵通信》(德国版),1993年第3期。

7.《中国人接受人权概念的艰难历程》,20.3千字,《知识分子》(美国版),1994年秋季号。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60.8千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五、社会评价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历史学者雷颐:王来棣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难能可贵,胡绳也难能可贵,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完全平等地进行讨论。这是学术上的一段佳话,现在更应该有这种风气。

2.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CaliforniaStatePolytechnicUniversity,Pomona)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师母是一位杰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她对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和许良英老师合作的民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也将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她的去世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3.旅德学者仲维光:我是1975年在商务印书馆许良英先生的临时住所认识许良英先生的,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还不曾见过许良英先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王来棣师母。我和王来棣的长子许成钢在一个中学,是一个群体中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孩子。王师母对我来说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这个感觉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到后来我成为了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还是如此。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听同学说,她实际上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很多章节的撰写者。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本书可都是大学者的事情,所以王老师在我们心里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这层神秘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亲切和蔼,所以我永远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感情的母亲。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是一个充满反叛的孩子,从1975年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我们就争论。后来他们搬到了科学院黄庄宿舍,我到许先生那里去的时候还是继续争论,有几次我们争论的非常激烈,几乎都动了感情。但是王老师永远是微笑地看着我们争论。有她在,我甚至潜意识地总是以为王老师在支持我。这是她性格的力量,让我们感到亲切,也是她人性的力量。在许先生家我不知道吃过多少次饭。每次无论许先生还是王老师都让我感到如在自己的家里。她总是在不停地照料着我。我的那些同学大约都在许先生家吃过饭,都会对此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感受。

4.学者傅国涌:她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晚年又疾病缠身,但总是表现出从容、淡定,没有焦躁、不安或激愤。每次见到她,她都是那样平静,我与许先生聊天,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偶尔说几句,也总是慢声细语。所以每次去她家,都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可以如此淡定地立在这个世界上,和世界上乌七八糟的东西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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