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华照片

张维华

张维华个人资料:张维华(1902年12月17日—1987年)字西山,山东寿光人。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著有《汉史论集》、《中国古代长城建置考》、《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1928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后在……
资料更新时间:2020-02-02 02:57:25

一、个人简介

张维华(1902年12月17日—1987年)字西山,山东寿光人。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著有《汉史论集》、《中国古代长城建置考》、《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1928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后在济南东关济美中学执教。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 院学习,其间,加入禹贡学会。193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回齐鲁大学任历史系讲师。1936年赴北京禹贡学会工作,协助编辑《禹贡》半月刊。1937年赴河南参加经世学社,主编《经世》刊物。1938年在昆明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与顾颉刚、徐旭生一起研究中西交通史。1939年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责善》半月刊和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中国成立后,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学研究所主任。1952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有创见,受到史学界重视。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张维华

国籍:中国

出生地:山东省寿光市

出生日期:1902年12月17日

逝世日期:1987年

职业:著名历史学家,教师

三、著名历史学家

1902年12月17日,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的小农家庭。曾祖父原本姓董,为其姨母张家抱养,所以就姓了张。在宗法社会里,抱养的孩子被称作养子或义子,社会地位很低,如同秦汉时的“赘婿”。后来总算分给了些田宅,但又少又坏。曾祖父虽然不识字,但很有志气,立志要带出一个好人家。除了省吃俭用、勤劳操作而外,还供给自己的儿孙读书。祖父读书无成,长大后一直在家乡务农。叔祖父读书尚有成就,成了一个乡里的教书先生,但考了无数次,连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考取。伯父颇有毅力,考取了已酉科(1909年)的拔贡。  五六岁时就读书识字,先读私塾,清季开始办学堂,又到学堂去读书。当时张维华家十几口人,平均不到一亩地,本没有供他读书的能力。只因祖父心胸很大,以家中书香中绝为耻,非叫其读书不可。为了能省点读书的费用,就把张维华送到距家八里路的一个教会小学去读书。两年后毕业,张维华又投考了潍县东关外外国教会办的广文中学。张维华在二三百人中考了个第二名,祖父很以为光荣。当时我祖父种菜园,父亲贩粮食,东凑西凑,勉强供我上学。在假期回家的时候,张维华就干一般农家子弟所干的活:割草、放牛、捡粪、拾柴以及锄地、割庄稼、耕地等轻重农活都干过,有时过着很熬煎的日子。这些事影响了张维华以后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了所谓“牛棚”,在农场干活,各种农活我都能干,其他人颇为诧异。  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济南的齐鲁大学。上大学费用更高,张维华家更是拿不起,第一年就把家里的麦子全卖了,当了学费。张维华有一个姓李的小学老师,他以后学了医,当了大夫,怜悯我,一年帮我二三十元。学校虽然给点微薄的资助,生活还是很困顿。在上课之余,我就帮着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翻译书稿,每月可挣得十几元。自己平时尽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一年一年地混。有一次生了病,竟然连几角钱的药费都拿不出,还要去求亲告友。

  张维华坚持读完了5年大学,1928年夏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随后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那时谋职不易,张维华干的很卖力,教课效果甚好,颇受学生欢迎。一年后,齐鲁大学又聘我回校当助教。两年后,即1931年,我又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集中了许多名流,例如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都执教于此。我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问的方法。这促使张维华下决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路子。北京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藏书甚丰,这是个极有利的条件。我那时已是过30岁的人了,不免有为时过晚之叹,但我还是抓紧时机,刻苦攻读。两年后,张维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里来华考》,竟然受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这更加坚定了我作史学研究的决心。  1933年研究院毕业,张维华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颇受洪业先生赏识,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本书共有17万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将书名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过去的正史中,虽大都有外国传,但从来没有欧洲国家的传。《明史》中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传,显然是中国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反映,表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于是,张维华便参照中外文有关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为《明史》中欧洲四国传作注释。在注释过程中,我采用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  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张维华仍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当时教师少,全系只五六个人,我教的课也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尽可能地搞点研究。我在读《日知录》时,看到顾炎武有关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我翻阅了大量方志,并参考其他支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接着我又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后来结集成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有些资料来自实地考察所得。我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我写好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张维华应顾颉刚之邀,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还给了我一个主任的名义,叫我负责对内、时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广人稀的河套,深感这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有改观。我访问了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离开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当时肖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与他来往较多。张维华一边教书,一边在他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维华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旋即解散。张维华和几位同仁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宜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

1938年秋,张维华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当时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

1939年秋,张维华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当时迁至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除授课之外,张维华和顾颉刚先生还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20余位著名学者,像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参与其事。我们还招了动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了大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张维华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关于秦汉时期,我先后撰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  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数篇论文外,这时张维华还写成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稿。当时曾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齐鲁书社愿意为我出版这本书。研究生晁中辰整理,并由他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义和宗教因素掺杂其间,对其性质和作用难于辨识和判定,为此历来多有争议。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个领域更成了禁区。但历史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应该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激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又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初次交锋。它带来了生机,也蕴藏着危机。从主观上来看,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我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一度信奉耶稣会。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以及医院,帮助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有的耶稣会士还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此后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从客观上来看,除消极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知识,对仍然沉溺于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它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陆续传入欧洲,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我在“出版新序”中特别提到,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写这部稿子,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很多,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觉得,人类社会虽然四分五裂,但从未来的远景看,也会同中国一样,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944年,张维华离开成都,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夏迁至重庆。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局混乱,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

1948年,我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在教学之外,做些订正旧稿的工作。翌年全国解放,我随校返回济南,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维华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在此后的30余年间,不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还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张维华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30多年形势变化很大,无论教学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马列主义来指导,我是一时跟不上的。在这期间,编过讲义,也写过文章,大都属于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学涂鸦,说不上研究。  总的说来,张维华的学术研究道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解放以前,那是走的老路子,确实费了不少力,也写了一些东西;一是解放以后,自己虽然没有学会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路子,但自己的眼光比以前开拓了,接受了些新事物和新的治学方法,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而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感到,旧日所学也不是完全无用。没有这样一点旧日的基础,用新方法从事研究也是有困难的。  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让张维华复职,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张维华培养研究生的原则是八个字: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从通常情况来说,人家来当研究生主要是学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呢?我对他们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干什么事都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另外,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就是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大学教师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品格方面都能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严格出名的。不仅在品格方面,在成绩方面也是如此,我几乎没给他们打过“优”,“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优”,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虽然对他们要求严,但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都很深。他们也都清楚,要求严有利于他们的进步。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维华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带研究生以外,还整理了一些旧稿,张维华的一些想法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张维华以活到老、学到老自勉。

四、出版著作

1.《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原名《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出版)。

2.《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里1979年版。

5.《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6.《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7.《晚学斋论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

8.《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主编),齐鲁书社1985年版。

五、成就贡献

“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维华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据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并且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他还经常以他的老师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做学问的旧事,他们的成就都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这番教导足见张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张知寒教授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张先生就建议他读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把“史德篇”背诵给张老听。当他讲到“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时,张维华先生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

凡是和张先生共过事的老师都知道,张先生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当他平反后,在给学生陈学文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时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还很多,必须奋起直追!”丝毫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尽管这时他已到老年,但仿佛又焕发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时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先生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做学问,一是求通,二是求实

张先生在做学问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得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学生。张维华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在授课方面,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中国史,也讲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显得特别得心就手。这也是他在史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于求实,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开了个专题讲座,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的深恶痛绝。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甚至专著,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安作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回忆道:有一次,张先生在讲课中,忽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哪里?他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于是张先生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番话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学生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门径。

张先生原来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论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著,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

张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份。”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你活着就是贡献”

张维华先生由于年老多病,后来经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健病房,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花费自然也比较高。张先生总嫌花钱多,常对家人和陪床的学生说,花的都是国家的钱,实在心疼。因此,他不断地催促家里人为他换个医院。当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来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时,张先生就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没有用了,花费国家那么多钱不值得了。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对他说:“你活着就是贡献。”这几乎成了一句名言,历史系师生几乎无人不知。

事实也果真如此,当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正在编辑,张维华先生是主编。一位编者对一段档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准,向别的老师询问,却始终定不下来,后来去医院问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三两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其他的老师都很信服。后来张先生又一次住院,由于他一再坚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医院……

张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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