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1915年3月-2010年10月18日），原名许铁如，生于福建漳州，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冲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8日12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中文名：彭冲

别名：原名许铁如

国籍：中国

出生地：福建漳州香坂村

出生日期：1915年3月

逝世日期：2010年10月18日

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冲同志，原名许铁如，1915年3月出生于福建漳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代的彭冲，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深为不满，并逐渐萌生改造社会的意识。在龙溪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0世纪30年代前期，彭冲同志在漳州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漳州地区地下党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在学生中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进步青年加入党团组织，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与反动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4年，受中共漳州工委委派，彭冲同志加入由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虹桥文艺研究社，并逐步将其改造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芗潮剧社。彭冲同志积极投入剧社工作，编导并参加演出进步话剧，成为剧社骨干。芗潮剧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闽南大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期间，他一次次摆脱敌人的盯梢追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937年，中共地下组织决定以芗潮剧社为骨干力量，在闽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彭冲同志与其他党员一道带领剧社前往厦门进行巡回公演，积极促成建立闽南地区抗日文艺联合战线，使之成为闽南地区抗日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彭冲等同志恢复建立中共漳州工委，他任工委组织部部长，发起组织了民众救国服务团，参与领导漳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不到两个月，民众救国服务团就发展成为有着30多个分团、几十个分队、3000多人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7年10月，彭冲同志参加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他领导宣传队抓紧一切时机，在部队指战员和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使宣传队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和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有力工具。

1938年6月，彭冲同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秘书。9月，任新四军高淳办事处主任。根据上级指示，他带领工作组在安徽当涂县开展群众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使党在当涂地区的影响日渐增大，群众基础日益雄厚，该地方成为新四军东进后在苏南地区开辟的根据地。同年11月，中共当（涂）芜（湖）县委成立，彭冲同志任当芜县委第一任书记。1939年7月，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0年之后，彭冲同志历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三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6师18旅53团、52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治委员兼中共江苏泰州县委书记。

1945年6月后，彭冲同志历任新四军第1师18旅、华中野战军第6师18旅和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8师52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带领部队转战南北，参加了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为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9月，彭冲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8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副政治委员。在部队政治工作中，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上级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把完成作战任务与加强部队建设结合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运用经验，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我军取得华东战场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同志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兼龙溪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他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工作，为做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和华东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4年8月，彭冲同志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55年后，历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为江苏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南京工作期间，他高度重视工业生产，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领导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同时积极推进南京城市建设和环境绿化，为南京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冲同志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3月，彭冲同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参加学习班后，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分工负责抓生产。其间，他协助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同志指挥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作为常务副指挥，彭冲同志与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地。经过7个多月顽强奋战，南京长江大桥主体工程顺利竣工，受到了国内外的瞩目。1974年11月起，彭冲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彭冲同志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以实际行动进行积极的斗争。他坚韧不拔，力排众议，为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保存南京的历史文化古城风貌建立了功绩。他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抓经济工作，努力扭转全省工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为维护社会局势基本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彭冲同志根据党中央部署到上海工作，从这时到1980年3月，历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市长等职。他倾注全力，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依靠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争分夺秒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参加领导了及时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积极参加领导了开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为迅速恢复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期间，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面对大量历史难题和遗留问题，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准确把握政策，讲究策略，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恢复生产，稳定局势。他十分注重发展生产，领导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厂，为改变中国钢铁工业的面貌、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作出了突出贡献。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彭冲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加强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团结合作，推进新时期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78年9月，他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随邓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回国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协助彭真同志分管政法工作。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4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在参与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为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努力工作。他按照中央的部署，协助彭真同志组织指导了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加强人大立法和监督、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以及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立法工作要以宪法为依据，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他注重立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先后主持起草和审议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为我国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3月，彭冲同志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进程。

彭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彭冲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彭冲同志一生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紧密联系实际。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既是冲锋陷阵的军队指挥员，又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研究者。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勤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博览外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彭冲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坦荡，豁达大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为人正直，待人和气，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张扬自己，总是把成绩、功劳归于集体。他作风民主，关心、团结同志，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他热爱人民，热心为人民服务，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人民的呼声，努力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他高尚的人格、优秀的品德、宽广的胸怀、感人的风范，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爱戴。

彭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龙师”第一个党员

1933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地下党员到漳州恢复成立了党小组。彭冲(当时名叫许铁如)在龙溪高等师范读书，受红军的影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此期间成为龙师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不久，又成为龙师第一个党支部的负责人。

1934年，中共漳州工委吸收了由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虹桥文艺研究社，并派彭冲等加入文艺社，将之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广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他们在实践“到农村去”的口号中坚持方言演出，堪称创举。

“好市长”“好书记”

从解放初至粉碎“四人帮”，彭冲主政南京、江苏，书写了25年光辉篇章。他是新南京城的创业者、建设者，被江苏人民称为“好市长”、“好书记”。是他，把南京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由于当时抓紧了生产，195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达到了20余亿元，为南京今天的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四大支柱产业打下了基础。

“文革”时期，南京遭了殃，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打倒。1966年8月到1968年2月期间，彭冲被南京大学造反派揪去批斗达200次之多，吃了许多苦头，但他坚韧不拔，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

“文革”的破坏史无前例，但江苏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治安仍得到良好的维持和一定的发展。南京城市绿化美化获得海内外的公认，都同彭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他在“文革”中力排众议，坚持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把南京市城墙的大部分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古城！

他建议人大会议不再悬挂领袖像

20世纪70年代末，彭冲刚刚调到北京工作，他意识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便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彭冲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的会场中，正式开始悬挂国徽了。

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

彭冲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眼光。他居高望远，思路清晰，做好民主法制建设这篇大文章。在他连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凝结了他的智慧与心血。

1993年，民主与法制出版社出版了彭冲的《民主法制论集》一书。他的研究和探索，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冲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思想是：民主法制建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他提出，要做好民主法制建设这篇大文章。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彭冲这个名字，对于建国以后江苏和南京的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彭冲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等职。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指派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一起赴上海去接收党政大权，去稳定局势，恢复生产，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支撑一方大局。彭冲在上海的四年，是风雨雷电的四年——紧张、热烈而带有惊险色彩。

急派中央工作组，彭冲受命赴上海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过电台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而从10月7日开始，就分批把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召到北京去“打招呼”了。彭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第一批被召到北京去面谈的。整整20年后的1996年10月，他是这样回忆这一段往事的：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桌上的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拿起听筒，里面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局长的声音，话很扼要，但有点严肃。他说：“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什么也没有多问，就搁下了电话。当然，心中的纳闷是有的：中央相召这么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到飞机场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还有廖汉生、丁盛同志，他们当时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和司令员。到了飞机上一看，已经坐在机上的还有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持工作）和周纯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原来专机是从上海飞过来的。马天水一见面就问我：“去北京有什么事？”我说：“我还不跟你一样？”他就不吭声了。

到了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们很快就被接到西山开会的地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已等在那里了。1976年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谈话，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强调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讲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批判，说明办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据的。于今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强调无疑是正确的，这才有利于统一认识，稳定大局。

我们听了都很振奋，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几人都表示拥护。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三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

这个“打招呼”会议在1976年10月8日又开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气氛极好。1976年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又找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谈了一次。我们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彭冲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他说：本来以为无非是中央对揭批“四人帮”再作进一步的部署罢了，哪里知道，这次是中央要把我们三人（苏振华、倪志福）紧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议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大计。

当时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中央交代我们：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任务，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当时的职能机构去搞。有人如果乘机捣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

在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他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有举足轻重之势。叶帅强调去上海的方针是稳住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抓住揭批，取而代之。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叶帅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几年的实际工作，我们一直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1976年10月13日晚上的会议上，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以这样的头衔任命苏、倪、彭三位，自然是为了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经有过的兼职，并足以压倒“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实现中央对上海的领导。但这项任命直到1976年10月20日才正式发表，这是因为中央在选择一个时机。中央要以最恰当的时机来鼓舞士气，支持群众，打击敌人。

工作组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由苏振华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除倪志福、彭冲参加外，又增加了如下几位：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严佑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车文仪，时任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毛联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

这几位都是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将分工掌握上海一个系统的运动和生产，后来都成为上海新市委的副书记或常委。中央工作组还有一位领导成员陈锦华，时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他已先被派往上海，以了解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最新活动情况。

苏振华在会上郑重地告诉大家：“四人帮”虽已被拘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的手里，而且正在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要影响全国。所以，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此事十分紧迫。请各位稍作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尽管当时中央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要向各方派出得力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向上海派人还是得到了中央和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被派往上海的干部虽明知那里的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但仍以参加中央工作组为荣，得到通知后立即奔赴新的岗位。

中央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组，计有省部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8人，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在他们之中，当时只是一般干部和年轻人的，后来许多人很快成为党和国家机关的骨干，成为部长、驻外大使或部级企业的总裁、总经理。有的当时是司局干部，后来被推选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人乘坐海军的专机飞抵上海。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在组织安排其他人员以最快速度赶赴上海后，同机抵达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并未“天下大乱”彭冲从到上海的第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复杂混沌的世界，这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复杂世界。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行14人乘坐的海军专机于10月19日下午6时左右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机场一片沉寂，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飞机落地已经十余分钟了，还没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趋前过问。正在这时，海军驻上海部队的一个车队飞快地驶进机场，一字排开停在专机旁边。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走下车来，登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并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苏振华的眉结舒了，向倪志福、彭冲微笑了一下，招呼大家说：“同志们下飞机吧！”

在机场候机室里，早已有两个人在等候：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一个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两人走上前来，对苏振华说：“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穿着海军制服的苏振华面色严峻地说：“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跑到这里来的呢？”两人还想说点什么，苏振华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飞快地走了。他们第一次抵达上海的这几天，是住在海军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这里，他们将摸一摸上海的脉搏，然后制订接收上海的各项计划。

原来，中央工作组第一次飞抵上海的事，当时中央没有通知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军上海基地，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还没有向各级正式传达和向全国公布，中央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中央工作组开进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控制下的上海还有风险，尚须一定时日保密。

可是，没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卫处居然抢先一步进入机场，可见“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当时获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枢纽之灵了。而其时，正是“四人帮”上海的余党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关键时刻。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这一幕有点惊险色彩。但对我们几个老兵来说，会上这些小把戏的当吗？谈何容易！但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找当时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听了中央“打招呼”之后回沪的马天水谈话。谈话是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一起谈的，要马天水汇报从北京回来以后做的工作和思想认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神态从容，主要是听，也插一点话；马天水则精神紧张，讲得结结巴巴。这颇像一出当代的“三堂会审”。同马天水谈完，接着就找王秀珍、徐景贤来个别谈话，还是“三堂会审”。同马、徐、王逐个谈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时了。每谈完一个，当晚就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秘书分工向中央办公厅汇报谈话情况。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还分别会见了王一平、韩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况的陈锦华等人，了解“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也了解上海干部群众的认识和动态。

中央工作组如此紧张地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之前，“四人帮”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

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到中央开会的。对这个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纯麟而不是通过他转告，马天水与徐景贤、王秀珍当时就议论过，觉得“不正常”，特别觉得开会内容“太不摸底”。以往马、徐、王他们去北京开会，事先总会得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预告，这一次为什么“中央首长”一点招呼也不打呢？他们往北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住处一个一个挂电话，或没有人接，或联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马天水到了北京，听了“打招呼”之后，已为纪律所制，不敢与上海联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与马天水又失去了联系。可是，有几个小人物正以各种暗语向上海报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有人在北京给王秀珍通电话时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有人给徐、王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塞！”这些推波助澜的小道消息，促成了“四人帮”上海余党有如下行动：

10月8日下午2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其他几个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礼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举行紧急会议，分析北京的情况和各路消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讨论“上海怎么办，要有紧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在沪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号称有百万民兵）负责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发出指令：“一切行动由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向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下了三条指示：（1）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2）要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3）要立即加强电台、报社的警卫。徐景贤还向他们讲了一个事例：当年苏军出兵捷克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指挥，对别人的指令都不听。此时举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骨干朱永嘉赶到以上四家新闻单位逐一布置任务：布置《文汇报》，“如果他们（指中央）发来某某反党集团的消息，我们不登，我们登出《告全国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跑到《解放日报》命令，“假如《人民日报》登了那类消息（指粉碎‘四人帮’一事），纸型来了，你们不要印”；要求广播电台：“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不要转播中央电台的消息，广播上海‘两报’的文章”；还规定，电台、报社听他指挥。朱永嘉在名义上虽然不过是写作组组长，“文革”中却是上海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与张春桥、姚文元有单线联系，取得张、姚的绝对信任，掌握上海舆论大权，甚至压过了徐景贤。因此，他在发动武装叛乱以对抗中央的问题上有疯狂的信念，已经制订了“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等口号，准备印发《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文章，妄图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负隅顽抗，“打一个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贤这边，晚上果然下了这样的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指挥位置。

1976年10月9日他们又紧张活动了一天。最大的动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了10个区、5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名落实徐景贤的手令。

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蠢蠢欲动的关键时刻，1976年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这样，马（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后，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脑，从而使“蛇无头不行”，打乱了他们妄图武装叛乱的计划。同时，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10月10日以后，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由种种渠道逐步传进上海，涓涓细流温暖了千万人的心田。上海滩很快就沸腾起来，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工作艰巨复杂，更见领导艺术

中央工作组在上海经历的斗争，于今回顾，客观地说，即使不能说是惊涛骇浪，也绝不能说是风平浪静。

中央工作组的对手，有党棍，有文痞，有地痞，是一帮在上海冲杀厮混了多年的“地头蛇”。中央工作组本身，是几天之内仓促集中后从北京赶来的，人生地不熟，因此，每跨出一步，都要遇到困难和阻力。

这时，就充分显示了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的革命坚定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互尊互谅的团队精神。三位主要领导人，苏振华是一位著名将领，倪志福是一位著名工人领袖和劳动模范，彭冲同他们二位都是初次相处，又初次共同运筹解决这么一件大事，可是他们之间在工作中彻底实行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多谋善断，因而使中央工作组在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当时非常重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依靠他们去打开一个一个系统的局面。如依靠林乎加（经济专家和农业专家，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对全局和上海有深刻的了解）去打开工交系统的局面，依靠严佑民（公安专家）掌握全市揭批“四人帮”的专案工作，依靠陈锦华（当时中央工作组里最年轻的领导成员）去打开文化系统的局面，依靠赵行志（资深外交官）去打开外事系统的局面，依靠郑拓彬（外贸专家，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去打开外贸系统的局面，依靠彭德清（海军高级将领，交通部副部长）去打开交通系统的局面，等等。他们还特别重视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受“四人帮”排挤的王一平、韩哲一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或者说运动的阻力首先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滩大捞了多年的新贵们，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吗？武装叛乱不成，就搞种种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干扰和破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能回忆起的材料有如下数例：

第一，1976年10月16日下午，南京路上的20路电车正在行驶，忽然一个乘客发现座位上有一张传单，上面赫然写着：“谁搞隔离审查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第二，果如李先念所说，有“四人帮”余孽大造彭冲的谣言。1976年11月6日，解放日报社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工厂反映，交通大学贴出了‘彭冲滚出上海去’的大标语，快去报道！”交通大学是当时揭批“四人帮”很积极的单位，在上海起着带头作用。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而是这家工厂一个王洪文的“小兄弟”放出来的谣言。就在这个月的一天，我（本文作者———编者注）忽然接到江苏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南京传得很普遍，说“彭冲遇刺”，警卫员也受伤了。我回答说：彭书记很平安，没有此事，请各位放心。彭冲听到这个消息时，哈哈大笑。

第三，1976年的11月、12月，上海市场上的大路货“飞马”牌、“海鸥”牌香烟突然脱销了。一查，原来问题出在烟糖公司的一个头头身上。此人是王洪文“五虎将”之一的一个亲信，以“我已指挥不动”为借口，消极对抗，看中央工作组的笑话。有几天，市场上还忽然刮起了一股抢购毛巾和火柴的怪风，有人一次买走几十条毛巾和几十包火柴。商业部门有人建议限量供应。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对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了然于胸，应付自有办法，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位领导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彭冲说：“不上这个当，毛巾、火柴不能当饭吃，顶一阵就过去了。”果然，顶了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真正的困难是有的。彭冲分析说：“毛巾、火柴这类商品，仓库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紧急生产和调运也不难，这点本事商业部门还有。我们担心的是这十年‘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之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规律，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群众生活再苦也没关系’。把干群的思想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彭冲以他几十年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方面配合苏振华、倪志福领导运动，一方面当仁不让地从一进入上海就开始抓生产，频频召集计划、工交部门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情况，提出措施，布置任务。

群众发动起来，万炮齐轰“四人帮”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被洗了三天脑，于1976年10月13日（就在这一天，中央把彭冲第二次接到北京，组建中央工作组，准备接管上海市委）被放回上海，中央责成他们向上海干群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内部文件并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招很厉害，一石三鸟：既让马、徐、王自己把自己放到阳光底下照一照，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牵制住那么多“四人帮”上海余党的蠢蠢欲动之念和狗急跳墙之举；更可以打开闸门、推倒围墙，放手发动上海的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上海传达到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下午陆续传达到群众。一夜之间，已经听到许多小道消息的上海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全市所有的大街通衢，一下子涌现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万炮齐轰“四人帮”。最热闹的是外滩，从北京东路外滩向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前面，一直延伸到延安东路外滩，所有的防汛墙上、大楼墙上，都贴满了大标语。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党中央！打烂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绞死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砸烂‘四人帮’在上海的老窝！”“揭开上海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老实交代！”……

从10月15日下午2时开始，一队又一队手擎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自发地来到外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表示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从下午5时起，人群源源而来，外滩人山人海，口号此起彼伏。每过来一支游行队伍，两旁群众就热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个身历其境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上海的民心、军心、党心，是向着党中央的，无比仇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交通大学、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轮胎一厂、南洋模范中学、湖南路街道办事处、上海越剧团等单位约10万群众，不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规定，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张贴大字报，开展广播宣传。许多群众还拥进了王洪文所住的22号楼，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学的师生走在这场群众运动的前面。他们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周围刷出使马、徐、王心惊肉跳的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集团的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到院子内，向群众表态，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等，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还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有3万多人参加。这个大会通过了向党中央的两点请求：一、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表达了对马、徐、王主持的上海市委不予信任。二、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上海的群众又自发组织了一次以工人为主的100万人声讨“四人帮”大会，有200多个单位参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以上两个大会的功绩，是剥夺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主动权，打破了他们妄想领导、操纵这场运动的企图，显示了上海人民群众心向何处。

马、徐、王乱阵脚，苏、倪、彭撑大局

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心慌意乱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如下：

在徐家汇、康平路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交通大学学生等刷出了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的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这个电话，话中有话，软中带硬。

到第三天深夜，马、徐、王又向中央发出第二个告急电话：

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指当时尚在马、徐、王主持下的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发起定于明天（19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当时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这两个电话稿，均经过马天水、徐景贤一字一句地精心推敲，既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狼狈相，同时也对中央施加一点压力，妄图使中央能够出面为他们解围，威胁与告急并举。

党中央高屋建瓴，因势利导，抓住战机，当机立断，深夜通知上海：

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和你们联系的。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紧张。他们对于中央派彭冲去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

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抵达上海后，在海军上海基地住了四天，了解情况，观察动态，交换看法，以便向中央汇报。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当前情况和对策并取得中央指示后，从北京飞到南京停留一天，上午再次飞抵上海，住锦江饭店南楼。从粉碎“四人帮”之日起，中央以及外事部门即决定上海停止接待外宾。这时，苏振华的随员是：秘书1人，机要员2人，打字员2人；倪志福的随员是：秘书2人；彭冲的随员是：秘书3人。彭冲对我们说：中央工作组是强大的，上海干群是迟早要起来革命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因势利导，趁热打铁。你们要抓住情况，反映动态，尽可能到现场看看。

彭冲的工作班子与倪志福的工作班子一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时，用的是一个餐厅。倪志福每天要的夜餐是一碗阳春面，天天如此，这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林乎加、严佑民、陈锦华、郑拓彬、赵行志等同中央工作组的其他人员住在一起，便于直接指导各系统的运动。

这一时期的彭冲是很忙的，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熬通宵也是常事。如此夜以继日，日复一日，有几个月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彭冲，常年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和一贯乐观的心情，给了他一副好身体，始终精力充沛，精神抖擞，从未见他有任何疲惫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