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祖超，医学统计学家，军队卫生统计学家，医学教育家。他于本世纪40年代最早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医学统计方法，著有《医用数理统计方法》一书，是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开拓者，为推动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0年代初，为适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战争中卫生工作的需要，他着手创立军队卫生统计学，是第一位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搜集和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实施者。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专业人才。

中文名：郭祖超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市青浦县

出生日期：1912年1月20日

逝世日期：1999年4月2日

职业：医学统计学家

毕业院校：国立中央大学

代表作品：《医用数理统计方法》

郭祖超，于1912年

1月20日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郭庆镛原是清末秀才，新学兴起后曾担任过中、小学教师，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常告诫子女们：“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妬之徒也。”这句话在郭祖超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祖超7岁入初小学习，9岁升入青浦商校，11岁读初中，14岁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于著名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为苏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在第一师范学校他学至17岁，因家境不济而辍学，暂在苏州任小学教师一年。次年复学后，他即以苏州中学高中师范科第二名的成绩被保送至当时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入教育学院教育心理系。经过四年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郭祖超于1934年以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育统计学助教，时年22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祖超只身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他出于爱国热忱，于1939年与同事深入黔、鄂、川腹地进行中、小学教育测验。1943年，经同窗吴襄推荐，郭祖超调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任统计学讲师。在此之前，他曾受业于教育统计学家艾伟教授。在他即将转向医学统计专业时，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对他恳切地说：“医学上的数据绝大多数是用仪器测量而得的，比较客观，其中蕴藏着深刻的规律性。医学统计是发掘这些规律的有力武器，但目前在这方面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希望你好自为之。”郭祖超对此铭记在心。从此，他以医学统计学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1945年，郭祖超升任副教授，时年33岁。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郭祖超随校迁返南京。1947年，由医学院推荐，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郭祖超于9月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生物统计，在统计方法、生命统计及寿命表、医院统计、流行病学等方面得到了深造，并加入美国统计学会。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已惶惶不可终日，这时郭祖超毅然如期归国，并拒绝了前往台湾的劝说。在一些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影响下，郭祖超积极参加了南京解放前夕的护校应变活动，迎接曙光的。来临。

1951年，郭祖超升任教授，时年39岁。1953年，医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为适应公共卫生学科须深入军队卫生工作的新形势，郭祖超要求到基层搜集第一手资料。他率领一个11人小组来到当时的沿海前线地区——舟山群岛，成功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为后来建立军队卫生统计学作了初探。1954年2月，郭祖超奉命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总结。他提出了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卫生工作统计资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汇总，以利我军在现代战争中的卫生建设。这一建议后来被全面实施了。同年8月，第四、五军医大学合校，郭祖超举家随校迁往西安。在第四军医大学的30多年中，郭祖超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咨询等任务，并有大量著述问世。

1956年6月17日，郭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11月，郭祖超由职工被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并由国防部授予中校军衔。1964年1月晋升为上校。1986年晋升为一级教授，享受正军级待遇。1988年改为文职。

郭祖超著述丰硕，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作品问世，其中尤以第一、二、三版《医用数理统计方法》一书最为卓著，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祖超于1943年投身医学统计学领域并矢志拓荒之初，所见偌大一所中央大学图书馆中的统计学书籍总共不足10本，且多为外文，临床上常用的正常值也从国外照搬。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运用统计方法对医学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揭示其固有规律的必要性。为此，他认为首先应编写一本系统介绍医学统计学方法的教科书，必须从医学实际问题出发，充分运用中国人自己的资料，来阐述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及思维方法。从此，他终日钻在图书馆里查阅文献和搜集资料，先是手工精抄，然后整理、计算、分析、归类、编写。他借助一把算盘和两本表——对数表和巴罗表这些近乎原始的计算工具，运用相当先进而复杂的统计方法，精确无误地处理了大量统计资料，其中包括多达12位有效数字和直至第6位小数的开方、小数幂、阶乘等运算。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仅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一部27万字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郭祖超的这本处女作，在中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医学统计学。书中广泛采用中国人自己的资料阐述t检验、F检验、卡方检验、直线回归与相关、多元回归及曲线回归等当代先进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内容详尽，条理清晰，资料翔实，笔触新颖，深入浅出。全书贯穿着一条通过医学实际问题讲述统计方法并归结到解决医学实际问题的主线，将统计分析与医学研究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富有独创性的编撰，使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易于阅读，乐于接受。此书于1948年9月出版，立即受到当时教育部的奖励，并定为“大学用书”。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这本书对于医学统计学在中国医学界的推广、应用、提高，以及对专业队伍的培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嗣后，台湾正中书局于60年代初又根据该书原版本翻印，至1974年9月已发行“台三版”，并由香港和日本的书店向海外总经销。

50年代末，为适应医学科研工作的发展，郭祖超开始着手对此书全面修订。他充实了该书方差分析的内容，并增加了实验设计、半数致死量以及曲线回归等方面的章节，篇幅扩充到45万字，更名为《医用数理统计方法》，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63年6月出版。此书博大精深，基本反映了本学科在60年代初国内外的水平，并继续保持和强化了第一部专著的独特风格。迄1965年10月再版时为止，此书累计发行15000册（不包括台湾翻版）。就这一学科而言，如此畅销不衰，在中国实属空前。该书被公认为中国医学统计学的代表性专著，并被专业人员视为经典。

70年代后期，郭祖超看到近20年来，国内外在统计方法应用于医学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及其软件的进步又大大开阔了医学统计学发展的领域，这些条件都是60年代初期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深感全面修订该书已势在必行。为集思广益，兼收各家之长，也有意提携后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学科在中国日益壮大的专业队伍的水平，郭祖超于1979年初邀请了几位曾长期受业于他的学生来到西安，共同商定编写方案，并订出实施计划。1986年全书脱稿，新增圆形分布、多元分析、综合分析、调查设计等九章。1988年10月，140万字的《医用数理统计方法》（第三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具有80年代水平的医学统计学巨著。

除此专著之外，郭祖超还发表了大量论著。如1984年发表的《统计资料的再分析》一文，提出“人们的认识是螺旋式上升的。统计资料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分析，往往可以提炼出更多的信息来。”再分析“说明认识的逐步深化……”。这一观点引起广泛的反响。在1986年至1989年举行的几次有关专题学术会议上，这方面的论文多达百余篇，并形成了对统计资料再分析的理论和若干种方法以及一大批研究课题。再如，医学上有许多角度性资料和周期性资料难以用一般的线性方法分析。70年代国外发展了一种“圆形分布”理论，郭祖超不失时机地把它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改造后，首先试用于克山病的发病时间分析和脑电图上升角、主峰角的正常值计算，再报道推广，从而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郭祖超于不同时期发表过不少这类具有导向性的论文，收到明显的效益，可见他造诣之深，观察力之敏锐和预见之准确。

早在原中央大学医学院方始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的50年代初期，当时全院不少学科都面临着如何尽快适应为军队正规化建设、为现代战争服务的迫切问题。郭祖超出于爱国热忱和强烈的责任心，率先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来到舟山群岛驻军的师、团、营、连各级部队，实地进行有关卫生工作的调查研究，亲自从原始的门诊疾病登记和住院病历中转录、整理出统计资料，并抽样观察其记录过程，以检验准确性。他一再教导学生们：“这就是原始数据，是统计资料的来源，这是一切统计分析的基础。原始数据若发生错误，是任何复杂的高级的统计方法所不能弥补的。”他言传身教，一丝不苟，所得资料翔实，分析正确，结论恰当。郭祖超是第一位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搜集和处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实施者。他下决心要建立起科学的军队卫生统计学科，直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务，为正义的战争服务。1954年郭祖超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时提出，要全面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工作统计资料的计划，后来，由曾同他在舟山群岛驻军中调查并受到他亲手严格训练的一位学生，在1956—1957年参与主持领导下完成了，并编印成一本长达570页的《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统计资料》（内部出版）。这本资料以翔实的数据、完整的项目、准确的计算和丰富的内容，科学地反映了当时条件下军队卫生工作的特征和规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珍贵历史文献。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此书在规模上、数据精度上都明显地超过了美国1984年出版的一本反映侵朝战争时期美军伤病死因的专著。

1956年，郭祖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统计工作教范》的主编工作。在编写过程中，他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部队、医院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在试点的基础上反复修改，使教范力求完善。此教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57年颁布实施，从此全军部队、医院的卫生统计原始登记表格和指标分析方法有了统一的规范，对促进我军卫生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推进作用。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出版了郭祖超主编的《1974年度全国应征青年体检资料的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真实地反映出十余万青年的体质特征，指出了体检不合格者的主要原因及应征青年的疾病特点，同时也阐明了新兵入伍后防治工作的重点。该书对今后修订应征青年体格检查的标准和预测某些指标将达到的水平，也是极富有科学性的重要参考。

为适应培养正规军医的需要，郭祖超自50年代以来编写和组织编写过多种军队卫生统计学教材，供军医大学以及军内其他单位不同层次学员学习之用。他充分运用多年来深入部队基层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和经验，并参考了各种有关军队卫生统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编纂了军队卫生统计学的对象和任务、军队卫生统计学的发展史、军队卫生勤务中统计调查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的健康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时与战时军队卫生勤务的统计和报表制度等崭新的内容。为更快地培养专业人员，郭祖超不辞劳苦，主办了多期全军军队卫生统计训练班，并赴各地巡回讲学。由于郭祖超以及其他同志的不懈努力，军队卫生统计已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充实的内容，成为军事医学中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郭祖超自幼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的高风亮节的熏陶。他常听老师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故直至学成名就后，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品质，毕生安于清苦的教书生涯，以培养后生为己任，乐而不怠。

自1934年以来，郭祖超已执教50余年，其间在医学统计学教学岗位上近50年，堪称一代宗师。他用毕生精力辛勤培育的大量专业人才已遍布全国各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及其它卫生部门，其中获高级职称者约占中国本专业现有高级职称人数的1/3。经郭祖超直接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已有20余名，其中包括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卫生统计学博士学位研究生。而由郭祖超的学生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人数又早已超过他本人培养的研究生人数了。这一代一代的师资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阶梯式专业队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医学统计学专业人才的结构。

郭祖超培育学生既十分严格，又细致入微。在50年代初，他向一位进修生详细地讲解并示范手摇计算机的操作要点，包括手握摇把的位置、姿势、松紧、角度、转动时如何巧用腕力等，细微之处，无所不到。这既是训练专业技术，更是培养治学态度。经过如此科班教育，这位进修生近40年来不但自己恪守不逾，而且也以此教导他的学生。郭祖超选拔人才不拘一格。1949年，他公开招聘医学统计学助教，于众多的应考者中单单选中了一名小学教师，经过培养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他所培养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的成长过程，则是这方面又一个生动的实例。1974年，郭祖超看出中国卫生统计专业师资即将出现严重失缺，拟选择一些青年来补充。当时，这位青年尚在中专一年级学习，郭祖超独具慧眼，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他虽然年轻稚嫩，且基础薄弱，但却能奋发不息，显示出强烈的上进心和一定的自学能力。郭祖超先热忱地指导他补习基础知识，攻读外语，继而派他去外地参加医学统计学高师班，并谆谆叮嘱他要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后来这位学生去干校劳动时，郭祖超又要求他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坚持业务学习，并指定其翻译一本英文统计学专著，还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寄回若干译文，由郭祖超亲自批改后再寄还给他。就这样，一个肯教，一个愿学，这位学生很快得到了提高。不久，他终于考取了郭祖超的硕士研究生，接着又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研究生，后获该校理学硕士学位，参加了英国皇家统计学会。该生回国后，又考取了郭祖超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7月，这位由郭祖超亲自选拔、指引而自学成才的青年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从1974年时的一名中专一年级学生，至1988年的14年间，他跨越了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在国内外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33岁就跻身于副教授的行列，如果没有善识良驹的当代伯乐，这匹千里马是不可能如此飞速奔腾的吧！

郭祖超一生的志趣在于治学和育人，从7岁入学至今年届8旬，始终乐此不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认为：人生的乐趣在于敲开科学的大门，一旦进入科学的殿堂，其乐趣是任何物质享受所无可比拟的。他又主张：知识不是私有的，既曾受之于前人，亦必须授之于后人。有了知识首先要使它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科学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后来者理应居上，才能使科学事业日益发扬光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进行科学实践和传道授业，从不背离。

郭祖超学识渊博，根底深厚，集数学、医学、教育学、预防医学于一身，并曾赴国外深造，为他的事业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尤为同道和后生敬慕的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他不仅以此律己，同样也以此育人。如在组织编写《军队卫生统计学》教材时，他根据自己以往撰稿的经验提出了12条要求，从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到图表、符号、公式、文字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有不合格的均予退回重写重抄。他常说：“严谨的科学作风是靠平时养成的。”

郭祖超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直至年届古稀仍不稍减。他除去承担日常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进修生外，还要完成大量的撰稿、审稿和咨询等工作。仅据1980—1982年3F年的统计，郭祖超编审过4部书，审阅了176篇论文，达250万字。有些文稿还要逐字逐句修改，有的则需大段重写，郭祖超总是认真批阅，从不厌烦和敷衍，并如期交还作者或编辑部，从来都不压稿。有的原稿写作草率，他也都予以认真复核，并工整地写出评审意见。

郭祖超对来自各方面的咨询一律给予热情接待，耐心解答。每当有人来咨询，他总是把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马上停下来，却又毫无愠色。他认为接受咨询是作为人民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这种研讨又从来都是双方受益的，人家把知识送上门来，正是自己增长学识、汲取营养的极好机会。他在接受咨询时，总是先详尽地向对方探问所涉及到的有关专业的细节，甚至实验的做法、数据如何记录等，直到弄清问题的实质，才开始给予解答。“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是郭祖超的又一座右铭。向他请教过的人无不交口赞誉他谦恭真挚、平易近人的美德。人们说，和郭教授在一起研讨问题，犹如沐浴于温暖的春风之中，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郭祖超如此做来毫不勉强，与其高尚的品德修养和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郭祖超在学术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十分注意发扬学术民主，与别人平等地探讨问题，从不以权威自居。1980年，郭祖超在杂志上发表了《医学研究中角度资料的统计处理——脑电图上升角、主峰角正常值的计算方法》一文，一位读者对此文提出异议。郭祖超在详细阅读了编辑部转来的信后，发现其观点虽有局限性，但也有可借鉴之处，于是在提出正确答复的同时，特致函编辑部：“为了鼓励年轻同志敢想敢说的精神，建议发表。”杂志编辑部遵嘱将来信和复信同时发表，并特撰按语，热情称赞郭祖超的高尚品德。

1979年，郭祖超欣然担任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统计学》分卷的副主编，以支持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主编此书。他除了亲自撰写若干高难度条目外，并全力协助主编的工作，详细审稿，严格把关，对全书作了逐字逐句的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多次编委会议上，郭祖超总是以他谦虚谨慎的态度，广证博引的作风，勇于探索的精神，使讨论会既能各抒己见，又达到集中统一。对于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他总是先仔细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再认真查阅文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理、有据、有分寸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郭祖超在大家心目中是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从不以势压人，也绝不随声附和，而总是实事求是，恳切真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同编委们平等商讨。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和主编以及全体编委的共同努力，这个由11人组成的编委会，形成一种认真负责、畅所欲言、协商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大家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合作、令人向往的集体。就连一家出版社的编审同志也感慨地说：“象你们这样的和谐风气确实是少见的。”

郭祖超的一位已故老同事曾评论他说：“郭教授的成功并非靠天才，而是依靠他的勤奋、认真、坚韧、谦虚。”这是有道理的。

郭祖超自幼家境贫寒，又饱尝过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他想报效祖国，却不得其门。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郭祖超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他深感这是革命烈火开启了自己的良知。他动情地说：“科学工作者是相信真理的，而真理只有一条——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党组织的亲切教育和培养下，郭祖超觉悟到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知识分子只有紧跟共产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基于这样的思想，郭祖超精神振奋，工作积极，靠拢组织，进步很快。他的行动，对当时某些尚处于观望徬徨之中的知识分子起了榜样的作用。可以说，郭祖超在这一时期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的性格本偏于内向，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自1951年起担任全院工会主席，又在南京市第五区开创了居民生命统计，成为全国的试点之一。1956年郭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教授中党员是很少的，他对自己订下五条规则：第一，生活不特殊化，不管到哪里，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大家住哪里，我住哪里；第二，态度诚恳，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不摆教授架子；第三，说话通俗，不咬文嚼字，不说群众听不懂的话；第四，尊重别人，举止大方，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第五，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特别是学习先进。他对此数十年恪守不逾。郭祖超把自己和党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头脑里经常想的就是怎样为党工作得更多更好。他常说：“只要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在医学上起个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我最大的愉快。”有一个时期，郭祖超每月交纳党费100元，并将稿费的大部分也交了党费。当时郭祖超已是全国著名的教授，收入也较丰富，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老专家受到迫害，郭祖超也难于幸免。在那乌云遮天的年月，他未曾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郭祖超仍写出了《医学统计方法中的若干辩证法问题》的论文，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顽强的求知欲望和探求真理的勇气！

郭祖超现已年逾8旬，仍以伏枥之志，奋蹄不己。回顾他的一生，似无轰轰烈烈的惊人之举，亦无撼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只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和全部才智奉献给了中国的医学教育和科学事业。人们所熟悉的郭祖超，过去着一领长衫，后来是一套布服，再后来是一身军装，案头上一杯清茶、一枝笔、一叠纸和几本书。他天天按时上班、下班，从不无故迟到早退，白天在学校，晚上在家中，每日三个工作间期，从周一到周末，从年初到岁终，从1934年到1949年，又从1949年直至今日，在他的日历上没有休息日。唯独以规规矩矩、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无虚无华、不卑不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谦虚谨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德处世待人。他本是造诣良深，却又虚怀若谷；不图个人安逸，更不追名逐利，但求为人民鞠躬尽瘁。总之，他已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而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在他平凡的一生中，对于灯红酒绿、个人名利漠然置之，真正达到了脱俗的境界。所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郭祖超以自己的言行赋予了它崭新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