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1910—1998），1910年12月生，陕西蓝田人。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士。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文名：汪锋

别名：王钧治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陕西蓝田

出生日期：1910年12月

逝世日期：1998年12月

职业：军人，党委书记

毕业院校：师范学校

信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学历：高中学历

享年：88岁

曾用名：王文钊

性质：常用名

1926年秋参加革命工作，高中学历。早年曾加入师范学校读书。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去蓝田区进行革命活动，任陕西省蓝田团县委书记。

1927年冬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蓝田县学联主席。

1928年4月参加渭（南）华（县）起义。后做共青团工作。

1929年至1930年冬任中共蓝田县委书记。

1930年秋起任中共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

1931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省军委书记。

1932年秋起任中共陕西渭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

1933年3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代理政治委员，同年秋任中共陕西汉中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政治委员。同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

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从事敌军工作。

1935年7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春任中共关中特委党委书记，关中特委司令部司令员，领导游击战争。

1936年12月到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秋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

1942年起历任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关中军分区兼警备第一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副旅长。

1946年1月起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9月起任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党委书记、豫鄂陕边区政府主席、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10月起任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主任。

1947年7月起任陈赓、谢富治兵团（太岳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治委员。

1948年6月起任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区行政公署主任、陕南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1月至1952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

1952年5月至1954年7月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0年2月起任西北局委员，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常委。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3月起兼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

1952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4年8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58年2月增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8年4月至1961年1月任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1年1月至1967年2月兼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61年9月起兼任西北局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底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

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78年1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78年1月至1979年9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政协主席；

1978年1月至1982年1月兼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增选），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汪锋同志，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冬，他担任县学联主席，领导了全县反对学阀的学生运动，遭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全县学生愤而声援，迫使校方收回除名榜。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春，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南越秦岭，联络渭华暴动失败后流入冯玉祥部商洛游击师的同志。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1931年，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1933年3月，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因战斗负伤，回西安治疗。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参与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因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张汉民被误杀，汪锋遭拘禁。他坚持原则，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7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被错误肃反关押，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由王首道同志代表中央释放。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汪锋同志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汪锋同志历经艰险，克服困难，不辱使命，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

1936年9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汪锋同志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的协助下秘密建立团党委，设立秘密电台，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不在杨虎城部搞兵变，加强与杨团结，促进杨内部团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锋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我党解决事变的有关工作，并奉命前往陕西潼关协助杨虎城部特务二团抵御国民党亲日派的进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蓝田杨虎城新组建的独立旅，协助旅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在秦岭布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汪锋同志随许权中旅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驰援忻口战役中，与日军血战。战斗中该旅党员表现英勇，组织出色，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

1938年，汪锋同志回陕西省委工作，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长、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等职。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既避免了关门主义，又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他参与领导国统区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群众，充分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活动。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浪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国统区所有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调回边区学习、整训，保证了党组织和大批党员的安全。他直接领导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党的工作，经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该部党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使这支在形式上由国民党供给、控制的部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功卓著，解放战争开始前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十七路军的秘密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1945年，汪锋同志出席了党的“七大”。1946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领导在国统区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建立通畅的地下交通线。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同志奉毛泽东同志之命，前往商洛地区接应，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领导边区军民很快解决了急需的衣食问题。为挫败十万之敌的“清剿”、“扫荡”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

1947年7月，汪锋同志任陈赓、谢富治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委，率部南渡黄河，解放豫西，挺进陕南。1948年6月，任陕南地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政委，领导陕南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率部解放了豫西、鄂西北和陕南地区四十多座县城，组建了四个军分区，先后建立了十四个县的民主政权，人口达200余万，减轻了西北战场我军的压力，策应了中原战场。汪锋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以后，汪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他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和护送班禅回藏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政府在甘肃主持了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坐床典礼。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民族自治地区开展民族贸易、医疗卫生等工作，做了许多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

1954年后，汪锋同志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他团结和争取大量党外人士，结交了许多少数民族朋友，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他参与了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亲自主持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宫和西北民族学院的建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为巩固党的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陈毅同志率中央代表团进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汪锋同志任副团长，协助陈毅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对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59年西藏平叛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要求汪锋同志就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调查。汪锋同志立即到西藏同西藏工委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很快上报了调查材料，为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民主改革作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6年，为了研究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汪锋同志到青海作调查，提出了在少数民族牧业区对牧主经济采取和平方法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经国家民委党组同意后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肯定。

1958年，汪锋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他风尘仆仆，奔波于城镇乡村，为促进回、汉民族和睦，发展宁夏民族地区经济做出了贡献。

1961年1月，在甘肃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中央任命汪锋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全力以赴救灾。他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散农村食堂，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领导全省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全省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加之中央及兄弟省市的支援，农业连续三年丰收，产量翻了一番，扭转了甘肃的困难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锋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坚信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最终会胜利。1977年7月，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8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他率先著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坚决拥护、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解放干部，支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现了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关心部队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2年，汪锋同志奉调回京，参与领导中央落实政策和对台工作。他为许多台胞、起义投诚人员、文化界人士和在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各界朋友落实了政策；还不辞辛劳为他们妥善解决工作、户口、住房、就医及子女就业等问题。他坚决贯彻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开展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心支持文化事业，在指导话剧《西安事变》的创作过程中，率先倡导在话剧、电影中直接出现毛泽东等领袖形象。并提议在全国挑选能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

1987年4月，汪锋同志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汪锋同志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积极参加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扶贫济困等各项活动，多次为灾区捐款。他关心下一代教育。他一贯关心和支持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十七路军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党史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汪锋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汪锋同志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家的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陕西地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是豫鄂陕边区、陕南根据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是西北地区党的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西北省、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为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汪锋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他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富于牺牲精神，顾全大局，工作严谨勤奋，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胸襟宽广，为人厚道，待人真诚，善于团结同志，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关心干部，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不尚虚名。接触过他的同志无不为他开朗豪放的性格、肝胆相照的风范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精神所感动。许多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各界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在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又凯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小学时有篇长征的课文，说的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吃树根、啃皮带，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理想，为了穷人求解放，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去不断地争取胜利。上课的过程中老师问我，你爸爸是否参加过长征，同学们也都非常想知道，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汪锋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总是开会或下乡蹲点，平时很少在家。一次我趁他正好在家时问起这个问题。爸爸沉思了一会，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参加过长征。可是，同学们不同意，坚持说老革命都是老红军，老红军就一定都参加过长征。两天后我又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爸爸微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回答我。这时妈妈接过话茬说，你爸爸参加过半个长征。“半个”？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在我父亲的检讨材料中，我才搞明白了“半个”长征对我父亲的意义。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兰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了枪伤，潜到西安边疗伤边继续革命。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拓夫伯伯侥幸脱险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父亲，通知他马上转移。随后贾拓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父亲辗转陕南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红军都先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而当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1935年中央军委派我父亲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由于敌人的清剿政策，广大指战员无不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因此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我父亲受命所要协调的杨虎城部是警三旅，该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此次受命，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两支队伍能联合行动，必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4月，当我父亲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父亲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父亲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他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但奇怪的是事后又为什么没有杀？就此在“文革”后我多次问过我父亲，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高，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红军不好杀他。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他就教战士文化和一些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却返转身叫醒战士一起追上了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自己如果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第四，也是最后的，河南信阳是该部的老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受该军的委托在上海证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因此我父亲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被误杀是我党一大损失，而我父亲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曾多次询问过我父亲，他说当时被看押时是五花大绑的，头上套着只留眼洞的布袋，身上背着东西像个驮夫，透过眼洞他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旅参谋长，中共党员）与他一样，被绳子牵着行军，大约一个月过后，先是张明远不见了，他问战士说是放了。后是张汉民又不见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大声抗议，坚持不走了，直到见到军领导，并当面说他们是错误的。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十分痛心。张部本来可以以逸待劳的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红军，实际上是想起到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向对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谅解，认为不会发生战斗，丧失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都未返回，情况有些异常，曾提醒张汉民，而后者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由于警三旅尾随红二十五军太近，因此发生误会就成了迟早的事情。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提及自己参加过长征的原因吧。他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当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时，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着走的。但就是这样，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

从1935年3月九间房事件他到红二十五军时算起，到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期间共6个多月，这就是父亲汪锋的长征时间。我母亲生前多次告诉我，红军要去陕北，你爸爸是个向导。这句话的含意深远，我知道它的分量。我认为我父亲的长征时间虽短，又是另类的，但它同样是伟大的。这个长征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是伟大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而勇于献身的先驱，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秘密战线上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勇气、理想高于生命的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王南宁，汪锋同志之女。1949年5月生于鄂豫陕根据地。老三届、插队知青、工农兵学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天毕业到达北京。半生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退休后在老槐树下务农。

自认人生最大的成就：得与共和国同龄并荣辱与共。

1在北京

地窖里摆上行军床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调往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1959年，中央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他担任了自治区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的时间在宁夏，70%的时间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30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另有一职工住“中院”，后花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假山。

夏天时，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他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一块大冰块回来，用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着，放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变得很凉快，父亲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还摆着瓜果……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他。清朝的那位王爷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底下修了一间密室，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地窖里，很久都不会坏。可是父亲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父亲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去学校，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张叔叔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200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父亲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

2灾荒年

给“右派”送去救命粮

解放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就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家的公务员张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父亲非常神秘地对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12袋白面呢！”这个场景和12袋白面这个“天文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是从牙缝里被公务员无意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让他感到心里非常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原有那么多存粮，我们却突然断粮了，连母亲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的西关什字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分子，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

前两年，我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了解有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生活极为艰难，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虽然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