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蒲家镇）人，帝师唐瑜的第十一代孙，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合称“清初蜀中三杰”，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杰出思想家”。

中文名：唐甄

别名：初名大陶、字铸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省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蒲家镇）

出生日期：1630年

逝世日期：1704年

职业：思想家、政论家

主要成就：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大胆批判专制君主 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 唐甄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合称“清初蜀中三杰”

代表作品：《潜书》

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

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

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清朝市井图

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财政观

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

生产观

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

交换观

唐甄重视商业。他反对过去传统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来，商人的地位，并不比农民低些。他自己就经营商业。而且并不认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现身说法：“有言经可贾者。于是贱鬻其田，得六十余金，使衷及原贩于震泽，卖于吴市，有少利焉。己而经之得失不常，乃迁于城东，虚其堂，己居于内不出，使衷原为矛，主经客，有少利焉。在唐甄看来，经商为牙，亦救死之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至于一般社会上的陈旧看法，说什么“民之为道，土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又说什么“夫贾为下，牙为尤下，”这种贱视商人的观点，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吕尚可以卖饭于盂津，那么唐甄为牙于吴市，又有什么不可呢?“其义一也”。唐甄每以田市并列，农贾并称。他在《达政》中说：“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居货不弃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这可以反映唐甄对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他把“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中善政之一。唐甄又在《太子》篇内这样说，“凡教太子，观于桑，则知衣服所自出，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过市，则见贩鬻之劳，在途，则见负担之劳。……”如果他轻视工商业者，又怎样会这样说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贩鬻之劳”的。唐甄的经济观点是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态，已稀疏地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一些个别城市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然后缓慢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农业经济部门中。在欧洲，人们见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屑于自己。”这一情况，中国亦毫无例外。唐甄正处在这一时期，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就不能不打着时代的烙印。

货币观

唐甄的货币观，充分表露在他所写的《更币》、《存言》等篇中。为了弄清清朝货币

唐甄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一简单的回顾。清朝入关后，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持续达数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闽广人民的反迁海斗争，引起巨烈的地方动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民风日玩，尊称渐亵。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血肉相连的物价问题与货币使用问题，成为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唐甄对货币的使用主张用钱而废银。他说：“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银少，则价昂；价昂，则不易得；不易得，则百货不行，百货不行，则良贾失业?良贾失业，则市场萧条。最终是引起经济恐慌和恶性循环。他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宴人者，子既数见之矣。”其实，这个问题，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货币观点是一样的。顾炎武就这样说过：“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顾氏主张，实与唐氏相同。此外顾氏尚有《明钱法论》、《以钱为赋》等，皆主行钱。为什么唐甄反对用白银作为货币呢?根据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一，白银缺少，不够周转。正如上文所言，“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如此等等。二，银易窖藏，民不易得。“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三、银锡之属，不可为币。他认为银只可为器用，不可为币。此与顾炎武所言同。依照唐甄观点，应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他认为不独行钱，还要大量铸制，大量使用，他对市场上货币收缩，十分不满。他说：“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但是，就唐甄的货币观来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张废银而用钱。这和西欧重商主义者重视金银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又希望市场上货币筹码要多些，不要死气沉沉。既要金银充斥，也要缗钱增多。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处于困惑之中。如果我们深入探刻唐甄货币思想的话，还不难发现，他除主张废除白银以外，还主张货币工钱和实物工钱的并用。“凡禄九个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宫朝官军之所用，皆令输，以钱粟而给之。其在州郡县，常赋皆令输。凡禄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输缗，以钱附录而给之。其在边防、内屯、将禄、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运缗，以钱附栗而给之。”唐甄考虑的是废银而行钱，没有考虑到（1）“钱重难行，民商必病。”(2)“铜不可采，又不易市。”(3)“民欲难拂，俗尚难移。”同时，处于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际，货币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而唐甄却强调“实物地租”的借尸还魂，这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当然，在整个清代的历史长河中，唐甄的这种货币思潮也并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蕴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对于以后的一些清代学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潜书》（1705）是唐甄遗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97篇，并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唐甄在其书的《潜存》篇中说，他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号日《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据有关资料考证，《潜书》的刊刻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刊刻行于世，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后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邓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潜书》是唐甄的论文集，在体例上模仿汉代王充的《论衡》。全书的内容不在于引经注典，更不同于汉后诸儒的文字章句之学，而在于针对时弊，吸取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提出一系列抨击君权专制和倡导以民为本的进步的政教观点和主张，旨在善政养民，摒弃程朱理学，以实学济世扶危，治国平天下。《潜书》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劝学”；上篇下共29篇，自“取善”至“博观”。下篇亦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贫”至“潜存”共23篇。全书主要是政论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论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性才、自明、敬修、讲学、劝学、取善、五经、得师、太子、明悌、诲子、博观、用贤、教蚕、全学、审知等诸篇。

《潜书》上述诸教育篇所阐述的教育主张，是以其反对君权专制政治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学风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和崇尚尊重个性与实学学风的价值取向。《潜书》教育篇章中，论述的教育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重释儒教

其一，以“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家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学说是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歪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学及其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他批评宋代以来的所谓儒学家，空事圣人之言，而“树功则无闻焉”。什么叫做功呢？唐甄以为兵、农、刑、谷利于百姓，能治乱安邦，能使百姓安居乐，能“广济天下”，即是实功。针对宋明理学家只讲修心养性，以致“端居恭默”、“无所施张”、空知无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学真谛的。所谓“性才”就是通过“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体之“心”所焕发并作用于客观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为教育来讲，唯在“尽性达才”。他认为：“性统天地，备万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万物，于彼有阙，即己有阙”。“性之为才，故无不周。何以圣人乃能周世，后儒不能周身？盖善修则周，不善修则不周”。宋明理学只讲“尽性”而不言“尽才”，故无实功可树。他说：“后世之为政者，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终于自废，何以性为!”在理论上批评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是一种未能“尽性达才”的错误教育理论，并指出这种教育实践是弃“仁”之教。相反，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明如日月，涉险履危，四通八辟而无碍也。其见于行事者，使人各当其才，虑事各得其宜；处患难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是“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真儒学之教。唐甄主张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这一主张是对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学独尊文教政策的一个挑战，反映了他对儒学及其教育价值观的改造。

教育目标

其二，提出“全学”教育内容，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

在《全学》篇，唐甄指出：“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所谓“全学”，即包括仁、义、兵三方面的内容。仁与义是历来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但兵则为儒者所不齿。唐甄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批评宋明理学教育只讲仁义而耻于言兵，结果忠臣孝子虽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慑”，为“不仁”、“不义”者虏，国破家亡。由此，他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在《教蚕》篇中，唐甄认为三代以下，官吏不知教民田桑，“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有鉴如此，他主张广教民学习种桑养蚕以及饲缫之法，使“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在《劝学》篇中，他批评后世儒者，将儒家学说裂为文学、事功、道学殊途，“习为迂阔无用于世，是以有薄而不为”，丧失了儒学及其为学的根本。他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应当把教育内容扩大到现实政治、生产与生活中来，不要囿于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锐指出：“国家五十年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是不知“立国之道”“惟在于富”，以致“四海之内，日益贫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张以“生养之道”作为教育内容，移风易俗，使国与家富强。

尊师重傅

其三，提出尊师重傅以加强皇太子教育的主张。

在《得师》篇中，唐甄称誉伊尹教太甲、周公训成王，提出“君德必成于学，而学必得师保”的命题。他以为一国政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君王的德智才学，因此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如何教太子呢？唐甄在《太子》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教育原则与方法：

(1)尊师重傅，即天子以身作则尊重师傅，只有树立师傅的尊严，才能使太子抑尊处卑。在作法上，打破南面临师傅，把师傅作为下属之臣看待的传统，真正使太子处于学生地位，“进退唯命”。

(2)让太子接触社会实际，“春使视耕，夏使视耘，秋使视获，冬使视藏”，从而知道生养之道。除了了解农业外，还应当观于桑、牧、牢、泽、圃、山、肆、市、道等，从而知道衣服、车乘、鼎俎、鱼鳖、果蔬、材木、器用等来之不易，知道商人、兵士、劳役等的劳苦。

(3)注意教育环境，不要异宫而处，异庖而食，异笥而衣，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同时还要禁止同宫女、宦官的接触，因为女色伤身，宦官害政，这是明代政治腐败最惨重的两个方面。

(4)严格要求，“有过必挞”。唐甄主张如果太子不接受师教，不尊师傅，不敬不礼大臣，知而不行，不知农事农穷，不知物土人劳，受了教育而无实际行动，都应当“挞之”。实行严格教育是使太子成为治国之君的必要条件。

在《得师》篇中指出，太子身贵，但“心无贵贱”，“是故天子学同于士，惧而笃学，当百于士”。唐甄打破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从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目的出发，寄希望于储君的教养，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政教思想

其四，提出治化之源在于吏治的政教思想，批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

这一观点是针对明末东林党人过份夸大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而提出的。东林党人封建私塾

顾宪成认为兴学校以教天下是治乱之本，学校教育对上有正君正职官的作用，对下则有“洽于乡里”使“民易使”的效果。所以他们主张在野之士广结盟社，兴书院，造成一种以学校议政监政和改变社会的风气。

唐甄在《尚治》篇中指出，这种观点虽是“善言”但不能行。原因在于“讲学必树党，树党必争进退，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认为读书人以讲学来干预政治的想法和行动，在客观上根本达不到目的，相反只能使“议论害治”，“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因为国家政权操纵于皇帝一人之手，加之所御各级官吏极力维护君主独裁，所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也是很有局限的。

在《富民》篇中，唐甄指出人民之所以贫穷，国家之所以不得治，不是教育无功，而是贪官之害不除。官吏之贪有甚于执刃的盗贼，“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考功》篇中指出；“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得治乎？”所以，治国富民的关键在于整顿吏治，除天下贪官。但如何达到吏治呢？唐甄并没有找到什么有效措施，却又回到教育问题上来。他提倡通过教育使上自君主下至百官要以民为本，以身作则，去贪养廉，论功举贤，足食以养民。显然，这些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幻想。

总之，《潜书》所散论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立场和观点基础上阐发的，带有浓厚的政论性色彩。在上述观点中，提倡实学教育的内容与目的，指陈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等方面，确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政治倾向和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但在其他篇章中，唐甄反复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在有关家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禁欲主义、男尊女卑、君权至尚等倾向，加之阶级的局限，看不到劳动者的力量，并且着意贬低士林清议政治的作用，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果剔除这些消极因素，在今.天，《潜书》中的进步教育主张对于启发人们认识和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是有帮助的。

批判专制制度

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唐甄愤然地说：“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潜书·远谏》)。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指出，国防靠民来巩固，府库靠民来充实，朝廷靠民来尊崇，官员靠民来养活。君主只有爱护人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无道于民，纵然“九州为宅，九州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同前)。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天下难治，人们以为是民难治，实则不然，“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认为大多数官吏“为盗臣，为民贼”他还提出了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政策，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强调“刑先于贵”；呼吁政府帮助农民种值农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唐甄还提倡为民的功利主义，反对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唐甄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顺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

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

“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

“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

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

以贾为生，不辱其身

唐甄《养重》（《潜书》上篇下）

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之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虽然，身为贾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无溺。昔者荆州大水，饥者万人，张居正为政，皆食而活之。是时荆州之士二百余人，赖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无田而无蓄者也。于是得食者皆德之，而处于居正门下，大则贵，小则富。及居正没，皆禁不得进用焉。昔者蜀有二士曰骆纯曰殷正，以文学称。杨荣为相，使使奉书币二而属之于布政使曰：骆殷二子，蜀之隽士也，吾怀其人久矣，君其为我致之来。于是骆子贫而无妻，教生徒于乡里，殷子富有田园蓄牧山林之饶。骆子受书币，越三日而启行。殷子辞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劝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杨公之贤，可与为交，且力能进用我也。然富贵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车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禄不如我岁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终身隐而不出焉。夫荆士骆子之不能守其节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节者，食足也。节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岂不重乎？其在古昔，诸侯能恭俭者，保国之君也。大夫能恭俭者，保家之主也。今之为士者，何独不然？若数口之家，有五十亩之田，俭而守之，可以无饥矣。有百亩之田，俭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亩之田，俭而有蓄焉，可以周亲戚邻里矣。顾有此田实难，无则固穷，有之，则俭守勿失，以遗子孙。是立身垂后之要道，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