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kuò）（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唐代宗李豫长子，唐朝第九位皇帝（779年6月12日―805年2月25日在位）。李适初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即位。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后任用卢杞等，政局转坏。建中四年（783年），爆发“泾原兵变”，李适出逃奉天，后依靠李晟等平乱。执政后期，李适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对藩镇多事姑息，使其势力日渐增强。他在位时期，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寿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六年。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于崇陵。李适善属文，尤工于诗。《全唐诗》录有其诗。（概述内图片来源：《三才图会》）

本名：李适

别称：唐德宗

所处时代：唐朝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长安皇宫

出生时间：742年5月27日

去世时间：805年2月25日

主要作品：《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等

主要成就：初政清明，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

在位时间：779年6月12日―805年2月25日

庙号：德宗

谥号：神武孝文皇帝

尊号：圣神文武皇帝

年号：建中、兴元、贞元

陵墓：崇陵

重要事件：奉天之难

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适出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同年十二月，拜特进，封奉节郡王。

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十一月，李适十四岁时，爆发了安史之乱。次年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天下陷于大动乱之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二十日，代宗即位。五月，委任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肩负起与安史叛军最后决战的使命。同年八月，改封雍王。十月，出镇陕州。

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实封食邑二千户，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即唐德宗。李适在居丧期间，一切行为都遵照立法规定。他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只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李适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叛乱的泾原军占据长安，李适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后依靠大将李晟、浑瑊等平乱。兴元元年（784年），李适回到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被激反叛，李适派河东节度使马燧、河中节度使浑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于次年七月平定叛乱。

经历数次的变乱之后，李适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其对藩镇多事姑息，使藩镇的势力日渐增强。

除此之外，李适在位时，曾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天竺，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诸王、亲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李适与太子平安与否。同月二十三日，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一日，群臣为李适上谥号为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

前期

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

收罢兵权

李适即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罢其所领副元帅等职，让他的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领节度使。同时，李适召“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将其留居京师。

清明节俭

李适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他生日时，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李适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疏斥宦官

李适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后期

在“奉天之难”后，李适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对藩镇多事姑息，使其势力日渐增强。

猜忌大臣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显示了对高级官员的不完全信任。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李适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姑息藩镇

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奉天之难”，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李适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任用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宦官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年），李适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大肆聚敛

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李适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李适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

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贞元年间，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了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为“白望”，他们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及讲论价钱的高低。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来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要勒索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

崇信奸臣

李适在建中（780年—783年）年间崇信奸相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龄掌管财政，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令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李适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参考资料）

削藩之战

参见：奉天之难、河中之战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乱军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李适才得以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次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

安定西陲

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南诏组成了号称二十万的联军进犯蜀地。李适派右神策都将李晟率四千神策军、金吾大将军曲环率领由邠宁、陇右、范阳各镇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与山南东、西道的唐军联合，一同击败蕃诏联军。范阳军追击至七盘，再次击破蕃诏联军，并攻克新城、维州、茂州；李晟率军追击到大度河外，再次大破蕃诏联军。联军饥寒交迫、陨死于崖谷的达到八、九万人。南诏国王异牟寻大为恐惧，迁都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以避唐军。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尚结赞大举入侵。李晟派部将王佖伏兵于汧城，大败吐蕃，几乎生擒尚结赞。同年十月，李晟派猛将野诗良辅、王佖率领步骑五千，攻打吐蕃摧砂堡，途中击败两万吐蕃军，乘胜逐北，攻克摧砂堡，斩吐蕃将领扈屈律悉蒙，在烧毁吐蕃所储物资后回师。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军攻吐蕃，降服河曲六胡州。

贞元五年（789年）夏，吐蕃军三万人犯宁州（今甘肃宁县），金吾将军高崇文奉命率甲士三千前往解救，于佛堂原大破吐蕃，吐蕃军阵亡过半。十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部将王有道率军大破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使，吐蕃军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唐军杀死吐蕃骁将乞藏遮遮。数年后，收复巂州全境。

任用刘晏

李适在位时，任用理财家刘晏总管全国财政二十余年。刘晏针对当时中央控制的地区缩小，军费不断增加，财政入不敷出，物价昂贵，和漕运破坏，关中粮荒等弊病，作了许多重要的改革：

首先是平抑物价。当时物资缺乏，物价腾贵，刘晏以巡院为基地，招募了许多疾走者，随时通报全国各地的物价，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平衡物价。刘晏认为户口增多，则赋税自广。所以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在各重要城市设置粮仓，丰年则贵籴，歉收则贱粜，应民之急，未曾失时。因此民得以安居乐业，户口蕃息，财政收入也大增。刘晏还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所以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次是改进盐法。针对当时盐由朝廷官卖产生的州县盐吏扰民的弊病。刘晏只在产盐地区设官，把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销各地。对于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则由官方转盐于其地贮之，等商绝盐贵时，就减价卖出，被称为“常平盐”。又在全国各地设置巡院，查禁私盐。经过改革整顿，朝廷盐利大增，而民不乏盐，盐税从原来的六十万缗增至六百余万缗。再就是改进漕运法。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由于遭受战乱的破坏，唐朝的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南地区的赋税供给。刘晏采取措施，恢复了遭受战乱破坏的水路运输，发展了过去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缘水置仓，转相受给”，降低了运费，减少了损耗，提高了效率。又设场专门制造船只，组织运输船队，派军队押运，保证中途安全。

刘晏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唐代言理财之效，必以他为首。

税制改革

参见：两税法

建中元年（780年），李适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与吐蕃

参见：清水之盟、平凉劫盟

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李适诏令鸿胪寺：蕃客（泛指外国商旅）入京，各自穿本国的服装。八月，派太常少卿韦伦出使吐蕃，将吐蕃俘虏五百人送还，以示修好之意。

建中元年（780年）五月，李适派韦伦出使吐蕃。同年冬，吐蕃宰相论钦明思等人随韦伦入朝，并进献方物。次年三月，李适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建中二年（781年），李适主动派使者谋求与吐蕃和好，诏书改“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表示两国的对等地位。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于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会盟，厘定两国边界。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求和于河东节度使马燧。李适命大将浑瑊为吐蕃清水会盟使，后定盟于平凉川（今甘肃省平凉市）。十月，唐蕃会盟，尚结赞埋伏大量士兵，图谋劫获浑瑊。最终浑瑊逃脱，会盟副使及唐朝将士多人被俘获。

与回鹘

建中三年（782年）六月，李适任命李涵为入回纥吊祭使。

贞元三年（787年），回纥开始再次称臣于唐朝。

贞元四年（788年）十一月，唐朝与回纥和亲，以咸安公主（李适第八女）下嫁回纥长寿天亲可汗。李适册命可汗为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允许其改族名为“回鹘”。次年十二月，汨咄录长寿天亲昆伽可汗去世。次年，李适命鸿胪卿郭锋持节，册拜其子为爱登里逻汩没蜜施俱录毘伽忠贞可汗（忠贞可汗）。回鹘派达北勒梅录将军前来，告知前任可汗逝世的消息。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回鹘可汗前来朝贺。

与南诏

自贞元四年（788年）起，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即以书信往返商洽。

贞元七年（791年），唐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次年，韦皋致信南诏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次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唐朝。李适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

贞元十年（794年），唐与南诏于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了两国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异牟寻前来朝贺。

贞元十四年（798年）十二月，异牟寻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正旦（元旦）。

贞元十六年（800年）正月，南诏进献《奉圣乐舞曲》，李适在麟德殿前观赏。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南诏派遣使者朝贡。

其它

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朝贡。八月，东僰、乌蛮遣使前来朝贡。

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牂柯、室韦、靺鞨都遣使前来朝贡。

贞元九年（793年）七月，剑南西山羌的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亲自前来朝贡。李适授予他们官职俸禄，送其归国。

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前来朝贺。

贞元十六年（800年）四月，李适任命权知新罗国事金俊邕袭任开府检校太尉、鸡林州都督、新罗国王。

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骠国国王派遣使者悉利移来朝贡，并献上骠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日本国派遣使者朝贡。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李适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但是，李适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初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李适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李适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贾隐林：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

陆贽：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

崔宁：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

杜黄裳：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李吉甫：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

刘昫：①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夐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苟于交丧之秋，轻取鄙夫之论，历观近世，靡不败亡。德宗在籓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故从初罢郭令戎权，非次听杨炎谬计，遂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代。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已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②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③德宗黜贤相，位奸臣，致朱泚、怀光之乱，是失其人也，岂尤其时哉！

孙何：故德宗之初，首降诏书，追行古制，天下钱谷，皆归文昌，咸谓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祸，叛乱相仍，经费不充，使额又建，于是裴延龄以利诱君，甚于前矣。

欧阳修：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宋祁：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

吴奎：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

司马光：德宗愤积世之弊，悯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兴元，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宗社。

王安石：陛下（宋神宗）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髃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苏辙：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

范祖禹：①德宗于危乱之中，斯须不可无贽，及其用裴延龄之谮，则弃之如脱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无所不薄也。②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乱，而不自知其非。

何去非：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

任伯雨：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

罗从彦：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

《宣和书谱》：初在宗藩，誉望已著。性识强敏，一经于目，往往不待学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复如此。齿胄之年，便为统帅。既总万几，颇励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壮大猷。故群臣章奏来上，皆即批答，笔无滞思，翰墨落落可观。

洪迈：朱泚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钱时：德宗，猜忌之主也。

孙承恩：畴咨惟勤，志意亦锐。斤斤其明，强幸自遂。忌刻于始，姑息于终。弊源在兹，多言何庸。

王家屏：猜防苛细，即使听断甚精，如汉宣帝、唐德宗，竟何补于治哉？

刘宗周：说者谓汉业衰于孝、宣，则刑名之过也。唐德宗强明自用，指姜公辅为卖直。耻见屈于公论，而甘受欺于群小。至卢杞之奸，信任不疑，卒有奉天之祸，则猜忌壅蔽之患也。此皆三代以后，不数得之英主，而操术若此，祸败若彼，祈陛下断然设诚而制行焉。……汉宣帝综核苛察，唐德宗恣行猜忌，宋神宗锐意纷更，兼而有之，何得不败！

王夫之：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蛊而外离也。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

谷应泰：德宗甚喜卢杞、裴延龄，甚不喜陆贽、颜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无足怪者。

爱新觉罗·弘历：世之论德宗者，以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阉宦，三曰好聚敛。而不知其致乱之由，则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观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为相，而天下清宁，屡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币，而赐其本军，非务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阉宦也。诏罢四方贡，献非好聚敛也。故翕然称治，防於贞观。而卢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驯致泾原之乱，岂非治乱兴衰之明验与！在奉天时，朱泚围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陆贽，言听计从，下罪己之诏，而军士感泣。怀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贽，至於痛哭，用其谋社稷复安。至於复国之后，鸟尽弓蔵，以谗见远。惧藩镇之祸，而继以姑息。念窘穷之敝，而加以好货。中使用事，天下衰微，是犹弱病方愈，而惩其不能饮食，加之以饱食酣饮，岂不殆哉！原其本末，则始之清眀，由用崔佑甫；其乱，由用卢杞；其复故都，由信任陆贽；其后复防至於乱，由不卒用陆贽而贬斥之。一人之身，所为如是，盖能戒之於有事之日，而不能谨之於无事之时也。其致乱，顾不宜哉！

陈尔干：若夫艳知人之美名，而不降心以求其所近者，唐德宗、宋神宗是也。德宗有一陆贽不能用，而寄小以耳目，伺廷臣之幽隐，意欲人之惊其独见也。而倾险之徒，如裴延龄辈得而乘之。

爱新觉罗·昭梿：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

蔡东藩：①杞乘梁崇义之叛，借刀杀炎，用计尤毒，德宗一再不悟，且宠任李希烈，以堕入杞之奸谋！②代宗之误，误于姑息，德宗之误，误于好猜。③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

崔瑞德：本书（《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

白寿彝：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赵剑敏：唐德宗君临天下共二十六年，算是在位比较长的君主。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与藩镇的对抗之中，却少有建树。在他的晚年，由于对朝臣的失望，开始大力依靠宦官，遂致使在唐代宗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开始抬头。宦宫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息。……史家对唐德宗的评论是：他极力想做个至圣至明的天子，然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靠着幸运才维持了统治。

《旧唐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旧唐书·卷十三·本纪第十三》

《新唐书·卷七·本纪第七》